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謬帶給人的不是自由，而是束縛。
——阿爾貝·加繆
第一章
聰慧的少年
1
外面十分熱鬧。時值圣誕，夜色中的運河大橋上彩燈閃爍。臉蛋紅撲撲的男男女女騎著自行車，咔噠咔噠地行駛在卵石路上，圍巾在寒風中飄拂著，圣誕樹在車后座上顫顫悠悠。每天下午都有業余樂隊演奏圣誕頌歌，纖弱的余音停在冬季的空中，彌久不散。
客房送餐服務員送來的餐盤被我弄得滿目狼藉：太多的香煙，從免稅店買來的微溫的伏特加。在那段忐忑不安、閉門不出的日子里，我就像囚犯熟悉囚牢一樣，熟悉客房的每一寸地方。那是我第一次去阿姆斯特丹；我只了解客房，對市容市貌幾乎一無所知。客房有種久經風吹日曬的陰郁之美，頗具北歐風情，宛如荷蘭的微縮模型：粉刷過的白墻，新教徒的整潔，與商船從東方帶來的奢華之風融合在一起。我毫無來由地花了好多時間，仔細觀看掛在櫥柜上方的兩幅鍍金裝裱小畫：一幅畫的是農夫們在結冰的湖面上溜冰，旁邊是一座教堂；另一幅畫的是一艘帆船在冬季躁動不寧的大海上顛簸前行。這兩幅畫只是裝飾性的復制品，并無特別之處，可我還是仔細端詳，仿佛畫中蘊含重要信息，可以借此解開佛蘭芒那些古老畫家隱秘的內心。外面，雨夾雪拍打著窗玻璃，灑落在運河上。盡管屋里有華麗的錦緞和柔軟的地毯，冬天的光線卻依然透出一九四三年的寒意，讓我不由想起那時的貧困和艱苦。那時人們喝不加糖的淡茶，上床睡覺時饑腸轆轆。
每天我趁天還沒亮，趕在加班的旅館職員上班、大堂人滿為患之前，下樓去拿報紙。旅館職員輕聲細語，踏地無聲，走來走去，冷淡的目光從我身上掠過，仿佛并未看到我，并未看到這個白天從不下樓的二十七歲美國男子。我盡量安慰自己，那位夜間值班經理（穿黑西裝，留小平頭，戴角質架眼鏡）應該不是好事之徒。
《先驅論壇報》沒有報道我的困境，不過整件事是登上了荷蘭的各大報刊，只字不識的我看了大段外文只能干著急。“懸而未決的謀殺案”。“身份不詳”。我上樓回到床上（衣服一件沒脫，因為屋里太冷），把報紙在床罩上鋪開。我看到了警車和犯罪現場錄像的照片，但我連標題都看不懂，不過報上好像并沒提到我的名字。看不出他們是否已經掌握了我的外貌特征，或者是否保留了部分信息，沒有向公眾披露。
客房。暖氣。“一個有犯罪記錄的美國人”。橄欖綠色的運河水。
因為怕冷，再加上抱病在身，我經常無事可做（我忘了帶本書過來，還有保暖的衣服），只好把白天的大半時間消磨在床上。剛到下午三點左右，天好像就黑了。我經常在攤開的報紙窸窸窣窣的響聲中，迷迷糊糊地昏睡過去，清醒時的那股莫名的焦慮，在夢里也擺脫不掉：過堂審訊；行李箱在飛機跑道上爆開，我的衣服散落一地；我在沒有盡頭的機場走廊上匆匆跑過，去趕飛機，心里卻明白，自己無論如何也趕不上了。
因為發燒，我做了好些栩栩如生的怪夢，身體輾轉反側，出了不少汗。我幾乎分不清白天和黑夜，不過在燒得最兇的最后一天晚上，我夢到了母親：那是一個短促而神秘的夢，感覺更像是一次顯靈。我在霍比的店里——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在一片鬧鬼的夢中空間里，那兒布置得挺像那家店——她突然來到我的身后，我從鏡子里看到了她的身影。我一看到她，就被幸福感攫住了，身體就像麻痹了一般。是她，每個微小的細節都對，那些雀斑的位置也絲毫不差；她沖我微笑，樣子美極了，她一點兒也沒有變老，烏黑的頭發，向上翹的滑稽嘴角；不像是夢，她的存在感充滿整個房間，那樣獨特，那樣別具一格。我很想轉過身去，但知道不能那么做，我要是直接向她望去，就會違反她那個世界和我這個世界的法則。她只能用這樣的方式過來看我，我們的目光在鏡中交會了很久很久，時光仿佛靜止了一般。不過就在她想要開口說些什么時——話里似乎融合了快樂、愛意和氣惱——一團霧氣涌入我倆中間，我醒了過來。
2
