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幻象是指人們脫離財富的物質實體構成、財富生成的社會歷史關系和財富的屬人性本質，在主觀上通過感覺、意念、聯想和想象路徑，形成的關于財富存在的假象、錯覺乃至幻覺意象。財富幻象范疇的界定以對西方表征主義哲學傳統關于真理世界與表象世界何以區分，以及多維視域下財富內涵歷史演變的深入解讀為基礎。在資本邏輯下，財富幻象表現為貨幣幻象、資本幻象、信用幻象和目的性幻象。
《財富幻象的哲學批判 中國面向未來的財富觀建構》作者認為，中國要建構符合社會發展和大多數人利益的財富觀，一方面在拓展經濟增長的新領域上，樹立生態財富觀、虛擬財富觀、知識財富觀等；另一方面在財富的價值指向上，樹立共同富裕的財富觀、公平正義的財富觀、以人為本的財富觀；再一方面在財富的獲取上，要把財富創造落實到辛勤勞動、誠實守信、服務社會的原則上來。
《財富幻象的哲學批判——中國面向未來的財富觀建構》對財富幻象做了哲學解讀，認為財富幻象是指人們脫離財富的物質實體構成、財富生成的社會歷史關系和財富的屬人性本質，而在主觀上通過感覺、意念、聯想和想象路徑所形成的關于財富存在的假象、錯覺乃至幻覺意向。財富幻象范疇的界定以對西方表征主義哲學傳統關于真理世界與表象世界何以區分，以及多維視域下財富內涵歷史演變的深入解讀為基礎。在資本邏輯下，財富幻象表現為貨幣幻象、資本幻象、信用幻象和目的性幻象。具體說來就是：把作為財富一般形式和一般代表的貨幣理解為是財富的本質，把作為形式因的財富理解為是質料因的財富，把資本當作純粹的物幻象為是財富生成的內在根據，把財富對人們欲望的滿足及其具有的享受功能幻象為是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和人向自身、向合乎人性的人復歸。財富幻象的生成及其加劇與商品化向金融化，再向價值符號化的深度推進相一致。商品化把交換價值變成超感覺的存在。金融化使財富成為一種與實體經濟相割裂的脫域存在。價值符號化使得財富對人的精神誘惑和征服超過于財富本身的力量。同時，作者對中國如何超過財富幻象的羈絆，如何建構符合社會發展和大多數人利益的財富觀提出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在拓展經濟增長的新領域上，要樹立生態財富觀、虛擬財富觀、知識財富觀等；另一方面，在財富的價值指向上，要樹立共同富裕的財富觀、公平正義的財富觀、以人為本的財富觀；再一方面在財富的獲取上，要把財富創造落實到辛勤勞動、誠實守信、服務社會的原則上來。
財富：在可感覺與不可感覺之間
財富尤其是物質財富，無論是對個人的幸福還是對人類的發展而言，無疑都是一種最為堅硬的存在。今天，盡管人們在物質財富的增加和人的幸福感提升之間找不到正相關的對應關系，“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現象時有發生，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物質財富的短缺注定要把人置于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居無定所的求生存的痛苦境地。在任何時代，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都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一個前提性的歷史活動，具有奠基性和匿名性的特征。因為人首先必須活著，才能更好地生活。人類這一萬物之靈，之所以能在這個地球上做到君臨世界，就在于他在物質財富的創造、享有上所具有的獨特才能。一部人類歷史就是圍繞財富這個軸心展開的一幅關于人類歷史命運變幻的全息畫卷。一部人類歷史就是在財富如何創造和如何享有的推動下，實現人的行為和觀念的主體性提升、實現社會制度辯證走向進步的歷史。
然而，對于人們來說，財富在其內容與形式、實體與虛擬、目的與手段、欲望與理性、物質享受與精神滿足等等的矛盾運動中，彰顯出的卻又是行走在可感覺與不可感覺之間的如此神秘、神奇和神異般的一種存在。
