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寫過多部冰心的傳記，從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永遠的愛心·冰心》，到二十年后的《玫瑰的盛開與凋謝——冰心吳文藻合傳》，而這后一部傳記，竟已長達一百二十余萬字，難道還有增加一個版本的必要嗎？
確實，如果僅僅是一個“重復”的版本，人物的深度未開掘，史料沒有新的發現，描寫還是老一套，敘述的手法不出新，作者的主觀投射也沒有新的亮點，那就沒有意義了。
其實，我的每一次寫作，都是在向冰心走近，向冰心的內心世界走近。我專志于冰心研究，已經二十余年。我對學院式的研究懷有不言而喻的恭敬，但我的研究更多的卻是非學院式的，我不是不相信文本的研究，但我認為如果僅限于文本的研究將會無法穿透文本，尤其是對冰心這樣一個“單純”而又“多向”的女作家。因而，我主張并實行“文本解讀”與“非文本解讀”并行的方式，盡管這樣做，有被人詬病的危險，但這個冒險在我看來是值得的。我從成立冰心研究會，建立冰心文學館，在五百平方米的大展廳，在“冰心生平與創作展覽”中，閱讀冰心一個世紀的人生與七十余年創造的作品。這僅僅是一個開始。我與冰心面談，與她的家人交談，訪問她的同輩與晚輩的朋友；我幾乎是沿著冰心的人生軌跡，走遍了她生活過的每一個地方；《冰心全集》自然是熟悉的，但我還發現、閱讀了不少未收入全集的佚文、未刊文字的手本與手稿，還有大量的日記、筆記等；我主編的“冰心研究叢書”已達三百余萬字，還有大量未收入叢書的文章，僅是這些文章題目的索引便可編成一本厚書；同時，我主編了二十余年的冰心研究�？稅坌摹冯s志。
這個過程大概持續了二十余年，我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發現，不斷地寫文著書，每一篇文章、每一本書都是一個階段認識的冰心。過程向前延續、流動，過程并非平靜如鏡，不時有驚濤駭浪，包括韓寒、陳丹青對語言的抨擊，吳山對墓碑的涂鴉等等。因而，文在寫、書在寫，思考沒有停止，而思考促使我不斷地走近冰心，翻開一頁又一頁不曾被人翻動過的冰心作品，真實的冰心越來越接近，每一次的思考與發現，都令人興奮，也令我痛苦。我在走進冰心的內心世界時，隨時駐足，猶豫再三，不敢貿然。因而，訴之于世的文與書，不是以新的顛覆舊的，不以新的研究成果否決前頭的公論，而是始終指向人——不斷加深對冰心的認識，不斷地接近與探索一個真實的冰心，揭示出真實的靈魂，我最終的目標是要寫出一個立體的多側面的冰心，寫出一個讀者熟知而陌生、單純而蕪雜的冰心。
作為一個晚輩，之所以敢于如此深究不懈，完全是遵從冰心本人的意愿。她說：“研究是一個科學的名詞。科學的態度是嚴肅的、客觀的、細致的、深入的，容不得半點兒私情。研究者像一位握著尖利的手術刀的生物學家，對于他手底的待剖的生物，冷靜沉著地將健全的部分和殘廢的部分，分割了出來，放在解剖桌上，對學生詳細解說，讓他們好好學習。我將以待剖者的身份靜待解剖的結果來改正自己！”（《上冰心研究會同仁書》）可見我是多么的幸運，而同時又是多么的艱難，因為她比同時代或不同時代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更加苛求自己，也“苛求他人”。她希望研究者像無情的生物學家那樣，她則是“待剖者”，“靜待解剖的結果”，除了可以供人學習之外，還要顯示“不健全”與“殘廢”的那個部分，予人以警惕，而不是一味地頌揚與吹捧，一色的“冰清玉潔”。
引言/熟悉而又陌生的冰心
第一章/北京、東京、波士頓、羅馬、倫 敦、巴黎、柏林、列寧格勒、北 平、昆明、重慶
第二章/威海、長樂、連城、侯官、上海、 煙臺、福州、北京