她倘若還活著，一切都會好得多。她去世時我還是個孩子。雖然從那以后，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是我一個人的錯，不過自從失去了她，我就再也看不到能指引我前往某個更加幸福的地方的路標，讓我過上不那么孤單或者更適合我的生活。
她的死亡就像一道分水嶺，劃分出之前和之后的生活。承認這一點未免令我沮喪，不過這么多年來，我再也沒有遇到能像她那樣讓我感受到被愛的人。有了她的陪伴，一切都煥發出活力；她仿佛在身邊灑下了迷人的劇院燈光，透過她的眼睛去看，一切都會變得比往常更鮮艷奪目。我記得，就在她去世的幾個星期之前，我跟她一起在格林尼治村的一家意大利餐館吃了一頓夜宵。她突然抓住我的衣袖，侍者們排著隊，從廚房捧出一個非常可愛的生日蛋糕，蛋糕上點著蠟燭，模糊的光圈在黑魆魆的天花板上搖曳著。然后他們把蛋糕放在那一家人中間，一位老太太帶著滿臉幸福的笑容，向身邊的人致意，侍者們背著手離開了。只是一頓普普通通的生日晚餐，在鬧市區的任何一家廉價餐館都會看到，我能肯定，要不是沒過多久母親就去世了，我是不會記得這次晚餐的。不過她去世以后，我把這次晚餐回想了好多遍，也許我這輩子都會把它記在心里：那個燭光圍成的圓圈，那個洋溢著平凡幸福的場景。自從母親去世以后，我就再也沒有體會過那樣的幸福。
她人長得也美。這并不重要，不過她的確是個美人。她剛從堪薩斯州來紐約時做過兼職模特，不過她在攝影機前總是不夠自然，因此表現欠佳。她的特質沒能在膠卷上展現出來。
她是個別具一格的人，像她那樣的人世間少有。我不記得自己見過跟她真正相似的人。她有一頭黑發，白皙皮膚夏天會生雀斑，亮閃閃的眼睛是中國藍色的。顴骨部位的斜面上，頗為古怪地融合了部落民的特質和凱爾特的暮色。有時候別人猜她是冰島人。其實她有一半愛爾蘭血統，一半切羅基血統。她的老家在堪薩斯州的一個城鎮，靠近俄克拉荷馬州邊界。她喜歡管自己叫“俄州人”，把我逗得哈哈笑。她就像賽馬一樣光彩照人，剛強勇毅。不幸的是，她那種混血的特質在照片上體現得有點生硬，顯得冷酷無情——她的雀斑被化妝品遮住了，她的頭發梳成垂在腦后的馬尾辮，使她看上去就像《源氏物語》里的貴族。照片絲毫傳達不出她的熱情，她那歡快、出人意表的性格，這正是我最喜歡她的地方。從她在照片里略顯僵硬的樣子不難看出，她有多么不信任攝影機；她整個人透出一種警覺、兇猛的氣質，就像正在為迎接襲擊做好準備。不過生活中的她并不是這樣。她的行動敏捷得驚人，她的動作急促而輕盈，她總是坐在椅子邊上，就像某種體態細長而優雅的濕地鳥類，隨時都會驚起，飛走。我喜歡她搽的那種檀香味香水，那股香味既質樸又出人意表。我喜歡她俯身吻我額頭時，漿洗過的襯衫發出的窸窣聲。聽到她的笑聲，你會情不自禁地想要放下手頭的事，跟她一起走上街頭。她每次出門，男人們都用眼角余光打量著她，有時候他們看她的那種樣子讓我感到有些不快。
她的死是我的錯。別人總是勸我，說那不是我的錯，但那就是我的錯。只是一個孩子，誰能想到呢，可怕的意外，運氣不好，誰都有可能碰上這樣的事。這些話都對，只是我一個字也不信。
那件事發生在紐約，十四年前的四月十日。就連我的手都對這個日子心懷抵觸。我得費好大力氣，才能讓鋼筆在紙上保持移動，把它寫下來。這原本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日子，然而如今它豎在日歷上，就像一枚生銹的釘子。
如果那一天一切都能按照原計劃進行，那它會在不知不覺間煙消云散，像我八年級那年其余的日子一樣蕩然無存，了無痕跡。那樣的話，我對那天還會剩下多少記憶？很少，或者一點不剩。不過現實是那天早晨比現在還要清晰，就連空氣中的濕意都令人難忘。夜里下過雨，是一場可怕的暴風雨，商店進了水，兩個地鐵站關閉。我們倆站在我們的公寓樓外面泡了水的地氈上，她最喜歡、也對她滿懷傾慕的門衛戈爾迪，沿著第五十七街倒退著走過來。他舉起一只胳膊，吹著哨子叫出租車。一輛輛車飛速駛過，濺起股股臟水；脹滿雨水的烏云在摩天大樓上方翻滾著，朝著一片片晴朗的藍天飄去；在下面的大街上，汽車排放的尾氣下面，泉水般潮濕綿軟的風撲在人身上。
