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于21世紀的冷戰如何為當前世界的種種沖突——包括反恐戰爭——奠定了基礎?如何塑造了當前世界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美國、前蘇聯的第三世界政策如何激起了后者的牴觸、最終將蘇聯拖垮并對美國造成了持續至今的壓力？在研究干涉主義意識形態以及反抗干涉的革命運動的演進過程當中，本書在銜接歷史和當下這個方面比任何其他冷戰相關著作都做得更好。
《全球冷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作者駕馭多邊檔案史料的功底。作者不但使用了公開出版的史料集、回憶錄、博士論文，而且觸及了大量為世人所不了解的多邊檔案，這充分體現了作者高超的史料梳理技藝。作者為我們詳細地描述了美蘇兩國干涉第三世界國家的全景史畫，并著重展現了二者彼此相異的意識形態訴求和策略手段。而且，他將筆觸一直延伸至21世紀初的當代世界，將冷戰干涉史的影響與當代國際熱點問題緊密、妥當地聯結，顯現出其熾熱的現實關懷熱情。
推薦一：學術豐碑
本書是迄今為止對以美國為中心的冷戰必勝論構成挑戰，也是對第三世界在冷戰史中的總體缺位狀況做出彌補最為成功和最有影響力的著作，必將成為21世紀初冷戰國際史主要趨勢和成就的經典之作。
推薦二：共時敘事
本書集中關注美蘇在第三世界的沖突達到頂峰，而第三世界對冷戰大格局的影響也變得空前重要的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對冷戰時期的美國干涉和對抗的復雜故事篇章故事進行了精彩而清晰地敘述，通過深入了解第三世界的當地因素，敘述超越了大國對外政策史的撰述模式，而與這些國家的本國史有機地融通起來。
推薦三：現實情懷
作者分析了冷戰對第三世界歷史和現狀的影響，并有力地顯示了美國的干涉主義在冷戰和后冷戰時代的根本連續性，以及這種干涉主義對第三世界和美國自身的傷害。得出結論冷戰塑造了我們的時代。同時，作者對第三世界“那些試圖創造一個更公正平等的社會的人們和那些反對外國干涉捍衛自己的共同體的人們”“懷有深切同情”。
推薦四：全球視野
作者以全球的視角在殖民主義經驗的背景中探析冷戰，不僅關注20世紀后期美蘇對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不斷干涉，更關注兩大強國的干涉下第三世界的變遷過程。檔案利用的“國際化”也為拓展了研究視野，較之冷戰史“舊研究”，后冷戰時期的“新研究”越來越多地使用多邊檔案與研究資料，以對重大事件作出令人信服的闡釋。
中文版序
為《全球冷戰》的中文版作序，對我來說是很高興的事。自我在20世紀70年代末到中國留學，我與這個國家的聯系已經延續了30多年；而觀察這些年來中國的發展，也成為我職業生活中的一項要務。雖然本書主要是關于國際體系的問題，對中國直接著墨不多，但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某些對中國的關切仍居于本書歷史解說的中心位置。畢竟，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在冷戰中發育成長起來的，而當代中國的政治結構也是在那個年代構建起來的。中國與冷戰的關聯紛繁復雜，我希望中國青年學者擔負起一個富有挑戰的責任，即從中國的角度出發解釋中國和冷戰的關系。
牛津古典學者加斯帕·格里芬（Jasper Griffin）說過：“我們帶著兩種動機去看待歷史。一種是對過去的好奇心，關心的是發生了什么，誰做了什么，為什么會發生；還有一種是理解當下的愿望，關心的是如何對我們的時代、我們的經歷和我們的未來期望予以定位和解釋。”和古代史一樣，最好的當代史著述也通常是同時由兩種動機來驅動的：一種是視過去為過去，一種是把過去當成現在。本書的主旨符合格里芬教授的教導，它講的是今天的世界，是20世紀后期最強大的兩個大國，即美國和蘇聯如何接連不斷地干涉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變遷進程，并通過這些干涉影響了許多在國際事務中越來越重要的國家政權、社會運動和意識形態。換句話說，選擇這樣的主題，就說明本書無所忌諱地采取了一種面向現實的立場，盡管這是一本由歷史學家所撰寫的歷史著述。