當第一粒種子植入土壤，農業文明的光芒照耀大地的時候，原始先民不僅擺脫了純粹依靠大自然恩賜而生存的境地，而且能夠把他們的意愿和能力施加在自然里面。這種變化的結果就是剩余產品的偶爾出現。剩余產品營造出靠岸而據的村落，更創造出了王朝帝國。然而，剩余產品也猶如“潘多拉魔盒”，不僅打破了原始先民生活的寧靜，激發了人們的欲望，更是把他們界分為奴隸和奴隸主，引發彼此之間的生死搏斗。可以說，財富意識同剩余產品的產生一同出現，與人世間的不平等狀況相互交織。爾后，從大工業到知識經濟，再到無處不在的金融創新；從使用價值到交換價值，再到符號價值，財富改變的不只是它的形態，更是人們的精神觀念。因為財富不只是締造了一個無生命的物的世界，而更是締造了具有鮮活生命的人滿足張揚欲望的夢幻世界。
財富幻象的哲學批判財富：在可感覺與不可感覺之間當原始先民依靠大自然的恩澤，共同協作，采集自然界的果實，圍捕自然界的獵物，僅僅能夠滿足生存需求的時候，這些果實和獵物只是原始先民的生存意義上的存在物。這些果實和獵物盡管對原始先民的需要具有滿足意義，但是這種滿足彰顯的僅僅是這些果實和獵物的使用價值。然而，隨著剩余產品的產生、分工的出現、交往的擴大、需求的多樣化，財富開始進入交換階段。財富的交換催生了對財富的量度。物物交換實現了不同形態、不同種類、不同使用價值的物的之間的轉化。然而，物與物之間的比例交換則顯得是如此的司空見慣、約定俗成，但卻又如此地難以理解。當物與物的交換為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所代替時，尤其是當貨幣最終落實到只是一個數字信用符號的時候，數字化財富對實體性財富的通約，使得超感覺的數字化財富轉變成一種可感覺的實體性財富，同時，可感覺的實體性財富似乎只有轉化成超感覺的數字化財富，才可能是真實的而不是潛在的可感覺的實體性財富。更為令人驚異的是，數字化的財富——貨幣成為商品，使得超感覺的數字化財富，不需要經過任何可感覺的實體性財富階段，就能夠從自身中生產自身，更不用說，金融創新使得超感覺的數字化財富更是插上了推進“能指飄移”的翅膀，成為自身繁衍自身的動力因。
所以，成吉思汗永遠理解不了華爾街的人們為什么為那曲線的變動或喜或悲，同樣，華爾街的人們不會因為擁有成群的牛羊而比擁有電子屏幕上的令人陶醉的數字更讓他們心曠神怡。在華爾街的人們眼里，電子屏幕上的數字是比牛羊更為真實的財富。因為那數字具有通約并轉化為人世間的任何東西的力量。尤其是，在一切為了交換的時代，當牛羊等能夠觸摸得到的實體的東西越來越多時，卻使得表征它的數字在不斷地“縮水”，結果是你生產得越多，真正得到的卻越少。無論是在鄉村還是在城市，當一切為著交換價值這個軸心而運轉的時候，數字財富由此上升為是絕對的神圣存在，從而人們只有千方百計地要把自己的勞動以及勞動的結果與數字財富相兌換，才能真正實現自己的勞動以及勞動成果的價值。財富內容與財富形式的疏離乃至顛倒，使得財富的屬性變得如此地撲朔迷離和不可捉摸。財富是看不見的上帝之手，既在撫慰受傷的心靈、撫平人世的紛爭，同時也在激發人世間的恩仇、引燃濃濃的硝煙和戰火。
財富在可感覺與不可感覺之間行走，其極端的表現樣式，就是在消費社會(信息社會、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后工業社會)中由符碼(物的意義邏輯超越了物的操持性功能)所彰顯出來的比真實還要真實的意象世界(擬真世界)，成為可感覺的存在，反過來，原本作為意義的存在論基礎的物本身的財富，如果首先不具有意義，或者沒有進入符碼視域，就不成為物的財富，從而成為不可感覺的東西，財富的可感覺與不可感覺竟然如此地發生倒轉。這種倒轉不是發生在經濟學視野中的財富的真實價值與貨幣表現、財富創造與價值生成、財富效用與主觀臆想之間的背離，也不是傳統意義上把商品、貨幣、資本作為財富之神來膜拜而忘記了人本身的拜物教意義上的倒轉，而是消費社會中，商品本身所散發出來的普遍意象與商品之間的倒轉、物化了世界觀(或者說物化了的意識形態)與財富對于人生價值的倒轉、比真實還要更為真實的“類象模型”與財富真實運動之間的倒轉。總之，消費社會中，是意義世界和現實世界之間的倒轉。