第三章/北京、橫濱、西雅圖、芝加哥、 默特佛、威爾斯利、青山沙穰、綺 色佳、曼哈頓、華盛頓、上海、北平、百靈廟、包頭
第四章/東京、香港、天津、北京、福州、廈門、新德里、圣蒂尼克坦、洛桑、日內瓦、長崎、廣島、從化、揚州、上海、西西里島、塔什干、莫斯科、明斯克、花 園口、丹江口、大連、承德、武 漢、湛江、鷹潭、進賢、南昌、井 岡山、豐城、咸寧、潛江、名古 屋、鐮倉、大阪
第五章/北京、東京、靜岡、京都、奈良、 上海、北京醫院、冰心文學館、八 寶山、八達嶺、中國現代文學館
附錄一/冰心簡表
附錄二/參考文獻、資料
第一章
北京、東京、波士頓、羅馬、倫敦、巴黎、柏林、列寧格勒、北平、昆明、重慶
一、遲到的謝文秋
就在謝文秋飛越太平洋，邁著蹣跚的腳步，前來探望閨密時代的老友謝婉瑩時，我尚是一個遠在南方的局外人。
一九七二年早春二月，美國總統尼克松敲開關閉二十三年的中美大門時，冰心和她的丈夫、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中國社會學與民族學的著名學者吳文藻，既是這個偉大事件的參與者，也是受惠者。半年前他們從湖北潛江“五七”干校被召回北京，日夜兼程地趕譯這位敲門者的著作《六次危機》，以供中國高層了解當代美國與尼克松。
參加這本書翻譯的還有吳文藻燕京時代的學生、留英博士、功能社會學派創始人馬凌諾斯基的高足費孝通等人，他們從同一個干校被召回，布置這項秘密政治任務的人是中央民族學院軍代表、中國安全部領導人李克農的兒子李力。這些剛從“五七”干校濕漉漉的棉花地里請回的學貫中西的大學者、大作家，在干爽的、有暖氣的教研室里，只用一月有余的時間便將一部五百多頁的著作翻譯完成。
之所以說他們是受惠者，是因為從此他們走出了“文革”的厄運，又可以教書、做研究了，同時，作為中國作家的代表（那時中國作協尚未恢復）、作為學界的領軍人物，開始接受國家的使命，接待尼克松“帶來”的客人們，在世界面前，顯示中國的“文革”并非是“打倒一切”，作家、學者還是有政治地位，有會見外國人的權利的。當然，他們的接待并不能自由進行，必須到民族學院專門設立的接待室。
一九七三年夏天，冰心在接待室里，與原《中央日報》記者、美國耶魯大學美籍華人學者趙浩生，有過多次談話。一九五一年之前，趙浩生在南京與東京，多次訪問過冰心，他想跨越時代的鴻溝，了解冰心“這位過去以多愁善感歌頌母愛聞名的作家，如何變成愛國革命工作者的故事”。首先從由東京回國的原因問起，冰心告訴他：“從我們做學生起，中國就沒有抬起頭來，一直等到一九四九年中國解放，中國人民抬起頭來。你說我在日本聽說有這么一個中國的時候，當然想回來，那沒問題�！壁w浩生專門問到，如果讓她重寫《寄小讀者》會怎樣寫？冰心說：“那我就寫美國人民的情況，寫美國人民的斗爭，我就會比較注意到受壓迫的階級。美國人民為什么那么貧困？百萬富翁為什么會那么闊？百萬富翁的孩子是什么樣的感情？黑人的孩子是什么感情？印第安人的孩子是什么樣的感情？”冰心對自己人生觀轉變做了專門的解釋，說：“就是跟人民接觸嘛——”同時也是因為學習毛主席著作，冰心認為，對她人生觀轉變有最大決定性的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從那時候起，她才知道文藝要為政治服務。談到“文化大革命”，對外界謠傳她在“文革”中死掉了是錯的，說“文革”非�？膳乱彩清e的。她說：“這個文化大革命是革‘四舊’嘛！舊風俗、舊習慣、舊文化、舊思想，而在我們的生活里面，我們這些寫作的人就有‘四舊’嘛，年輕人覺得‘四舊’不好，就來跟我們談談，辯論，這有什么可怕？”趙浩生自然也提起在臺灣與美國的知名文化人，梁實秋、蘇雪林、謝冰瑩、李濟等等，冰心對他們也都有微詞，認為“梁實秋當年走開不必要，他有點苦惱，他以為他跟魯迅打過筆墨官司”。蘇雪林是“胡適勸她走的，她其實不必走，沒有什么，就是說，你是中國人，你要是下定決心為人民服務的話，人民是知道的”。謝冰瑩“也是一樣的，只要她肯為祖國人民服務，都有前途”。