這本書源于我對冷戰中的兩個超級大國對第三世界政策的動機和決策的興趣，而且我感到，既然當前我們可以從雙方得到新的檔案材料，那就有必要對它們的動機和決策加以重新考察。然而，在研究進行的過程中，本書的主題卻變得更加寬泛了，因為我發現，如果不同時探究美蘇兩國的冷戰干涉政策的意識形態起源以及引發超級大國干涉的第三世界本身的政治變遷，要理解華盛頓和莫斯科的決策是不可能的。這樣，這本最初旨在考察干涉的書就逐漸變成一本關于第三世界變遷進程的書。它的視角轉向了“南方”。
這樣一種轉變并非完全出自歷史學家式的好奇心。毫無疑問，這一轉變也映照了我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非洲和亞洲所度過的那許多時光。那時我還很年輕，我興奮地見證了那里所發生的社會和政治變遷。對那些力圖創造一個更公正、平等的社會的人們，對那些在外國干涉面前捍衛自己的共同體的人們，我懷有深切的同情。這種深切的同情和強烈的興趣在我身上至今猶在，盡管我情愿自己已經丟棄了那種以簡單的政治手段去解決復雜的社會問題的念想。有了這種經歷，我當然不可能寫出一本只從超級大國的視角出發的關于第三世界的冷戰史的書。
概念和定義
我的一個研究語言的朋友曾以朋友式的嘲諷（乃至于其他意味）向我指出，我對概念術語的選擇，相對于該書的主題而言，是多么的合乎時代變遷：“冷戰”和“第三世界”都是20世紀后期的新詞兒，它們被套用于不同的意圖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創造出那個時代某種最基本的霸權話語。我的那位語言學家朋友當然是對的。這兩個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都不存在，它們被使用的方式是一種信號，要你明白在20世紀最后一場大沖突中你是站在哪一邊的。“冷戰”是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1945年首次使用的，用以對蘇聯和美國各自的世界觀、信條和社會結構，對雙方之間即將來臨的未予宣戰的戰爭狀態發出悲嘆。奧威爾發現：“原子彈（可能）剝奪受剝削階級和受剝削人民發起反抗的全部力量，甚至可能會將這種炸彈的擁有者們置于平等的地位上。由于征服不了對方，所以他們很可能繼續統治那個位于它們之間的世界。”盡管“冷戰”最初是一個含有批評意味的詞，但在20世紀50年代它變成了一個標示美國人對他們和蘇聯之間的戰爭狀態的概念：沒有宣戰的進攻性的遏制。而在蘇聯人一方，他們在戈爾巴喬夫之前從來不正式使用這個詞，因為他們堅持認為他們自己的國家是“和平”的，只有“帝國主義”是侵略性的，這與美國（以及西歐）領導人使用“冷戰”指稱蘇聯威脅庶幾類似。
“第三世界”的概念在20世紀50年代初出現，起先是在法語中，然后又被引入英語。1955年萬隆會議召開，亞非各國領導人在后殖民主義時代首次舉行高峰會議，“第三世界”一詞才廣為人們所用。“第三世界”這個詞暗合法語的“tiers état”（第三等級，即那些人數最多但在法國大革命前的社會群體中代表權最少的階層）一詞，意指世界規模的“人民”、全球性的多數，他們曾經遭受殖民主義的踐踏和奴役，但現在正在獲得最廣大的影響力。這個概念還用來表示冷戰格局中的一個特定地位：拒絕接受超級大國及其意識形態的統治，尋求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外的替代方案，為新近獲得解放的國家提供的“第三條道路”（但愿這一表述不會與如今的布萊爾式偽善混為一談）。
所以，我對這兩個詞匯的使用就可能會被一些人認為指向了兩個相反的方向：“冷戰”一詞標示著可能出現的規模最宏大的西方精英的工程，而“第三世界”的所指則是殖民主義時代和后殖民主義時代的邊緣化過程（以及反抗這種過程的斗爭）。已經有一些批評指出，由于我把其中一個概念“放在”另一個概念之中，所以我抹殺了這兩者之間的界限——我不自覺地使其中一種話語囊括了另一種話語。在重新閱讀了直至冷戰時代末期的第三世界冷戰相關文獻之后，可以說我有點兒贊同這種看法：在這些大多由美國人所撰寫的著作中，又大多是力圖否定第三世界內部的革命和激進運動的，其理由是這些革命和運動都是由蘇聯挑動或者受其支持的。
