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趟從不停靠的列車》是一本典型的“實錄文學”，故事主要講述作者前往法國后的經商經歷。那時他的身份已經轉化為商人，需為生存而奮斗，但骨子里還是一介文人，所以鐘文的“做生意”帶著對各種商品（文化、人種）的分析，講述他打過交道的生意人與客戶，書中有商戰、有各色小人物的傳奇，講述了他所看到的商界及政界圈子狀況，還有他從商半生后的文人“生意經”。
鐘文先生的前半生是一個純粹的文人，他在中國深圳大學擔任教職，圈子里是像北島、顧城、楊煉、謝冕這樣的至交、神交，一幫子人一道為了詩歌而論戰、寫作。1989年之后鐘文不得已前往法國生活，從此開始了另一段與詩了無關系的人生，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已經決定做生意了，冥冥中，我覺得生意好像是一列沒有停靠的火車。生意人可以在車上有吃有住，有很多樂事，也可能吃苦頭。但是只要你執著于有德性的去做生意，你不準備去自殺，你就可以在這列火車上一直耽著，一直到死就好了……”鐘文的生意做得很大，后來成為歐羅福國際集團遠東區總裁、法中文化交流中心主席，后來因各種原因淡出生意圈。
《那趟從不停靠的列車》的故事，主要就是講述鐘文先生身在法國經商的那段經歷。那時他的身份已經轉化為商人，需為生存而奮斗，但骨子里還是一介文人，所以鐘文的“做生意”帶著對各種商品（文化、人種）的分析，講述他打過交道的生意人與客戶，書中有商戰、有各色小人物的傳奇，講述了他所看到的商界及政界圈子狀況，還有他從商半生后的文人“生意經”。
這是一本典型的“實錄文學”，筆調冷靜，無多余之話，鐘文自言“想把用我全部生命，全部感官體驗過的生活部分實錄讓年輕人在前行中有啟發，如此而己，實錄文學是時代的化石，如果有一百年后的中國人的子孫，憑無數無數的這些化石，他們將尋回歷史”。
可以說，鐘文的經歷也從一個側面折射了他們那一批人的命運，在前言中，他詳細講述了自己如何從一個文人心態轉而去做生意的故事，這里面有他們一代人的命運的折射：如何向往著更自由的世界？如何去做種種嘗試與努力想要活得不一樣？又是如何去國懷鄉，選擇另一種生存？可以說，這本書勾勒了鐘文那個時代很有典型性的知識分子所走過的一種道路，“他”和“他們”所走過的曲折的道路，讓讀者心為所動。
第一節 做教授，還是做生意
第二節 為什么不見自行車王國的自行車
第三節 生意場的賭局與騙局
第四節 巴黎的服裝批發中心
第五節 生意中的第二波最甜
第六節 奔馳：巴黎—峴港
第七節 巴黎的自留地
第八節 一個香港商人的發家史
第九節 巴黎易住，不易生意
第十節 一歐元買一個火力發電廠
第十一節 中國第一家品牌特賣商場
第十二節 地產經濟的大潮
第十三節 辦一所大學，怎么樣
第十四節 放大膽子去敲門
第十五節 有趣的三十年代大飯店
第十六節 綠色能源計劃
第十七節 與GE、BP 及日立做交易
第十八節 又一種羅生門
第十九節 爭取上聯合國
第二十節 不是結局的結局
與生意有關的回憶（代后記） 翟永明
第一節做教授，還是做生意
近半個多世紀來的中國，金錢與人的關系幾乎是走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金錢是人的人上之人，命中之命，人追求的唯一目標就是金錢。為了錢，可以生死相博，可以無所不用其極。九十年代開放以前的中國金錢與人的關系，又是一種極端。那個時候金錢與人的關系，簡單到就是一張薄薄的工資單的關系。這張工資單只是記錄了人工作期限和工作職位的高低，它與人的真正能力，知識或者是對事業的熱心，是壓根沒有關系的。
回想往事往生，我的前一半的生活就在第二個極端線上生活，后一半生活是在第一個極端線上生活。我僅有的人生就在這兩個極端線上營營茍且，實在讓人唏噓不已。
我大學畢業，拿的是48。5元的工資，第二年轉正拿的是58元錢一個月的工資。雖然這個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因為我是反革命集團的嫌疑犯，所以被批、被斗，但非常幸運的是沒有減我的工資。后來到了自貢這個山溝溝里勞動，看我是個瘦弱的知識分子樣子，所以也沒有安排我到車間里面去干那種重體力活，只是做那些文書式的記賬、跑腿的事。
金錢對我有誘惑，或者說與我發生密切的關系，第一次應該是1976年底、1977年的初的時候。孫根發是一個在鐵路員工，那個時代鐵路員工是非常有地位的工作，迎來送往很多事情要拜托他。他也經常拿著他寫的詩歌到我這里向我請教。有一次他突然到我家來，我正好在翻我的秘密箱子里的書，他像發現了一個大秘密一樣的驚呼：“你怎么有那么多的好書啊？”我對于朋友也只能實話實說，我講了這些書的來歷。孫根發是很有政治頭腦，也有生意頭腦的人，于是他就非常誠懇地邀我根據中外名著來編一本《文學描寫手冊》，請自貢的文化館幫忙印制，在火車上售賣。
一本十幾萬字的《文學描寫手冊》花了近一個月時間就完成了。書稿我拿給了孫根發以后，我再也沒有追問任何的情況。過了一個多月時間，孫根發突然出現在我們家，拿了厚厚的一摞錢，總共2500元。我一聽嚇了一跳，2500元錢，在那時無疑是一筆巨款。我說：“你怎么會給我那么多錢”。他說：“那是你的稿費啊，你編的那本《文學描寫手冊》已經印了好幾次，大概已經印了六、七次了，別說鐵路上在賣了，別的地方都放地攤上賣了。”又過了大概二十幾天，孫根發又來跟我商量，說：“這第一冊啊看來不能再印了，因為賣不動了。你能不能再來跟我們編一本《文學描寫手冊》第二冊”。這個時候，無疑那2500元錢已經對我構成了誘惑了，所以我沒有再做爭論。第二冊比第一冊完成的更快。交稿了以后，孫根發不多久又在我家出現了，給我拿來了錢比第一次還多，竟然有3000元。
這5500元錢拿在手上，有一種燙手的興奮。興奮的是感覺到自己的智慧和知識終究是可以換來別人換不來的東西。我曾經不無驕傲地對兒子說：“你知道書中自有黃金屋這個成語吧，你爸爸現在做的事就是書中自有黃金屋。”但是興奮之余又不無擔憂。這幾千幾萬本的《文學描寫手冊》流傳到社會上去，誰知道看到的人中有一位階級斗爭觀念特別強的人呢。文化大革命把中國人的階級斗爭觀念培養到了一觸就跳的敏感地步，這本書如果是流到了這種人手上，那后果是完全不可設想的。我的這種擔憂一直到了80年代才完全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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