“啊，他的車有客人了，夫人。”戈爾迪用蓋過街頭喧囂的嗓門喊道，給一輛出租車讓路。出租車轉過拐角，濺起水花，滅掉燈。他是幾個門衛中身材最矮小的一個。他是個面容憔悴、身體瘦弱、生氣勃勃的小個子，就像膚色偏白的前次輕量級拳擊手普埃爾托?里坎。不過因為飲酒過度，他的面皮有些松弛（有時他值夜班時身上散發著珍寶威士忌的氣味），他依然強健結實，動作敏捷。他總愛打趣，總是去街角抽煙休息。天冷的時候，他總是倒換著腳站著，朝戴著白手套的手上呵氣。他用西班牙語講笑話，把其他門衛逗得哈哈大笑。
“你們今天早晨急著出門？”他問我母親。他的名牌上寫著“伯特?D”，但每個人都管他叫戈爾迪，因為他有一顆金牙，還因為他的姓氏“德奧羅”在西班牙語里是“金子”的意思。
“不急，有的是時間，沒關系。”不過媽媽看上去頗為疲憊，頭巾被風吹開了，她把它重新系好時雙手有些發抖。
戈爾迪準是注意到了這一點，因為他略為不滿地覷了我一眼。我以一副躲避的姿態，倚在大樓前面的水泥花盆上，眼睛就是不肯看母親。
“你們不坐地鐵嗎？”他問我。
“哦，我們要去辦點兒事。”母親見我不知道該說什么好，有些拿不準地說。通常我不怎么留意她的穿著，不過她那天早晨的那身穿著（白色風衣、粉色薄紗圍巾、黑白雙色平底便鞋）深深銘刻在我的記憶里，我沒法把她記成別的樣子。
那時我十三歲。我不愿回想最后那天早晨我們之間有多么別扭，就連門衛都注意到了。平時我們總是有說有笑，不過那天早晨我們彼此無話可說，因為我受到了停學的處分。前一天，校方把電話打到她的辦公室。她回到家時沉默不語，怒氣沖沖。糟糕的是，我壓根兒就不知道自己為什么受到停學的處分，不過我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把握能肯定是因為比曼先生。他從辦公室往教師休息室走時，從二樓樓梯平臺的窗戶向外眺望，可能剛好看到我在校園里抽煙。要不然就是看到我站在湯姆?凱布爾身邊，而湯姆正在抽煙，這樣同樣違反校規。我母親反感吸煙。她的父母——我很愛聽她講他們的事，可惜他們去世太早，我跟他們無緣相見——是和藹可親的馴馬師，在西部四處游歷，靠馴養摩根馬謀生。他們性情活潑，愛喝雞尾酒，玩卡納斯塔撲克牌游戲，每年都去參加肯塔基州的馬術比賽，還總是把香煙裝在銀質煙盒里，家里到處都是這樣的煙盒。后來有一天，外婆從馬廄回到屋里時彎下腰咯起血來。打那以后，在母親的少年時代里，前門門廊上，臥室始終放下來的百葉窗下，一直擺著氧氣罐。
不過——正如我所擔心的，這份擔心并非毫無緣由——湯姆的香煙問題，只是冰山一角。在此之前的一段時間里，我在校內的處境一直不妙。這是從幾個月前父親撇下母親離家出走時開始的，或者說，從那時起變得愈發嚴重。我們一直不太喜歡他，他不在我們身邊時，母親和我要開心得多，不過他突然拋棄我們（沒有留下錢、子女撫養費或今后的住址），讓我們深感震驚和憂慮，上西區那所學校的老師為我深感遺憾，他們想要給予體諒和支持的心情是那樣迫切，結果他們給了我——一個拿獎學金的學生——各種照顧和寬限，還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彌補機會。這樣的縱容持續了數月之久，最終我越陷越深，無法自拔。
于是校方要我們——我和母親——前去面談。會面時間定在十一點半，不過因為母親不得不請一上午假，我們干脆早早出發，去上西區吃早餐（依我看，還會有一場嚴肅的談話），她還要給一個同事買生日禮物。頭天晚上，她不眠不休地忙到夜里兩點半，電腦發出的光照著她緊繃的面容。她寫了些電子郵件，盡量把無法在次日上午做的工作提前安排好。
“我不知道你怎么樣，”戈爾迪用頗為激烈的語氣跟母親說，“我是受夠春天和潮濕啦。沒完沒了地下雨——”他打了個哆嗦，把衣領拉緊，又看了看天空。