這些話中的意思在當時的媒體上比比皆是，從冰心的口中說出，只不過是增加一些個人的經歷，除了對幾位作家的前途預測外，其他都是官方語言。在民族學院這間專門的接待室里，冰心和吳文藻、費孝通等人，先后接待了大量的來自歐美、日本、香港、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作家、學者、專家、記者、歸國華僑、左翼青年、國會議員、旅行者、獵奇者、駐華大使、國家元首等，僅一九七二年接待與會見的重要人物便有喬納森·米爾斯基（Jonathan Mirsky）、丹麥作家M.A.尼克索夫婦、米勒（Miller）、韓素音、陸文星、費正清、費慰梅、許烺光夫婦、羅伊·梅森、伊朗王后、田中首相、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約瑟夫·艾爾索普（Joseph Wright Alsop）、海倫·斯諾、斯卡拉皮諾、鮑大可等。從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接待達百余次，足見尼克松和他帶的客人，一下子將謝冰心們推到了什么位置！還處“文革”中的知識分子仍然是“臭老九”，生活在社會的底層，冰心雖可以會見外賓，但同時受到嚴格監視與控制是不奇怪的。自然，他們操持的必是“文革”語言，因而有時會受到外賓拂袖而去的“禮遇”。一次是美國著名學者拉鐵摩爾，一次是會見美國作家約瑟夫·艾爾索普。在接待的來訪者中，有一些是冰心燕京時代的朋友，比如韓素音、海倫·斯諾等，還有吳文藻清華與留美的同學顧毓琇等，雖然在接待室無以私語，但老朋友相隔幾十年后重逢，還是十分高興。但是忙碌的會見中，冰心最想見的三個人卻遲遲沒有現身。
一個是梁實秋，曾經嚴厲批評過《繁星》《春水》的人，在留學美國時，兩人結下了很深的友誼，冰心后來視其為“一生知己”。梁實秋與許多撤至臺灣的學者一樣，后來去了美國，但他關心北京，關心吳文藻與謝冰心。當他看到謝冰瑩的《哀冰心》，明言“冰心和她的丈夫吳文藻雙雙服毒自殺”后，十分悲痛，寫下了《憶冰心》，動情地回憶了與冰心從相斥到相知的往事。后來自然是知道了吳、謝并未“雙雙服毒”，雖然不見新作，位置好像移到了美國“新聞發言人”的角色上，就通過留在北京的女兒梁文茜與冰心聯系，希望她幫助疏通關系，創造回國探訪的條件。冰心每次都請梁文茜轉告她父親：“來吧，回來看看吧，時過境遷了，我和文藻都很想見你�！钡c魯迅論戰、訪延安被拒的陰影一直伴隨著梁實秋，大陸之行終未成行。
另一個最想見到的是浦薛鳳，吳文藻抗戰時期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室同僚，歌樂山上的“家庭成員”。因為太太留在無錫老家，他公休日常常與吳文藻一同上山，一杯酒可分兩盅，一盤剛剛收獲的南瓜，把酒論天下，打牌、賞月、觀嘉陵，哪樣也少不了他。勝利后他復員南京，吳文藻去了日本，冰心就住在浦公館，被小公主浦麗琳認了干媽。一別幾十年，音訊全無，中美關系松動之后，冰心不時打探他們的消息。年前，梅貽琦夫人從美國回來，帶來浦薛鳳的信函，令吳、謝激動、興奮，吳文藻當即回信邀其回國訪問：“故舊都近八十，如早成行，尚有一面之機�！钡恢喂�，卻是沒有打動浦薛鳳的歸心。最后是女兒浦麗琳代父歸來，在冰心干媽家長住一月，滿足了相隔經年的親情。