財富在可感覺與不可感覺之間行走，使得財富對于人生手段與目的之間關系發生異化。我們一邊在慨嘆財富是如此這般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身外之物，一邊在慨嘆嚴監生、葛朗臺等吝嗇鬼典型人物的可悲可笑，一邊在慨嘆財富的非理智態度導致的人生悲劇，似乎在財富問題上都顯示出如此的清醒和理智，然而，現實是人們對財富的欲望和追求從來沒有表現出一丁點的理性和自覺，連續不斷地在上演著“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鬧劇。因為財富是如此的令人向往，讓人著迷。它在使朋友之間反目為仇的同時，也能使毫不關聯的人之間的有著“蜜月般”的親密關系；在把父母兄弟變成陌路人的同時，也能把從未謀面的人們之間的關系轉化成血濃于水的親情關系。財富的巨大力量使人們混淆了“財富為我而生”與“我為財富而生”之間的本質區別，混淆了“財富作為人的能力的表征”與“財富就是人生目的本身”之間的本質區別，從而最終把對財富的無止境地追逐幻化為人生的根本目的和終極價值。面對斑駁陸離、絢爛多彩的財富世界，“我就是財富”還是“財富就是我”之間的界限是如此地從清晰走向模糊，如此地從理性轉化為非理性，如此地把財富編織的夢幻世界當作是人生真諦的最終寄托。
當今，財富在可感覺與不可感覺之間的錯位、倒轉，乃至幻化，是人性的欲望使然么？是財富本身屬性和形態轉換使然么？抑或是社會輿論引導使然么？人性的欲望建立在社會關系基礎上，有什么樣的欲望或者欲望什么，有著時代的具體內涵，從來都沒有抽象的人性欲望。財富本身的屬性和形態轉換，是人類對財富價值與意義的認識和創造進行不斷挖掘和深化的結果，是人的發展與社會進步的一種表現。智能化時代，新媒體對意義的傳播、對人們精神觀念的馴化和改造確實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然而，意義的塑造其深層次的邏輯又是什么呢？實際上，財富在人的精神深處所產生的幻化，如果從追根究源的意義上來講，依然是資本邏輯所帶來的結果，只不過是資本擴張的方式和路徑不同而已。資本增殖的本性促使資本從依賴實體要素擴張拓展到依賴精神要素擴張，從對肉體的有形控制轉化到對靈魂的無形控制，從強迫性的壓服轉向激發欲望的誘惑，從每一個毛孔都滴著骯臟的血轉化為如此的“文質彬彬”和“人性化”，從而使每一個人從靈魂深處臣服資本，不僅不能自拔，失去批判意識和能力，而且顯得是如此這般幸福地和愉悅地享受這種壓制。總之，資本要把一切都納入到它的懷抱，服從于其不斷增殖的神圣使命。資本擴張本性是使財富在可感覺與不可感覺之間來回跳動的幽靈。
哲學博士，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在《哲學研究》、《哲學動態》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40余篇，出版個人學術專著1部。
財富：在可感覺與不可感覺之間
第一章 財富范疇的理解圖式演變 / 1
第一節 財富范疇的“物”的理解圖式 / 2
第二節 財富范疇的社會化理解圖式 / 16
第三節 財富范疇的符號化理解圖式 / 31
第二章 幻象與財富幻象的內涵解讀 / 48
第一節 幻象范疇的內涵解讀 / 49
第二節 經濟學視域中的財富幻象內涵解讀 / 67
第三節 哲學視域中的財富幻象內涵解讀 / 80
第三章 財富幻象的表現形式 / 92
第一節 貨幣幻象 / 93
第二節 資本幻象 / 100
第三節 信用幻象 / 105
第四節 目的性幻象 / 110
第四章 財富幻象的生成路徑分析 / 117
第一節 商品化與財富幻象的生成 / 118
第二節 金融化與財富幻象的生成 / 130
第三節 符號化與財富幻象的生成 / 146
第五章 中國面向未來的財富觀建構 / 166
第一節 市場經濟對我國傳統財富觀的矯正 / 166
第二節 市場失范條件下的財富觀亂象及其根源 / 182
第三節 中國面向未來財富觀建構的實踐指向與價值指向 / 195
參考文獻 / 214
后記 / 222
盡管柏拉圖、色諾芬、亞里士多德等古代思想家對財富問題都有過深刻論述，但對財富問題做系統的理論研究，無疑是從政治經濟學開始的。在重商主義那里，財富開始作為關乎國家發展的問題被提出來，從而成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主題。不僅如此，財富問題也是繼政治經濟學之后，整個西方經濟學研究的主題。雖然西方經濟學在其發展的近三百年時間里，學派林立、范式各異、探討的問題視域在不斷延展、理論建構日益精致，但是作為其主題的財富概念，在本質屬性上講仍然是物質的東西。盡管他們在財富的形成、財富的度量等方面，有著不同的理解，但都沒有放棄財富作為物的屬性這一軸心原理。盡管經濟學不斷地把科技、教育、管理、信息、知識、人力資源、社會資本、生態環境乃至德性、公平、正義等都納入財富研究的視野中來，實際上它們在經濟學視野中的財富意義并不在于其自身有多么重要，而在于它們對具有效用的物質的東西的發掘和創造，在于推動GDP量值的增加，在于促進物質東西的增長意義。也就是說，它們只是作為在具有物質屬性的財富的生成和發展過程中的條件和變量而被關注，被納入經濟學的視野。它們的一切價值就在于都是圍繞物質財富這個“上帝”在跳舞，在盡情展示它們各自的看家本領。
