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近代佛教史研究的開拓性著作。包含了梁啟超撰寫的一系列佛教歷史和經典的學術研究論文，是中國近代學者研究佛教史的重要成果。在書中，梁啟超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觀點和研究方法，解答了中國佛教史的許多疑難問題。這些研究把中國佛學和佛教史的研究推進到了新的水平。
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說略
一
佛法初入中國，相傳起于東漢明帝時。正史中紀載較詳者，為《魏書·釋老志》，其文如下：
“漢武……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后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群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寫浮屠遺范。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于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于洛城雍關西。摩騰、法蘭咸卒于此寺。”
此說所出，最古者為漢牟融《理惑論》。文在梁僧祐《弘明集》中，真偽未敢斷。（《隋書·經籍志》有《牟子》二卷。注云：漢太尉牟融撰，今佚。《弘明集》本篇篇目下注云：一名蒼梧太守牟子博傳。然讀其內容，則融乃蒼梧一處士，流寓交趾，不惟未嘗為太尉，且未嘗為太守也。書凡三十七節，專務擁護佛法，文體不甚類漢人，故未敢置信。若其不偽，則此為論佛法最古之書矣。）其后文飾附會，乃有永平十四年僧道角力、宗室妃嬪數千人同時出家種種誕說。又造為摩騰所譯《四十二章經》，編入藏中，流通迄今。殆皆不可信（此等誕說最古者，出《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見唐道宣《廣弘明集》，注云：未詳作者。據所說則道士褚善信、費叔才奉敕集白馬寺前與摩騰等斗法，道經盡毀云云）。大抵愔、景西使，騰、蘭東來，白馬馱經，雍西建寺，事皆非虛。然所謂提倡佛法者亦僅此。至于創譯經典，廣度沙門，則斷非彼時所能有事也（《四十二章經》真偽別詳第五章）。然誦習佛法者早已有人，蓋不容疑。《后漢書·光武十王傳》云：
“楚王英喜為浮屠齋戒，永平八年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贖愆罪。詔報曰：‘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
漢明遣使事，相傳在永平十年（《釋老志》、《弘明集》、《高僧傳》皆無年歲。其指為永平十年，自隋費長房之《歷代三寶記》始）。然報楚王英詔在永平八年。浮屠（佛陀）、伊蒲塞（優婆塞）、桑門（沙門）諸名詞，已形諸公牘，則其名稱久為社會所已有可知。有名稱必先有事實，然則佛法輸入，蓋在永平前矣。《釋老志》稱：“漢世沙門，皆衣赤布。”則當時沙門，應已不少。然據晉石虎時著作郎王度所奏，謂：“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高僧傳》卷十《佛圖澄傳》引）此述漢魏制度，最為明確。蓋我國自古以來，絕對的聽任“信教自由”，其待遠人，皆順其教不易其俗。漢時之有佛寺，正如唐時之有景教寺，不過所流寓外人自崇其教，非含有獎勵之意也。然桓帝延熹九年，襄楷上書，有“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一語（《后漢書》本傳）。據此，則其信仰已輸入宮廷矣。桓、靈間，安息國僧安世高，月支國僧支婁迦讖，先后至洛陽，譯佛經數十部。佛教之興，當以此為紀元。
三國時劉蜀佛教無聞，曹魏稍翻有經典。而潁川朱士行以甘露二年出家，實為漢地沙門之始（據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三）。士行亦即中國西行求法之第一人也。吳孫權因感康僧會之靈異（參觀《高僧傳·會傳》），在建業設建初寺，是為佛教輸入江南之始。而支謙亦在吳譯《維摩》、《泥洹》、《法句》諸經，故后此佛學特盛于江南，謙之功也（詳第五章）。
至西晉時，洛下既有寺四十二所（見《釋老志》），而竺法護遠游西域，赍經以歸，大興譯事（詳第五章），河北佛教漸以光大。及石勒僭號，而佛圖澄常現神通力以裁抑其兇暴（參觀《高僧傳·澄傳》），其于佛教之弘布，極有力焉。
計自西歷紀元一世紀之初至四世紀之初約三百年間，佛教漸漸輸入中國且分布于各地。然其在社會上勢力極微薄，士大夫殆不知有此事。王充著《論衡》，對于當時學術、信仰、風俗，皆痛下批評，然無一語及佛教，則其不為社會注目可知。沙門以外，治此學者，僅一牟融。然所著書猶真偽難斷，具如前說。
此期之佛教，其借助于咒法神通之力者不少。摩騰角力，雖屬誕詞，然康會在吳，佛澄在趙，皆藉此為弘教之一手段，無庸為諱。質言之，則此期之佛法只有宗教的意味，絕無學術的意味。即以宗教論亦只有小乘絕無大乘。神通小術，本非佛法所尚，為喻俗計，偶一假涂。然二千年來之愚夫愚婦，大率緣此起信。其于佛法之興替，功罪正參半耳。
二
佛法確立，實自東晉。吾于敘述以前，先提出兩問題：第一，佛法何故能行于中國，且至東晉而始盛耶？第二，中國何故獨尊大乘，且能創立“中國的佛教”耶？此第二題，當于第六章別解答之，今先答第一題。
我國思想界，在戰國本極光明。自秦始皇焚書，繼以漢武帝之“表章六藝罷黜百家”，于是其機始窒。兩漢學術，號稱極盛，攬其內容，不越二途：一則儒生之注釋經傳，二則方士之鑿談術數。及其末流，二者又往往糅合。術數之支離誕妄，篤學者固所鄙棄，即碎義逃難之經學，又豈能久饜人心者？凡屬文化發展之國民，“其學問欲”曾無止息，破碎之學既為社會所厭倦，則其反動必趨于高玄。我國民根本思想，本酷信宇宙間有一種必然之大法則，可以范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孔子之《易》，老子之五千言，無非欲發明此法則而已。魏晉間學者，亦欲向此方面以事追求，故所謂“易老”之學，入此時代而忽大昌。王弼、何晏輩，其最著也。正在縹緲彷徨，若無歸宿之時，而此智德巍巍之佛法，忽于此時輸入，則群趨之，若水歸壑，固其所也。
季漢之亂，民瘵已甚，喘息未定，繼以五胡，百年之中，九宇鼎沸。有史以來，人類慘遇，未有過于彼時者也。一般小民，汲汲顧影，旦不保夕，呼天呼父母，一無足怙恃。聞有佛如來能救苦難，誰不愿托以自庇？其稔惡之帝王將相，處此翻云覆雨之局，亦未嘗不自怵禍害。佛徒悚以果報，自易動聽，故信從亦漸眾。帝王既信，則對于同信者必加保護。在亂世而得保護，安得不趨之若鶩？此一般愚民奉之之原因也。其在“有識階級”之士大夫，聞“萬行無常，諸法無我”之教，還證以己身所處之環境，感受深刻，而愈覺親切有味。其大根器者，則發悲憫心，誓弘法以圖拯拔；其小根器者，則有托而逃焉，欲覓他界之慰安，以償此世之苦痛。夫佛教本非厭世教也，然信仰佛教者，什九皆以厭世為動機，此實無庸為諱，故世愈亂而逃入之者愈眾。此士大夫奉佛之原因也。
前所論者為思想之伏流，此所論者為時代之背景。在此等時代背景之上，而乘之以彼種之思想伏流，又值佛法輸入經數百年，醞釀漸臻成熟，此所以一二大德起而振之，其興也，沛乎莫之能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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