美的受難
美的存在，稱得上是天意。與此同時，天意給人出了難題，即，如何欣賞美、表現美、尊重美、信仰美等難題。如美學家溫克爾曼言，“認識優美的能力猶如寫詩的天才，是上天的恩賜，但由于這種天才并非自然而然地發生，缺乏教育和指導將會變成虛空和沒有生氣”，“上天把感受優美的能力賜予所有理智的人，但程度卻大不相同”！。在這里，不妨把美與感受美的能力兩者都設于天意與人為的框架之中。
美這一話題，龐大而復雜，非一篇文章所能盡述。但美這一范疇內，有一些具體問題可以細致探討。譬如，感受美、書寫美，離不開美人這一對象。美人在古今文字里的不同遭遇，是本文將討論的重點。
美人一詞，今天看起來，可能顯得輕佻失重———那也是因為后世將其庸俗化，但如果我們能回到美本身、回到古語語境，會發現，這一稱呼，莊重合禮，蘊含多義，且沒有嚴格的性別之分。《詩經·國風·邶·簡兮》寫“碩人俁俁。公庭萬舞”，“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據鄭玄注，“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彼美人，謂碩人也”，這個“文武道備”的“美人”，按常識推，非指女子，或有意模糊性別。再如屈原詩騷，喜寫“美人”，其《離騷》《九歌·少司命》《九章·抽思》《九章·思美人》等，皆有吟唱“美人”之辭章，這“美人”可男可女，更可頌上德尊貴，兼贊人之美態。其中，《離騷》之“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有注，“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人君服飾美好，故言美人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用賢能，則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此處“美人”，兼喻美之形態、神韻、德行。“美人”多次出現于古詩文中，實與天下治亂之想有關。無獨有偶，古希臘，贊“美”之詞不吝于男子，反吝于女子，追求美男子、美少年之完美，強調男子與男子之間的愛慕，實與城邦的政治教育大有關聯，非色相二字能解。古語語境，“美人”并非女子的專屬，更非僅指后世所狹義理解的漂亮女子。美人之事，后來在中土之所以越來越世俗化、女性化，甚至是墮入“風塵”、淪為“紅顏禍水”，很大程度是因為本土詩文執筆者多為男子，也因為美色對治世之想的威脅性。不排除另一個可能性，即，女子能美到美的極致，面對極美的書寫對象，詩文的修辭也有可能相應地到達美的極致，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白居易《長恨歌》），辭章工整，對比妙極。以閨閣之態訴男子心聲頌君臣親密之詩文作者，可謂數不勝數，屈原算是集大成者。世俗化、女性化的書寫傾向，使柔弱美而非雄壯美成為本土詩文審美的重要理想，但這也并不意味著美人是女子的專屬。
既然美人蘊含多義，并涉美貌、德行、治術、詩書、射御等多種文治武功，亦非女子專屬，那么，討論的空間就變得開闊。同時，既然裸像能成為藝術之核心題材、入門教育，美人這一對象，亦無須羞于啟齒。美與丑的倫理價值，并不見輸于善與惡、有與無等相生相成之觀念的倫理價值。
述論“美人”這一話題，可能太過離經叛道，更有不務正業之嫌，但如若澄清“美人”之多重意指，亦能匡正視聽。今天看起來，對人之美及感受人之美的概說，“美人”仍然是最為簡潔到位的提法。澄清這一指稱，便可以繼續下文。
姑且先不論美的和諧性及崇高意義，我們講一個基本事實，即，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文字對美人的書寫，細膩、溫婉又充滿激情。換言之，美能讓文字更美，文字亦能讓美更美。天意人為，兩者有關聯。有心人賞識，天意得生趣味。于本土，對美人的書寫激情，由詩文之始至晚清民國語言變革，一直延續，美人名分前后有異，但書寫的才情一直在。只不過，當新的主義介入文學書寫之后，特別是“講話”成為“新中國的文藝的方向”之后，這種書寫的激情及能力發生了變化，美的趣味及美的地位，相應地，也有了變化。