經濟學對于財富的“物”的理解圖式，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把財富看作是流通領域的產物，尤其是對外貿易的產物，從而金銀等貴金屬作為通約一切的交換媒介，從古代的裝飾品一躍成為財富唯一而真實的形態；二是在資本主義大工業時期，把財富看成是生產的產物，尤其是在交換和市場成為社會核心法則的時候，具有交換能力的物質都被看作是財富的代表；三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人的快樂和欲望的滿足被看作是不證自明的亙古定律，從人的消費行為來看，判別物質是否具有財富意義的原則日益主觀化，從而效用從使用價值轉換為主觀心理感受，以對商品的比例性偏好的量度——稀缺性作為測度物質大小，以及物質是否能夠構成財富的重要標準。
一、 財富作為交換的產物，金銀是其唯一而真實的形態
15、16世紀是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起始時期。重金主義和重商主義[2]是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重要經濟思想。他們在對財富范疇的理解上，把金、銀等貴金屬看作是最佳的財富形式，甚至唯一的財富形式。馬克思指出：“貨幣主義把財富看成完全還是客觀的東西，看成自身之外的物，存在于貨幣之中。”[3]理查德·瓊斯在分析從威廉征服英國到18世紀中葉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學的財富觀時就發現，把財富等同于金、銀等貴金屬在那時是十分流行和被普遍接受的一種看法。他寫道：“有很長一段時期，人們認為這個問題沒有什么很難理解的地方：一國人民可以致富的唯一途徑是取得貨幣或金銀，而變窮的途徑是失去這些金銀。因此，使國家富起來的方法在于首先擁有盡可能多的珍貴金屬，然后緊抓住不放，使存量不斷增長。”[4]重金主義和重商主義關于金、銀等貴金屬作為財富最佳形式的思想，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金、銀等貴金屬數量的多寡是一個國家財富多寡和發展程度的唯一標志。無論是重金主義者還是重商主義者，盡管都認識到工農業產品、自然資源等物質財富對于人口生存和發展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現實意義，但他們認為，只有通過商品換回來的金、銀等貴金屬貨幣，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財富，因而主張一個國家要實現富裕，必須注重金、銀等貴金屬的積累，把金、銀等貴金屬的獲取看作是致富的唯一途徑。一個國家正確的經濟政策必須以全力獲取金、銀等貴金屬為最高目的。金、銀等貴金屬在那個時代就是財富的絕對代名詞。被馬克思稱為“政治經濟學之父”的威廉·配第，在《賦稅論》中也指出，貨幣是物質產品的價值的真正形式，商品只有實現為貨幣才是現實的財富，因此各種物質產品“只是一時一地的財富”，只有金屬貨幣才“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財富”[5]。英國的重金主義者甚至把從事使國外金、銀等貴金屬吸收到國內的制造行業的職業，作為大力保護的職業。為了獲取黃金而不惜向敵國出售商品，斯坦利·L.布魯指出：“甚至在戰爭期間，只要敵國愿意為商品支付黃金，一些國家也會向敵國出口商品。”[6]同時這一時期，西歐航海的動機也昭示金、銀等貴金屬的財富意義。西班牙的法律規定，返回西班牙的運送商品的所有外商船只，必須帶回與商品價值相等的金銀。斯塔夫里阿諾斯指出：“促使歐洲人開始海外冒險事業的動機很多，為上帝服務和尋求黃金可能是其中最強烈的動機。”[7]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生動記載了哥倫布對金的歡呼和崇拜：“金真是一個奇妙的東西！誰有了它，誰就成為他想要的一切東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靈魂升入天堂。”[8]