還有一個最想見的人就是謝文秋，冰心留學威爾斯利女子學院的同學，雖為不同院系，但中國二字足以把她們連結到一起。那個時代，有幾個留學的女生？冰心還是她與雷溫烏茲陸軍參謀大學高材生朱世明的月下紅娘。兒子吳宗生羨慕英武的朱世明那套少將軍服，便認了干爹，謝文秋自然也就成了干媽，雖然民國時期這種認干爹干媽的現象不在少數，但也足見兩家的深交。二戰結束，戰勝同盟國共同管理日本，朱世明為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團長，吳文藻應邀擔任代表團政治組組長、盟國談判顧問，冰心自然也前往東京，正是這一段生死之交，再次將兩家捆綁在一起，但最后卻天人兩隔。朱世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長眠東瀛，謝文秋遠在美東，每次與美籍華人相見，冰心都要打聽她的下落。終于有一天，謝文秋出現了。
遲到的也有好處，這一回，時局有了變化，冰心可以在家里接待謝文秋了。
酒店經營的日本皇冠出租轎車，將謝文秋從王府井華僑飯店送到海淀中央民族學院教工宿舍區，舉頭望去似乎有些破敗與荒涼，完全不能與美國的大學校園相比。低矮的平房之間，有一棟三層高的灰墻樓房，謝文秋看到了三個并不起眼的字“和平樓”，心里才有了一些踏實。她從第一個門洞進入，踏著水泥板的樓梯，正欲舉手輕敲208號房門時，先是聞到了一股久違的紅燒肉的香味�！斑@一定是婉瑩的家了，她在電話中說要留我吃午餐，紅燒肉招待，久違了三十多年的香味！”
相聚是輕松而歡快的，北京果脯、福建茉莉花茶、美國巧克力，話題是隨意的，沒有接待室的定規，也沒有外人在場，從日本談到美國、從歸來談到“文革”，一切在三位老人面前，似乎都有些云淡風輕了。午餐有炒青菜、紅燒肉，這對于西餐幾十年的中國人，是最高的享受了。也許因為“茅臺”，冰心想制止而不能，吳文藻勸酒、自飲，謝文秋竟然一杯杯喝下，酒后的飲茶就不像餐前的氣氛了。
大概是在美國生活太久了，八十三年的生命留在自己的祖國只有二十多年，謝文秋舉茶杯的姿勢有些像喝雞尾酒，漢語的詞匯似乎不能表情達意，干脆操起了英語。她說，回大陸之前，途經東京，到葉山墓地，去看了長眠在那里的朱世明，“這個冤家”！謝文秋說到這里，長久地停頓下來，冰心示意她喝茶，吳文藻意識到也許這是要在老友面前說出壓抑了幾十年的話了，兩人都不插話，也不規勸。謝文秋呷了一口茶，繼續說，她多次在清明時節飛抵東京，到葉山墓地蓄滿青苔的石階上靜坐，和他說會兒話，但每次到東京，看到日本的飛速發展，聽到大街高音喇叭右翼勢力的叫囂，知道她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嗎？“你們當年的愚蠢！美國人在改造日本，你們卻在寬恕日本，除了梅汝璈的東京審判堅持處死戰犯外，你們，包括你這個政治組長，你們作為一個代表中華民國的代表團，卻沒有要求日本的戰爭賠償！我的美國朋友說，當然他們是商人，戰爭賠償是中國最基本的要求，但你們只字未提，還主張什么‘以德報怨’，一片寬恕之心。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還有婉瑩你，對日的許多講話與文章，都是這個主張！你們，都太善良了，也太天真了！看看正在復活的日本軍國主義！朱世明在世時，和他有過多次爭論，他死了，婉瑩，你能回答我嗎？”
冰心還有吳文藻，完全沒有預料遲到的、文靜的謝文秋會向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比拉鐵摩爾、艾爾索普還要尖銳十分、復雜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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