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另一種面貌的知識分子
《沈括傳》一書終于收筆了，但是作者因為寫作此書而激發的思索與激情，卻依然在心里回蕩，許久不能平靜，所以寫下這篇文字，權作后記。
沈括在西方學術界享有盛名，他被英國李約瑟先生稱為中國科技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另一種譯法是標志性的人物），他的不朽著作《夢溪筆談》被認為是中國古代科技的百科全書，從根本上改變了西方人對中國文明的看法。因為有了《夢溪筆談》，西方人知道古代中國在許多科技領域曾遙遙領先于世界，比如活字印刷、石油的命名、磁偏角的發現、百煉鋼的技術、日月蝕的推算等等，都改寫了世界科技史。
然而，沈括和他的著作在中國歷代傳統的學術層面，卻一直沒有得到很高的地位，《夢溪筆談》只被當作閑談筆記，在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沈括的知名度不僅不能和諸子百家、李白、韓愈等人相提并論，甚至比不上一輩子只會吟風弄月的唐伯虎。這是什么原因呢？
筆者認為，這源于中國傳統文化從它成型時就帶有的先天基因缺失：對科學思維的忽視與疏遠。
一種文明的文化特征，是和它產生時的人文環境、時代背景相適應的。公元前四五百年，應該是一個偉大的人類理性覺醒的時期，同時在世界的東方和西方，都產生了一大批思想家和偉大著作，分別代表了東西方文明的起源：古印度產生了釋迦牟尼，中國產生了以孔子、老子為代表的諸子百家，而古希臘涌現出了畢達哥拉斯、柏拉圖等一大批學術巨人。
如果我們認真對比中國的諸子百家和同時期的古希臘學說，顯然有著明顯的差別：古希臘文明產生在三大洲交界的地中海的商業繁榮的都市，人的非凡能力和智慧受到崇仰，人們泡在公共澡堂里談哲學，在雅典的神廟廊柱下搞辯論，學術環境基本是平等的，這使得希臘人能夠充分地展開思想的翅膀。古希臘的學術側重于探討自然的奧秘、宇宙的本源，很早就完善了縝密的邏輯推理思維方法。而此時的中國，正處于諸侯兼并、爭雄天下的年代，文人駕著顛簸的木輪車游學講學，是為了為世所用，受到王族貴胄們的賞識。因此，他們講的多是所謂修齊治平的政治學說，除了老子和墨子在論著中偶然提及少數物理現象佐證他們的觀點外，基本不探討自然奧秘和宇宙本源。研究方法也和西方人大相徑庭：滿足于述而不作的直感的意象思維，只講然不講所以然。
東西方不同的文明，如果說開始兩者的分野還不是太大，而后來在中國占了統治地位的儒學體制，把知識分子和勞動階層完全割裂開來，重文而輕理，重玄想而輕實踐，致使中國許多技術發明的成果得不到理論的總結與提高，長期處于經驗傳承的階段，最終造成中國文明的停滯與落后。可憐中國歷史上無數才高八斗的文人墨客，在對自然規律的認識上卻表現出驚人的麻木，像現在連小學生都愛問的問題地球為什么是圓的猿猴怎么變成人之類的問題，他們連思考都不思考，寧愿滿足于天圓地方陰陽五行等似是而非的見解終其一生。
應當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古代知識分子都是這樣，也有少數人能夠沖出這種傳統的羈絆，保持了對自然奧秘的興趣和縝密的科學探索精神，他們就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傳奇。張衡、祖沖之、一行和尚、李時珍就是這類人物，沈括無疑是他們中最出類拔萃的一個。他的知識淵博，在天文、地質、化學、數學、光學、醫學、建筑學、工藝制作、軍事、哲學、藝術等領域，都有自己獨特的探索和貢獻，在中國文化史上是少有的通才、奇才，也是少有的頭腦清醒的人。按說，沈括生活的那個年代，是一個群星璀璨的時代，他和王安石、范仲淹、蘇軾這些文化巨人同朝為官，他們每一個人的政績和著作，其影響都壓過沈括，而如果要論知識結構的廣博和科學頭腦的縝密，他們誰都比不上沈括。他是另一種面貌的知識分子。
正因為他的這另一種面貌，造就了他的脫穎而出，由一個縣級主簿小吏，而代理縣長，而縣長，而知州，而館閣，而司天監，直到最高權力機構三司使。每一步升遷都是靠了扎扎實實的政績：治河河平，修城城堅，觀天修歷，察地做圖，出使維權，打仗衛土，干一行通一行精一行，幾乎都是靠了他嚴謹縝密的科學頭腦和務實精神。從《夢溪筆談》的每一個條目里，幾乎都有他不同凡響的思考和發現，許多體會非用心體察的親歷者絕寫不出。