其二，金、銀等貴金屬的積累是推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和根本保證。早期資本主義發展主要是在商業領域，尤其是航海所帶來的地理大發現，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繁榮。同時，剛剛興起的民族國家為了拓展殖民地和勢力范圍，使得國家間的經濟競爭更為激烈。如何在國際貿易中獲得優勢？如何攝取和擴大殖民地？如何建立強大的海軍和商業艦隊？金銀作為具有通約一切的硬通貨權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青睞和追捧。在重金主義和重商主義看來，金、銀等貴金屬的積累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命脈。德國“官房學派”的柏赫指出，貴金屬及其儲藏是一個地方的靈魂和神經。法國重金主義者孟克列欽認為，貨幣是軍事神經，黃金比鐵更有威力。英國的重金主義者威廉·斯塔福德在《關于英國公共福利的對話》中，把經濟惡化以及物價昂貴歸結為由于大量鑄造成色降級及質量不足的鑄幣造成的，因為這樣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其結果是足色足量的金、銀貴金屬貨幣的外流或者退出市場，從而不能滿足貿易發展的需要，因而提出為了保持經濟增長必須禁止金、銀等貴金屬輸出的主張。意大利的重商主義者安東尼奧·塞拉把金銀的充裕對于國家的益處和防止犯罪發生，看作是不證自明的定理。尤其是他強調金銀貨幣的流動對于貿易發展的積極作用。“要使貿易的規模擴大，就必然需要大量資金。因為多錢善賈，而‘賈’的目的也就是錢。”[9]反之，禁止金銀輸出，會導致資金匱乏，致使貿易萎縮，經濟凋敝，對于獲取充裕的金銀有害而無益。
其三，作為金、銀等貴金屬的財富是在交換中實現的，流通領域尤其是對外貿易，成為財富生成的重要源泉。馬克思指出：“貨幣主義和重商主義把世界貿易以及國民勞動中同世界貿易直接有關的特殊部門當作財富或貨幣的唯一真正來源劃分出來。”[10]重金主義和重商主義認為，物質生產的發展并不能實現國家的富裕，因為超過人口消費的剩余產品如果沒有被交換出去，那都不是實質性的財富，反而會導致產品積壓，使得再生產難以持續。在他們看來，生產只是創造財富的前提和條件，流通(尤其是對外貿易)才是財富實現的唯一手段，生產無論是農業還是工業，都成為是以商業為目的而從屬于流通的一個領域，流通凌駕于生產之上，從而把對外貿易流通過程理解為商業資本獨立運動的過程。因此，重金主義和重商主義都把利潤(剩余價值)看作是在流通環節中實現的，即利潤(剩余價值)是通過商品交換而得到的商品價格的增加值。也就是說，貨幣的增殖是買賣行為所導致的結果，增加的財富正好表現為額外的貨幣。托馬斯·孟認為，貨幣產生貿易，貿易增多貨幣。所以，對外貿易是國家活動的基礎，尤其是對于沒有金銀礦的國家來說，財富的獲取和積累就只能是通過對外貿易，使出口商品的價值超過進口商品的價值這條唯一途徑來實現。孟克列欽指出，大國都在尋找獲得黃金的辦法，而商業被證明是獲得黃金最重要的方法。
金銀之所以成為最佳的財富形式，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值得關注：
第一，勞役地租和實物地租向貨幣地租的轉變。在歐洲中世紀晚期，封建主不再滿足于對通過徭役經濟而獲得的自然產品的消費，而對奢侈品和手工業品的需求增加，尤其是對歐洲之外的國家的奢侈品的欲望增加。封建主需求的改變，促使了他們對貨幣的渴望，由此，他們把勞役地租和實物地租改變為貨幣地租。這樣也促使農民把勞役和實物交換出去變成貨幣。結果是導致整個社會對貨幣的需求大量增加。而“貨幣在十五、十六世紀，無非是貴金屬，首先是銀和金”[11]。因此，獲得作為金銀貨幣的財富成為普遍公認的確定不移的公理。