楊沫的《青春之歌》，這一部能夠進入文學史但顯然無法進入更廣闊閱讀視野的暢銷小說，幫助筆者進入美人之書寫的變化這一論題。或者說，《青春之歌》啟發了筆者對這一論題的思考。楊沫的創作意愿很真誠，想兼得好與正確。這種心態，反映了20世紀50年代較為普遍的寫作傾向，即，寫作人努力適應新的時勢變化，競相用自己最出色的才干，向新的時勢變化表示真心的擁戴及虔誠的信任。文人最擅長的，莫過于創作出既反映新時代偉大又合乎文藝政策的作品，像胡風、郭沫若等詩人，趙樹理等小說家，楊朔、魏巍等散文家，50年代前期，積極寫出順應時勢新變化的作品，如《時間開始了》《百花齊放》《三里灣》《荔枝蜜》《誰是最可愛的人》等，如此種種，莫不是對時勢新變化的及時反應。
出于對文學的喜愛，楊沫在小說里，設置了一些頗具個人創作色彩的構想，如林道靜的身份、林道靜復雜的戀愛史等，這些，都是難以受控制的故事因素。楊沫在一個大的正確的框架下，為小人物命運設置了一個小小的位置——《青春之歌》在“文革”期間被批為“毒草”，又說明威權容不下個人空間。林道靜的形象，耐人尋味。一方面，楊沫想突出林道靜的美，另一方面，楊沫想寫出林道靜的覺悟以突出政黨及領袖的英明領導，但從書寫效果來看，個人美貌與政治要求并不協調。且看林道靜出場的場景：
清晨，一列從北平向東開行的平沈通車，正馳行在廣闊、碧綠的原野上。……不久人們的視線都集中到一個小小行李卷上，那上面插著漂亮的白綢子包起來的南胡、簫、笛，旁邊還放著整潔的琵琶、月琴、竹笙，……這是販賣樂器的嗎，旅客們注意起這行李的主人來。不是商
人，卻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學生，寂寞地守著這些幽雅的玩意兒。這女學生穿著白洋布短旗袍、白線襪、白運動鞋，手里捏著一條素白的手絹，——渾身上下全是白。……她的臉略顯蒼白，兩只大眼睛又黑又亮。這個樸素、孤單的美麗少女，立刻引起了車上旅客們的注意，……她這異常的神態，異常的俊美，以及守著一堆樂器的那種異常的行止，更加引起同車人的驚訝。
作者很想寫出林道靜的美，但小說對林道靜的描述，顯然跟美不太協調，“這女學生穿著白洋布短旗袍、白線襪、白運動鞋，手里捏著一條素白的手絹，——渾身上下全是白”。這身打扮下的“美”沒有說服力，這種“白”既不自然，也不優雅，可能林道靜真是美的，但作者這樣寫“美”，至少不是高明的寫法。從象征層面來講，這個“白”可以自圓其說，它可以象征投身革命者的一身清白，也可以襯托“罪惡”世界的污穢不堪。但從美感的層面來看，起碼從視覺層面看，這個“俊美”沒有說服力，這身打扮沒有美感，反而有點瘆人感。作者所用“樸素”一詞，跟白洋布短旗袍、白綢子、南胡、琵琶、月琴、竹笙等器物，也是不協調的。這些器物，不是“樸素”，反而是近乎“奢侈”了。同時，這些器物的出場，似乎是為了襯托林道靜受過良好教育——最理想的效果是琴棋書畫樣樣精通，但各種樂器的格調及審美趣味是不一樣的，甚至是有雅俗之分、男女之別的，這些器物的堆砌，顯得粗糙、隨意，不合擺放常理，也不合審美趣味的一致性，由此也可推知楊沫對晚清教會女學、官府女學以及民國女學，并不是特別了解。分析這個場景，并不是苛求作者。政治要求高于一切，在這樣的年代，能為個人趣味及情感創設一點點空間，已經是叛逆，同時也是了不起的嘗試。分析美的淪落及受難，
只是為了呈現這樣一個事實，即，威權下的美，不自在、不自然，這樣的美，不具備說服力。不難看出，寫作者處處用心但又處處為難，縱然使出全身解數，想盡辦法證明“小資產階級”覺悟的合理性、無產階級政黨的英明性，仍不能達到要求。《青春之歌》達不到政治要求，“文革”期間，小說淪為“毒草”。《青春之歌》也達不到審美理想，林道靜的“俊美”，不倫不類。文人的藝術趣味與政治的“翻身”趣味之間、“提高”與“普及”的標準之間，有分歧，寫作者很難做到兩全其美。也因為小說這一體裁本身的敘事要求，小說不得不面對生活細節、社會場景等具體事物，詩歌與散文可以用抒情的方式回避“階級敵人”，但小說沒有辦法回避具體的人事，也沒有辦法回避“階級斗爭”中的“敵人”及其言論。為了保全政治正確，只得將不合規矩的枝節修剪掉，幾番裁剪之后，美人之形態及神韻，自然別扭。