“我想，下午就該放晴了。”
“嗯，我知道，不過我已經在盼望夏天了。”他摩擦著雙手。“那時候，人們紛紛棄城而去，他們討厭夏天，抱怨天氣太熱，可我呢——我就像熱帶的鳥兒，越熱越覺得舒坦。盡管來吧！”他拍了拍手，回到街上。“告訴你我最喜歡什么吧，那就是一進七月，這里就安靜下來啦。人去樓空，靜悄悄的，人都走了，明白嗎？”他打了個響指，出租車急速駛過。“那時候就是我的假期。”
“那你在外面不熱嗎？”我那性情冷淡的老爸很煩她這一點——媽媽愛跟侍者、門衛、干洗店里有哮喘的老頭搭腔。“我是說，冬天起碼還可以加衣裳——”
“你是說冬天守門嗎？我跟你說吧，那時候可冷了。穿多少衣裳，戴多少頂帽子都不管用。一月二月里，站在外頭，就在這兒守著，風從河上吹過來。嗖嗖的。”
我不安地咬著大拇指的指甲，盯著一輛輛從戈爾迪高舉的手臂旁邊急速駛過的出租車。我知道，十一點半的面談之前是痛苦而漫長的等待。到了學校之后，我必須老老實實地站著，不能讓不慎脫口而出的問話，坐實自己的罪過。我不知道他們讓我們走進辦公室之后，會跟我和母親說些什么。“面談”這個詞，不免讓人想起齊聚一堂的校方領導、各種譴責和低頭認罪，最后說不定還會遭到開除。要是我失去了領取獎學金的資格，那可就慘了。爸爸離開之后，我們就一貧如洗，連房租都快交不上了。我最擔心不過的，就是比曼先生不知用什么辦法，發現了我去漢普頓那邊找湯姆?凱布爾玩的時候，經常跟湯姆去闖空無一人的度假屋。雖說是“闖”，但我們并沒撬鎖，也沒搞任何破壞。湯姆的媽媽是房產經紀人，我們是拿她掛在辦公室掛架上的備用鑰匙開門進去的。我們只翻了翻壁櫥和梳妝臺抽屜，不過也拿走了一些東西：冰箱里的啤酒、一些Xbox游戲碟、一盤DVD（李連杰演的《狼犬丹尼》），還有總共九十二元左右的現金：皺巴巴的五元和十元的票子放在廚房的罐子里，大把零錢是從洗衣房里的衣服口袋掏出來的。
我每次想起這件事都覺得惡心。我有好幾個月沒跟湯姆一起出去了，不過盡管我努力說服自己，比曼先生不可能知道我們闖空門的事——他怎么可能知道呢？——但我的想象力卻在惶恐中肆意狂奔。我打定主意絕不告發湯姆（雖說我無法確定他沒有告發我），不過這樣一來，我的處境未免有些不太妙。我當初怎么就那么蠢呢？非法闖入是犯罪行為，是要坐牢的。頭天夜里，我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幾個小時。我望著雨水伴著時強時弱的陣風拍打著窗戶，心里琢磨著萬一要對質，自己應該說些什么。不過我連他們掌握了哪些情況都不清楚，又該如何辯白呢？
戈爾迪長嘆一聲，垂下手，回到母親身邊。
“真叫人難以置信，”他對我媽媽說，一邊用疲憊的眼神留意著街道，“水都漫到蘇荷區了。你聽說了吧？卡洛斯說，聯合國那邊的一些街道徹底堵住了。”
我愁眉苦臉地望著成群結隊的工人紛紛走下橫穿城區的公交，他們看上去就像一窩悶悶不樂的黃蜂。我們往西走一兩個街區，說不定能更容易打到車。不過我和母親都知道，我們要是就這么走了，戈爾迪準會不高興。不過就在這時——太過突然，我們嚇了一跳——一輛亮著燈的出租車從另一側車道滑行過來，帶起一片下水道味兒的污水。
“當心！”戈爾迪說，往邊上一跳，出租車猛地剎住車。這時他看到母親沒拿雨傘。“等一下。”他說著沖進大堂，跑到他擱在壁爐旁邊的銅罐那里，他把別人遺失的傘都收集到這個銅罐里，下雨天再分給眾人。
“不用了，”母親喊道，把手伸進包里，摸索著那把白底花紋小折疊傘，“別麻煩了，戈爾迪，我已經準備好了——”
戈爾迪奔回路邊，在她身后關上出租車門。然后他俯下身體，敲了敲車窗。
“祝你們過得開心。”他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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