也正因為他的這另一種面貌，他和當時常規面貌的文人們始終顯得若即若離，在官場世故方面和人際關系的處理方面更是捉襟見肘。他靠實干贏得了很高的位置，卻又保不住這種位置，旁邊不相干的人很容易就可以惡語中傷他；從政治態度上講他本來是屬于堅定的變法派，但因為他太直太拗，連變法的策劃人王安石也誤解、攻擊他；他和蘇軾本來有很好的友誼，兩人曾一起編纂《蘇沈良方》，后來卻被誤解為烏臺詩案的始作俑者；他總是出現在當時朝政最難、最苦的崗位，總是取得許多成績而得不到獎賞，但最后卻因為一個個偶然發生的錯誤被實實在在地放倒……他只好在身體和精神雙重的壓抑中寫自己的書度過殘年，六十四歲就離開人世。
蘇軾曾說自己是滿肚子的不合時宜，而與他相比，沈括更加不合時宜。蘇軾的不合時宜，是緣于他清高、秉直的文人氣質，而沈括的不合時宜，是他科學嚴謹的思維方法，與周圍的文化環境不協調、不融合。從這個意義上講，沈括的不合時宜更深刻，他的逝世是他個人性格的悲劇，更是中國傳統文化內在矛盾的悲劇。與他的情況相似，漢代發明候風地動儀的科學家張衡，知識廣博，思維縝密，才華出眾，卻也是死在莫名其妙的宮廷內斗中，這說明他的際遇不是偶然的。
在本書中，我就試圖從這個視角去寫沈括，寫他這種特殊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是怎么樣形成的，對他的個人生活帶來了什么際遇，又使他和周圍的環境產生了怎樣的和諧與不和諧，他的情懷與當時一般知識分子的情懷有什么差別和沖突，在當時的政治風云中又給他帶來什么樣的榮辱恩怨。
我覺得只有從這個對傳統大文化反思的大視角，才能把沈括這個人物真正地寫出來。在此書的寫作過程中，我盡力保持了歷史的本來面目，除了生活的細節之外，幾乎每一個重要的事件都有史籍文典的依據，盡量用沈括真實的際遇來感動人、觸動人，我覺得沈括本身的事跡足夠做到這一點了。
在這一方面，我要特別地感謝安作相先生，他集十幾年苦心研究創作的《夢溪探秘沈括生平鉤沉》一書，對本書的寫作給予了很大幫助。安先生本身就是一個石油科學家，他以嚴謹、細膩的科學態度對關于沈括的大量史料做了甄別和考證，把沈括的一生軌跡勾連起來，給我很大的啟發。我沒有見過這位先生，但在這里我要表達對他的敬意。
另外，在此書中，我也力圖寫出當時的時代特點和時代氛圍。
沈括生活的時代，正是中國文明發展的一個關鍵時刻：經過唐代的大繁榮，封建的農耕經濟可以說已經發展到一個頂點，宋代海上貿易開始取代西域絲綢之路，城鎮貿易空前發達，萌芽的商品經濟促進了手工制造業，各種傳統工藝技術已經相當成熟和精到，急需要科學地總結和發展。沈括這樣的人物也就應運而生了。另一方面，陳舊的封建統治方法也越來越暴露出其弊端，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于是各種變法也應運而生，王安石的變法就是影響最大的一個。這兩個應運而生的潮流并行，恰恰是造成沈括命運多舛、使他內心分裂的根本根源。只有勾畫出當時特殊社會面貌的全景圖畫，才能看得出沈括的身影在這幅圖畫中的位置和格調。
由于有《楊家將》《水滸傳》《說岳全傳》等書的影響，人們對于宋朝總有一個朝廷腐敗、奸佞當道、民不聊生的感覺。其實從總體來說，宋代皇帝重文輕武，是歷史上少有的空前重視知識分子的時代，也是改革和變法最頻繁的時代，起碼在北宋前期，它的政治表現出相當程度的開明，注意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施政水平也比較高，因此保證了宋代經濟文化都達到唐以后的又一個新高度。也正因為如此，知識分子在專制體制下的種種尷尬和困惑，知識分子自身的弱點和惡習，儒家文化的弊端，也表現得淋漓盡致。在當時，變法派與守舊派的矛盾，絕不可以用簡單的人格道德評判來概括，加上三代皇帝意志的朝秦暮楚，已經演變成文人間黨爭的混戰。沈括這種人身處于這種環境，他的內心必然是復雜、矛盾的，他醉心于科學，無意與人爭，卻又被裹挾進政治風云不得不與人爭，這種彷徨和探求是有典型性的，我覺得，這恰恰能反映出在中國文化背景下中國知識分子的普遍命運。寫出這些來會大大提高作品的深度，也能使得作品具有更廣泛的現實意義。
但凡一個變革的時代，新生的觀念總要對傳統的觀念進行叛逆、進行宣戰。單純的學術觀念，但凡不帶偏見的學者，是比較容易接受的，但一旦這種觀念與權力、地位、個人名譽、利益結合起來，事情就復雜多了。王安石的時代是這樣，如今商品經濟主導的社會里也是這樣。
所以我主張，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學習沈括的純粹。