《青春之歌》并非特例，有更多的文例可以證實人之美在當代的不自在。具體的，容后文再續述。沿著這個切入點，觀察文學變化，不難發現，本土文字書寫美人的激情與能力，自“當代”以來，已經大為減退甚至是接近消失。80年代以前，我們還可以把美的淪落歸咎于威權的苛求，80年代以后至今，文字書寫美人的激情與能力，并不見得有多么大的起色，我們又可以為這一趣味的巨大轉變添附些什么樣的理由呢？天地自然的美，除了依附于領袖及民族，再難綻放光彩，這一點，詩歌及散文可為例證，如50、60年代的政治抒情詩，余秋雨的散文等，可說明，天地自然之美，在當世文字里的境遇很難堪。天地大美的文字命運，尚且如此，更遑論人之美的文字遭遇。
書寫美人的才情衰退，今人作品里稀缺能夠流傳千古的美人、能令人過目不忘的美人佳句，之所以這樣，深究起來，其實是美善等傳統在當代斷裂的某種表現。
古人恐怕深知美人的巨大威力，美人稍有失控，天下難免德行失衡。所以，古人對著美人，非常謹慎。古人寫美與治美，有智慧有策略———至于智慧策略的好與壞，那是另外一回事。詩文為美人賦予高貴品質，但又暗暗地為美人之美分了等級，進一步地講，等級制反過來鞏固了美的地位，這是古人非常高明的地方。承認色相本身的價值，贊同美的天意，對美人有一個很高的判斷，但又覺得色相不治則亂、非治不可。以《金瓶梅詞話》的人物為例，足見古人心思縝密。且看作者對潘金蓮的描寫，“因他自幼生得有些顏色，纏得一雙好小腳兒，因此小名金蓮”，“不過十五，就會描鸞刺繡，品竹彈絲，又會一手琵琶”，“長成一十八歲，出落的臉襯桃花，眉灣新月，尤細尤灣”，大戶暗中收用了金蓮，有詩為證，“美玉無瑕，一朝損壞；珍珠何日，再得完全”，想必沒有人會說潘金蓮長得難看。雖潘金蓮欲望驚人堪稱淫蕩無度，但這些，無損潘金蓮姿色的美。武松剜心剖尸，潘金蓮死狀極慘，敘述者暗道，“好似初春大雪壓折金錢柳，臘月狂風吹折玉梅花”，惜花嘆美之心，表露無遺。那西門大官人又生得如何？潘金蓮初見西門慶，只見他“生的十分博浪”，“越顯出張生般龐兒，潘安的貌兒”。古時某些美男子、美女子，雖浮邪無度，但優雅詩文凡涉寫姿色，多有憐香惜玉之心，所以，即使古詩文情色曖昧成分多，也好浮邪粗鄙，但在一“美”字身上，確實用功，有了不起的書寫成就。相對于今人，古人對美有不容動搖的信心。試想假如潘金蓮不是那么美，假如西門慶生得如武大郎一樣，“三寸丁、谷樹皮”，恐怕《金瓶梅詞話》會失色不少。以現代人的眼光看，說潘金蓮的身世是一出“美的悲劇”，想必絕不為過。美的遭遇越是不堪，越顯出美的悲劇，但這一切，必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美的高貴：即使淫邪無度，也無損美的自在。縱“紅顏禍水”，但古人從未否定過這“紅顏”之顏，妲己、褒姒等美人，可視為例。各代男寵乃至斷袖男寵，史官沒有無視其姿色。又及，西施、貂蟬、王昭君、楊玉環，若以閨房事論之，各美皆有不得已之難堪，但美本身就是美德，是以能流傳千古。古人既能將美善說成是天作之合，又能尊重美之天意自然，真可謂進退自如。“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老子·第二章》），陳鼓應的注譯是“老子的原意不在于說明美的東西‘變成’丑，而在于說明有了美的觀念，丑的觀念也同時產生了”，這個解釋強調了許多人忽視的“相因”因素。美丑雖相反，但也相因，各有其存在的絕對價值，是“在”而不是“相對在”，美并非因丑而美，丑亦非因美而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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