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價值觀：社會科學觀點》共收論文十篇，分別由心理學者、社會學者、人類學者及經濟學者所撰寫。這十篇論文在內容上所涉及范圍頗廣，且各位作者的學科訓練背景不同，在探討價值觀問題時采取的立場也有較大差異。因此，本書可謂是社會科學領域不同學科的學者所提出的一套關于價值觀問題不同論述方式的“標本”。敏感而用心的讀者，可以從各文論述的不同角度與理念，深切體會中國人價值觀問題的復雜性，同時為在這個呈現庸俗化、碎片化、功利化的社會深入研究價值觀問題，提供堪與深入探討的文本。
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價值觀呈現多元化。價值觀直接左右個人的行為認知，間接影響社會管理乃至國家行為。這是一本包含了海內外社會科學學者從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及教育學等不同學科的不同觀點分析中國人價值觀的專題著作。
楊國樞， 1932年12月生于山東膠縣。1959年獲臺灣大學學士學位，1967年獲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碩士學位，1970年獲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任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兼主任、臺灣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曾兼任臺灣心理學會、臺灣測驗學會、臺灣民族學會、亞洲社會心理學會的理事長。曾加入美國心理學會、香港心理協會、國際心理學家協會。現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心理學系講座教授、臺灣中原大學心理學系及心理科學研究中心講座教授、北京大學客座教授、南京大學客座教授、天津社會科學院客座研究員。
臺灣社會重利愛財之價值取向的解析
葉啟政
從鸞作游記式善書談中國民間信仰里的價值觀
宋光宇
傳統價值觀與現代價值觀能否同時并存？
楊國樞
自我實現與華人社會中的價值變遷
黃光國
社會平等與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革
張德勝
中國人經濟價值觀的演變
——義利之辨、本末之分到自利之說
侯家駒
中國人的財富觀念
劉翠溶
道德與富貴：中國人的價值沖突
文崇一
傳統中國文化中的倫理思想與社會理念
——從“仁學”到“群學”的軌跡
陳其南
中國人真是“集體主義”的嗎？
——試論中國文化的價值體系
楊中芳
這是一個什么時代？碎片化、庸俗化、功利化，是否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說明這個中國轉型時代的特點？
這是一個什么社會？人情冷漠、世風日下、道德滑坡、價值失范，是否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注解這個社會的
許多現象？
此其時也，中國人的價值觀，這一命題，無所逃遁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價值觀直接左右個人的行為認知，間接影響社會管理乃至國家行為。這是一本包含了海內外社會科學學者從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法學及教育學等觀點分析中國人的價值觀的專題著作。臺灣政治大學教授沈清松與臺灣心理學系教授楊國樞為此著作的出版印行，付出了艱辛努力。