第二，自然經濟條件下的生產關系向商品經濟條件下的生產關系的轉變，使得商業資本在經濟發展中占據了統治地位。西歐在公元1400年以后，生產力得到了長足發展。這種發展一方面得益于馬代替牛成為生產工具，為農業發展提供新的動力，促進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得益于大面積的新的土地的開發，尤其是對人口稀少的南歐和東歐地區新土地的開發。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帶來了商業繁榮和城市的興起，從而促進了歐洲內部貿易的發展，尤其是波羅的海一帶的商業繁榮，同時也帶來了農奴制對農民自由的束縛，這不僅為資本積聚創造了條件，而且為探險、征服和殖民提供了所需的社會組織和自由勞動力。在國際貿易方面，從11世紀開始的十字軍東征，不僅使得歐洲人開始垂涎于東方奇妙的奢侈品，而且對地中海的控制，使得東西方之間有了便捷的商船通道。13世紀，蒙古帝國對遼闊歐亞大陸的統一所帶來的和平、安全以及道路，促進了歐洲與東方的貿易。歐洲貿易關系的擴大，使得歐洲的生產和消費越來越依賴國外的商品和市場，這在客觀上確立了商業資本在歐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統治地位。重商主義最早就是在海運及通商貿易發達的意大利萌發的。歐洲在自然經濟解體過程中商業經濟迅速發展起來，商業經濟的繁榮促進了貨幣經濟的擴大。由于買和賣都同時需要貨幣，使得商業資本取得了支配一切的地位。
第三，金、銀等貴金屬成為財富的代表與金銀本身的特性緊密關聯。馬克思指出：“金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12]金、銀等貴金屬并不是天生的貨幣，金銀最初出現在市場上也只是一般的普遍商品。古羅馬時期，金、銀等貴金屬還只是作為裝飾品而存在，在經濟活動中并不具有充當交換媒介的職能。歷史上，各個國家和民族都曾經先后使用過金銀之外的不同商品充當貨幣。金銀成為貨幣既是交換擴大、冶金技術發展的結果，同時也與金銀本身所獨有自然優越性的特征緊密關聯。首先，金銀作為單純物體，質量總是均勻的，不像其他商品那樣，如谷物與谷物之間、牛與牛，等等，具有質的差異性。這樣等量金銀總是代表同樣的價值，同時金銀的分割和熔合適合作出價值大小上的量的差別區分。其次，金銀成為流通手段，還在于金銀具有體積小、價值大的特點。這樣較小的體積可以包含更多的勞動時間，使其運輸更為方便，即保證了物質的靈便性。再次，金銀不會腐爛、不易損壞、耐久使用的自然屬性，使得金銀成為貨幣儲藏的天然材料。
二、 財富作為勞動的產物，是用來進行交換的商品
把財富等同于金、銀等貴金屬的重金主義和重商主義，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財富觀。它只是從流通領域來探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賦予財富以抽象的形式，這種抽象通過金、銀等貴金屬表現出來。到重商主義晚期，大量的重商主義者的文獻已經模糊地透露出，對金銀累積是一個國家增加實際財富的唯一方式的觀點的懷疑。在英國，托馬斯·孟提出了貨幣積累的限度問題，認為過多積累貨幣會導致貿易資金的枯竭，影響國家財富的增加。同時，他還提出生產的人數、技藝、勞動對于財富增長的意義，區分自然財富和人為財富對于國家財富積累的不同結果。托利黨人達芬南比托馬斯·孟走得更遠，他認為，金銀只是貿易的交換尺度。土地、勞動以及工業品等物質財富才是貿易的基礎和源泉，但是真正放棄財富內涵的金銀屬性貨幣的理解范式則是魁奈，尤其是斯密等人的著作發表之后的事情。經過他們的系統研究和理論證明，得出的關于財富內涵的基本原理是：“國家財富的內容可以不是僅僅限于黃金和白銀，而且至少包括人們愿意用金銀去交換的一切東西。”[13]
重農主義的代表人物魁奈對財富范疇的理解，從重金主義和重商主義的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但是他的生產領域僅限于農業生產范圍。這種轉變與法國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無疑是聯系在一起的。魁奈對財富的理解和把握主要集中在如下四個方面：
1. 魁奈區分了財物和財富概念。