沈括一生都保持了對身邊未知事物孜孜不倦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不論是自然的奧秘，還是社會學中的懸謎。他不滿足于皮相之解，不迷信于權威習見，總要通過自己的實踐和觀察去一探究竟，在這方面，他永遠像孩子一樣天真，不管他在政壇上的起伏榮辱，也不管他身體狀況的好壞，工作是否繁忙，這種濃厚的興趣始終如一。他總能在自己身邊發現新鮮的事物，不惜花幾年幾十年去琢磨、破解它，為此耗費了大量的精力與心智。相反，別人在人情世故、鉤心斗角方面下的功夫和學問，他卻認為全無價值，毫不用心經營。連家庭的倫常之樂，他都看得很淡（所以他的家庭生活很不幸）。他沉醉在自己營造的科學探秘的精神氛圍里，獨自癡迷，不在乎曲高和寡、知音者少。他是超脫的，也是孤寂的，他永遠沒有陷入常人甩不脫的那些功利是非的旋渦，這是他的幸運，而他也注定了一輩子被誤解、被中傷，甚至代人受過都無怨無悔，這也是他的悲哀。
但是從另一方面講，這又是他的喜悅，如果他不是這樣，在那些非學術的榮辱沉浮里盤桓得太深，也就不會有那么多的成就。
最后，我還想向讀者說到關于沈括評價中的幾個有爭議的問題。
在目前學術界關于沈括的研究中，對其在科技史上的貢獻和地位是公認的、沒有疑義的，而對于其人格、性格、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方面，卻有不同的評價，主要集中在如下幾個問題上。
爭議最大的是沈括是否在烏臺詩案中構陷了蘇軾。歷朝歷代文人筆記中對此褒貶不一，而當代也有著名學者取一家之言，在自己的文章中采納了否定沈括人格的觀點，說沈括在科學上很偉大，在人格上很卑俗。此論在網絡上廣泛傳播，在青年中造成了一定影響。然而，這卻是一個嚴重的誤會。
我在查閱了有關資料后，和古今大部分史學家的看法是一樣的：絕無此事！評價一個人的行為，不能離開他全部歷史表現出的思想脈絡和精神狀態，從沈括總的參政歷史、所作所為和他所受的教育來看，他是一個清正、務實、品格端莊的官員，他與蘇軾沒有任何個人恩怨，沒有因果動機做此事，專家否定的意見是站得住腳的。
其二，是關于沈括性格是否怯懦的問題。有論家根據上述事件，認為沈括在權威面前不敢堅持自己的政治主張，同時在家庭中一直懼內，居然在吵架中讓兇悍的老婆揪掉自己的胡子，說明他性格怯懦，是他人格上的缺陷。我覺得，從沈括在大的歷史關頭所表現出的行為，如在與敵國談判中大義凜然、據理力爭保護大宋領土，如率兵作戰運籌帷幄，出生入死，不避鉞斧等，絲毫也沒有怯懦的表現。只是在朝廷權位和名利之爭中表現淡漠謙和，和什么人都能合作，都采取扶臺的態度，身居高位卻不那么頤指氣使、飛揚跋扈，這正說明他的胸懷闊大，不看重細微得失，不能就此認為他是怯懦。至于他對老婆張氏的態度，因為張氏的父親曾最先舉薦他進入政壇，他一輩子感恩戴德，從而對其忍讓再三，不和她一般見識，這正是他胸懷和教養的表現。我倒覺得，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下，沈括又不是決策者，即使表現出一些退讓也是極正常的，我們沒有理由要求他做道德上的完人。
其三，有學者從《夢溪筆談》中看到，除了大量有科學價值的條文外，也有一部分涉及神仙、怪異和占卜方面的條目，從而對沈括的哲學信念是否唯物提出質疑。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我們衡量歷史人物的進步性，只能以當時的科技水平和哲學水平做基準，不能要求他超越歷史。在大多數知識分子對自然奧秘麻木、冷漠，沈括卻熱衷研究，并且做出了許多超越時代的天才判斷和真知灼見，這已經是很了不起了。他雖然喜愛、熱衷科學，但畢竟是在當時東方文化總體氛圍下做這些觀察和研究，有些結論是錯誤的，有些他解釋不了，在這種情況下就求助于道家神學，用丹學家、易學家的理論來解釋，是可以理解的。從總體上，沈括的哲學思想，先重《孟子》之學，后來隨著閱歷和機遇，趨向于老莊道家，他在著作中明確否定神秘論和先天決定論，認為事必有理、有道可以格致，他的哲學觀毫無疑問是唯物的。
總之，通過寫作這部傳記，我由衷地敬重這位巨人。我強調他是另一種面貌的知識分子，是想要在當代的文壇、政壇里更多一些科學思維和科學精神，這無論對于復興中華的事業還是對于每個人的思想修養，都是很有益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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