本書所收入的10篇論文，在內容上所涉及的范圍頗廣，而且因作者的學科背景不同，在探討價值觀問題時所采取的立場大有差異，因此，本書可謂是社會科學領域不同學科的學者所提出的一套有關價值觀問題不同論述方式的“標本”。敏感而用心的讀者，可以從各文論述的不同角度與理念，深切體會中國人價值觀問題的復雜性。如能同時閱讀《中國人的價值觀—人文學觀點》則更易認識中國人價值觀問題的多元性。看完這兩本書的讀者可能會感嘆，關于價值觀問題的研究竟有這么多學科的學者有如此之多的話要說，且言之成理，自圓其說。
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成長，價值觀建設如影隨形，不可偏廢。今日之中國，正行走在繁榮與復興的艱辛道路上。民族的復興，并不僅僅在于物質的豐足，更在于價值觀和民族精神內核的建設與形成。
期望本書的出版，可為這一民族發展進程，提供堪與深入探討的文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二○一三年四月
臺灣社會重利愛財之價值取向的解析
葉啟政
一、前言
人有感情，也會思想。感情可以表現在對自己、對其他人、對團體（如鄉園、家、國家、學校……）、對事物或對自然上面，而且有一定的心理質素為基礎。但是，對人類而言，感情的表現卻需要通過思想，使用象征符號加以飾化，并往往借物質來表示，使之具備更為豐富的意義。因此，人類的感情表現是人文化成的，也就是說，必得以具“文化”的姿態呈現出來。
有意義的象征符號是人群共享的。一樣的感情行為體現稱為“文化”的，亦即必然是“社會”的。如此要求象征符號必須是“社會”的，其所具共識性，雖非永恒不變，也非絕對普遍，但卻具有相當的恒定性。恒定性指的是：時間上有持續，適用范圍有所固定，而且指涉的對象是特定的。但是，更為重要的是：恒定性乃意味著，行為背后所隱含的感情和思想包含的內容有著一定的界定，也有一定的方向。表現這樣的恒定性最為顯著、也最具實際意義的即是所謂的“價值”。由價值引導衍生的一套特定行為模式，即“價值取向”。這可以說是形塑人類行為之恒定性的最主要面相，因此成為了解人類行為模式之走向的最主要標桿。當我們說一個人的行為缺乏目標、散漫、偏離，“價值取向”的恒定樣態常是用為判定的主要標準。
大體而言，對于單一個體行為模式的恒定性，似乎相對容易掌握，也比較容易理出判準的頭緒。但是，把它施及一群人身上，則不免會產生諸如是否有共同價值取向或其為何的問題。這些問題牽涉的不只是經驗定義與認定設準的問題，而是哲學人類學上的存有命題，處理起來相當棘手，也頗具爭議。把這些擺在當前臺灣的場域中來看，容或我們不懷疑“臺灣人有著共同的價值取向”這樣的概率性命題具經驗有效性，但至少我們還不免會面對一個相當困擾的問題——其基本共同價值取向為何？任何對類似此一社會共相的指陳，嚴格來說，都缺乏全稱式的效準，因此，都會招來詰難，有不同的意見。
在本文中，我們不能不采取保守的態度面對上述的論述困境。基本上，我們無意在這兒羅列并討論當前臺灣社會之基本價值取向的全貌。全貌是一種全稱式的描繪；用來形容社會，這樣的論述充其量只是一種隱喻式的設定，根本無法“如實”地確立其所指涉的“實在”范圍。事實上，任何人都沒有能力、甚至無權宣稱社會的全貌是什么。我們所能做的只是使用諸如“選擇性親近”的策略，以某些片面性的樣相來勾勒“實在”。這樣的“實在”無論如何都會夾雜著論說者的主觀立場，有一定的特殊意識形態色彩。
簡單來說，我們所采取的策略是：從社會之所謂文化、政治、經濟等面相的歷史脈絡中，抽離、凸顯出一些自認具有論述意義的結構樣相。這些結構樣相，對個體而言，乃是展現其所具基本心理特征的隨制條件（contingency）。也就是說，這些社會結構樣相與人所具有的心理特征會交互作用，衍生出一套行動的邏輯。這套邏輯的運作并非完全確定不變，它只是表示對行為具有指導引發的內發作用，其意義基本上是規約。至于能否發揮最大的效能，端看當事者對此一邏輯的認知與認同程度，或此邏輯的規范強制能力與實用效能而定。因此，此一邏輯實際上只是開導出一些行為上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在人群中形塑出一些共相，價值與價值取向即是這種共相的一種表現形式。緊要的是，共相只是一種在認知與行動上具有共認的體現，其基本特質是一種可能，而非絕對，也是一種概率性的概括，而非必然性的全含。其所可能包含的內容絕非完全一樣，也非一成不變，而所可能適用的人群也絕非全部，而往往僅是部分。因此，共相指涉的充其量只是一種較凸顯且具優位的可能趨勢，它隨時可能被修飾或顛覆。