他認為只有使用價值而沒有出賣價值的物屬于財物范疇，而只有那些有使用價值和出賣價值的東西才能稱之為財富。在《谷物論》中，魁奈指出：“土地生產物本身還不是財富，只有當它為人所必需和買賣時才是財富。因此，土地生產物只有在它能滿足人的一定需要，和有一定數量人口的情況下，才作為財富而且有高的價值。”[14]作為商品的農產物是貨幣財富和實物財富的綜合體。“財富的數量，既由金銀貨幣而表現其存在，同時也由真實的生產物價值而表現其存在。”[15]從而對財富范疇的理解視角，從單純的交換價值轉向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統一。但是，在魁奈看來，貨幣財富的多少，并不能反映一個國家的富裕程度；反之，貨幣財富的多少是由農產物的豐富程度以及農產物是否值錢來決定的。對于國家，“首先必要的是實物財富形式的元本”[16]。
2. 資本主義大農業是財富生成和積累的唯一領域。
重農主義認為，貿易只是把一種價值的財富同另一種等價的財富相交換，只是使財富在地點上發生了轉移，并不能促使價值形成和實現價值增殖。工業只能改變財富的形式，把農業部門生產的東西加以改制或組合，變成滿足人們需要的新的東西，所以工業產品只能抵償其自身的生產費用，而不能帶來新增的價值。因此，工業和商業都是非生產性的，沒有自然力的作用，因此不生產“純產品”，并沒有帶來財富的增加。商業和工業不過是農業的一個分支。“如果沒有農業生產物，工業與商業是沒有另外的財源。”[17]只有農業才是唯一能生產剩余價值的生產部門，只有源于農業的“純產品”才具有財富增長的現實意義。因為“純產品”作為農業生產出來的總產品，扣除用來補償消耗的農具、種子等生產資料，以及工人與農業資本家的消費資料之后的剩余產品，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財富的增殖，而不像商業和工業那樣，只是原有的財富的轉移或財富形式的改變。所以，農業才是社會財富增長的源泉，從而否定工業和商業在財富生成上的意義和作用，把財富的源泉轉換到農業領域。魁奈指出：“君主和人民絕不能忘記土地是財富的惟一源泉，只有農業能夠增加財富”[18]。
3. 土地之所以是財富，并成為財富的根源，就在于一方面土地生產物滿足了人類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于人的勞動。
魁奈指出：“構成國家強大的因素是人：財富是由于他們的需要而增長的……在增加產品的生產和消費方面，人們本身就成為自己財富的第一個創造性因素。”[19]由于人有需要，才推動人們去生產，去增加更多的產品，以滿足人的需要；人的需要的滿足又推動著消費的增長，使農產物成為商品，從而維持著商品的價格。因此，產品的值錢的價格和巨大的數量，產生收入并促成國民財富的每年增長。同時，在魁奈看來，土地肥力、產品的售價和資金的合理使用都決定于人的勞動和他們的積極性。但是，創造財富的勞動僅僅是農業勞動。魁奈在《中國的專制制度》一書中指出：“這個部族所居住的未開墾的土地，沒有任何實際價值，只有通過勞動才能使它具有價值，因而這個部族占有的土地和產品必須靠勞動來保證。沒有這個自然條件就完全不可能有作物和財富。”[20]并且在魁奈看來，在構成當時法國社會的三個階級(生產階級、土地所有者階級、不生產階級)中，作為租地農場主的生產階級(包括農業工人和農業資本家)由于租借土地，經營生產，而成為維持國家所必要的最重要的財富和資源。
4. 在財富的使用上，魁奈非常重視財富對于農業生產發展的動力意義。
根據財富的使用性狀，把財富區分為用于維持日常生活的消費性財富，以及用于生產和取得收入的生產性財富。財富的維持乃至增加，不能固守在原有財富的靜態保存和持有上，而在于財富的有效利用，在于使生產物不斷地投入再生產。在魁奈看來，農業要取得成功，不只是依賴人力和勞動，還要依賴財富的再投入，把它作為生產資料來提高勞動生產率。一個國家的繁榮，與其說是耕作者勞動的果實，毋寧說是耕作者投入土地耕作的財富的產物。因為“財富是農業發展的大原動力，要進行良好的耕作，必須要有很多的財富”[21]。因此，魁奈主張，必須把王國為促進生產所不可或缺的財富，確實保持在所有生產性的職業之中，從而他把投資在農業上的資本看作是生產資本，而工業資本則不是生產資本。至于商業資本，是靠不等價交換取得利潤的，也不是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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