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之行》收錄了赫爾曼·黑塞對以印度為主要代表的東方文化的理解與認識的文字。他對印度的文學、繪畫、宗教以及經典典籍都有著獨到的見解。黑塞所論的問題涉及到：佛教、婆羅門教與印度教之間的關系，印度的童話，佛教教義的解讀，對于《奧義書》等典籍的闡釋等。此外還有關于印度的五個小故事。其中包括了極具民間傳說色彩的傳奇“一位印度王的傳奇”，具有佛教意味的“印度式生命軌跡”，講述西方人在異域世界經歷的“羅伯特·阿吉翁”，寓言“森林人”以及一個以印度殖民為背景的諷刺故事“新娘”。這五個故事有的詼諧，有的沉重，但無一例外都表達了黑塞創作的主題：個體的一生都在積極尋求本真自我的過程中力圖實現自我的和諧、實現人性神性的統一、實現人與自然的統一。
赫爾曼·黑塞（1877—1962），出生于德國南部的小鎮卡爾夫，曾就讀墨爾布隆神學校，因神經衰弱而輟學。1899年，自費出版了第一部詩集《浪漫主義之歌》，未獲得公眾承認；1904年，以第一部長篇小說《彼得·卡門青特》轟動德國。后來，他辭去工作，專事寫作，先后完成《在輪下》（1906年）《蓋特露德》（1910年）《羅斯哈爾特》（1914年））等早期重要作品。1912年，黑塞移居瑞士并在1923年加入瑞士國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黑塞的創作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試圖從宗教、哲學和心理學方面探索人類精神解放的途徑。這時期的主要長篇小說有《德米安》（1919）、《悉達多》（1922）、《荒原狼》（1927）、《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1930）和《玻璃球游戲》（1943）等。其中《荒原狼》轟動歐美，被托馬斯·曼譽為德國的《尤利西斯》。1946年，黑塞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我與印度及中國的關系
孩提時起，我便從外部熟稔印度的氣韻，我的外祖父、母親和父親都曾長期生活在印度，會說印度的語言（馬拉雅拉姆語、卡納達語、印度斯坦語，外祖父還懂梵語），我們家里有許多印度的物件、衣服、織物、圖畫，等等，不知不覺中我已汲取了如此許多對印度的認識。讓我尤為難忘的是母親講述的她在印度度過的那美好動人的時光。我的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傳教士，外祖父在印度傳教幾十年。但是他們三人都不是那種普通的傳教士，他們喜歡印度的語言和靈魂，并且頗有研究。我記得父親有一本手抄的書，里面記錄著他在印度期間寫下的許多東西，我特別記得，書中有許多佛教的禱告詞，是父親翻譯的，有的譯成德語，有的譯成英語，他偶爾會讀給我們聽，看得出他對這些禱告詞虔誠和詩意饒有興趣。
我的父母和外祖父母很喜歡印度，也非常樂意去了解印度，然而他們的基督教信仰是他們的障礙，他們肯定印度和印度的思想，不過有所保留，他們認為只有耶穌的教導才是神圣并且有決定性的，就如他們也敬重歌德和其他西方的智者，卻始終帶有那種讓我不快的保留。
自從離開祖宅，我再沒有接觸過與印度有關的事物，那時的影響全然留存在潛意識中。二十七歲左右，我開始研習叔本華時，才再次接觸到印度的思想，隨后幾年中，我經常碰到一些探求者，他們的思想大部分或多或少都帶有神智學色彩，我通過他們也越來越多地接近印度的本源，了解了《薄伽梵歌》的譯本，從那時起開始熟悉印度思想。很快我又接觸到諾伊曼翻譯的《法句經》以及奧爾登貝格著的《佛陀》，后來又讀了多伊森翻譯的著作。
我當時的哲學思想是一種雖然成功、卻倍感疲憊并且生厭的生活哲學，我把整個佛教理解成順應天命和苦行，理解成遁入空門、無欲無求。這種觀念持續多年。
我的東方知識和思想因中國人而充實并且得以修正，這些中國人是我通過衛禮賢的譯著逐漸認識的。之前我已經從父親那里對老子有所了解，父親又是從蒂賓根的格里爾教授那里得知老子的（格里爾自己也翻譯了《道德經》）。父親一生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但是始終在探索并且絕不恪守教條，他在生命的最后幾年深入研究老子，并且經常把老子跟耶穌進行比較。我自己則是幾年之后研讀老子，他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帶給我最重要的啟示。
在其他方面，例如在我從一些心理分析學說得出的結論中，我也越來越多地看到一種我心目中的智慧典范，看到那種對綜合思維的認識，一種雙向的、而非單一的思維。簡短的文字難以闡明我這一思想發展的各個階段。雖然我的人生經歷越來越沉重，而且帶給我巨大的痛苦，但是順應天命卻越來越遠離我的思想，我自己有時也把這一思想轉折稱之為從印度到中國的轉折，也就是說，從苦行的印度思想轉向接近生活的、“肯定式的”的中國思想。
對我而言重要的東方書籍有：《薄伽梵歌》、《佛陀語錄》、多伊森翻譯的《吠檀多》和《奧義書》、奧爾登貝格的《佛陀》、《道德經》（我讀過所有的德語譯本）、《論語》和《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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