很明顯，以如此的思考方式為底子來論述當前臺灣社會的價值取向問題，我們所能做、也所希望做的，只是以特定選擇的共相動勢為基線，對當前臺灣社會這么一個萬花筒，從事特定角度的觀察，借此提供一些了解現象與確立問題的線索。這樣的嘗試原則上應當是守本分，也是謙卑，但卻可以說得上是正當的。準此立場，我們選擇討論的主題是“重利愛財”此一價值取向，而所論述的也將只局限于此。任何超出此一議題的詰難，都不是我們準備負責回答的。
二、“重利愛財”作為優勢價值取向的背景與例證
從歷史背景來看，臺灣基本上是一個移民社會。在三四百年前開發的早期，移民絕大部分來自閩南與廣東客家地區。就區位而言，這兩個地區山多田少而地瘠，加之有人口壓力，一直就有往海外移民的傳統。由于地理上臨近南洋，此地區之漢人不若中原地區漢人務農者，存著守成認命的人生觀；相反地，往外發展的冒險精神相對明顯。在此前提之下，當初閩粵兩地人民移居臺灣，其動機基本上與往南洋移民者一樣，為的是謀求經濟利益以圖改善家庭生活。（蔡淵絜，1986：47-48）高拱乾重修之《臺灣府志》中（1960：185-186）即指出：“其自內地來居于此者，始而不知禮義，再而方知禮義，三而習知禮義，何言之？先為紅毛所占，取其地而城之，與我商人交通貿易，凡涉險阻而來者，倍蓰、什佰、千萬之利，在所必爭。夫但知爭利，又安知禮義哉？”引自蔡淵絜（1986：48）。
17世紀以來，荷蘭已成重商的貿易國。當其統治臺灣時，荷蘭人所移植于臺灣的制度，雖然事例不少，然而以當時社會狀況而言，最新奇并最異于中國的，除了前述的農奴勞動機構之外，還得舉出帶有重商主義性格的“商品出產”和“商品流通”。（史明，1980：95）這樣的重商主義促使漢人移民也學會采取外銷商品為主的生產方式，強化了重利的特質。“所以，漢人以租賦的名目而繳納于官方的糖、米等農產物，在其生產過程中，就帶有荷蘭人將要銷往海外的商品的性質。此外，繳納租賦之后，還剩于漢人手里而搬到市場去換取貨幣的農產物等就更不必提，全然是帶有商業性質而生產出來的勞動成果。……這樣一來，自古就在中國大陸上過慣了自給自足生產方式的漢人農民，他們一到臺灣，乃不得不修其原來的經濟生活方式，就是說，不但仍然是一個農業生產者，還要學上一些商人性格，才能應付新的環境。這可說是在生活上、思想上一個大轉變的開始。”（史明，1980：96）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的催化下，臺灣人中養成重利愛財的價值取向的有利客觀條件焉然形成。19世紀中期，來臺行醫傳教的馬偕先生于其日記中，對當時之艋胛（即今之“萬華”）百姓更是有一段描述，頗為傳神，可作為佐證。他說：“艋胛的人民，無論男女老少，每日皆為錢而忙碌。他們是物質主義者，執迷的淘金者，并且非常地迷信。”引自翟海源（1991）。臺灣人重利愛財的特點也表現在好賭的習性上，這種情形在文獻中屢屢可見。（吳文星，1988）
在傳統華人社會里，一般人是否好賭，有待于更多經驗資料加以佐證。但是，國人深具重利愛財的心理，卻是日常生活中常可體驗到的一般印象。人們常用錢財做標準來比擬其他的價值，也常用錢財來衡量一個人的得失成敗。譬如，臺灣民間常流行這樣的說法：“人格有什么價值，值多少錢？”、“有錢、有勢，卡要緊啦！有了錢，萬事通”、“見到錢，眉開眼笑”、“褲頭有錢，就是大爺”、“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不一而足。因此，在社會上，人們講究的是“日頭赤炎炎，隨人顧性命”，笑貧不笑娼，有錢就叫爺娘，自古以來，就常被人們奉為實際作為的準則，十分的現實，相當的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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