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能夠寫出這本書的關鍵原因在于在（前）第一世界 、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檔案開放程度有了非同尋常的提高。直到10年前，冷戰史學者在美國和西歐之外還極少看到檔案材料，但現在我們已經能夠利用蘇聯和東歐的資料，甚至能夠越多地獲得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檔案文獻。原始材料的擴展給這個研究領域帶來了發生深刻變革的機遇，而我希望這種變革不僅發生在其總體研究路徑和闡釋方面，而且也能夠使這個研究領域對更多人產生影響和助益。本書也正是為了推進這兩個方面的進程而做出的一項努力。
在此我要感謝牛可教授及其團隊翻譯本書中文版，他們所完成的是一項精良的工作。
文安立
2012年1月于劍橋、倫敦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原籍挪威，現任英國倫敦經濟學院（LES)國際關系史教授，冷戰研究中心主任、《冷戰史》(Cold war History)主編以及多卷本《劍橋國際冷戰史》(Cambridge Cold War History）主編之一。他于1989年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獲博士學位，曾任挪威諾貝爾研究所研究部主任。他是近年來在國際學術界冷戰史研究中涌現出的最負盛名的中青年學者之一。 在國際冷戰史學界，文安立原以研究中國與冷戰的學術成就而著稱。移席倫敦經濟學院后，他開始將研究的視角擴展到了整個第三世界與冷戰的研究方面，開設了大量的相關課程，積累了豐富的研究資源。
牛可，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2004—2005 年度哈佛燕京學者， 2011—2012 年度富布萊特訪問研究學者。
簡 目
中文版序
致謝
前言
第1章 自由的帝國：美國意識形態與對外干涉
第2章 正義的帝國：蘇聯的意識形態和對外干預
第3章 革命者：反殖民主義的政治和變革
第4章 創建第三世界：美國對抗革命
第5章 古巴與越南的挑戰
第6章 非殖民化的危機：南部非洲
第7章 社會主義的前景：埃塞俄比亞與非洲之角
第8章 伊斯蘭主義的反抗：伊朗和阿富汗
第9章 20世紀80年代：里根的攻勢
第10章 戈爾巴喬夫的撤退與冷戰的終結
結語：革命、干涉和大國的崩潰
譯后記
出版后記
第1章 自由的帝國：美國意識形態與對外干涉
一、“在每一場競爭中”
美國自誕生以來，一直是一個將其對外政策立基于領土擴張的干涉主義國家。美國所發出的革命性信號——自由人和自由企業——在整個歐洲范圍內對歐洲列強構成了挑戰。即使是在19世紀初那些不相信“天佑”的極少數人看來，引導美國人凝聚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核心理念，同樣也就是驅使他們奪取美洲的廣袤土地并按照自己的意向改變這片土地的那些理念。這些理念集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美國意識形態，后者從聯邦時代（federal era）到冷戰時期一直驅動著美國精英處理其與外部世界的聯系。
在這些核心理念中，首要的是美國人的自由觀念——這一觀念有其特定的界定和延伸。在美國公民看來，自由是使美國與其他國家相區別的要素；是美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state）存在的意義所在。然而，美國的自由是由其不同于其他國家的人文條件維系的。杰斐遜在法國大革命消退時指出，美國人
由于他們的財產權，由于他們的良好條件，樂于支持法律和秩序。這樣的人可以安全地、便利地把控制公共事務的總體權力保留在自己手中，并保留一定程度的自由；而在歐洲各城市的暴民手中，自由將會被扭曲，以至于對任何公共和私人事務都構成破壞和毀滅……但即使是在歐洲，人們頭腦中發生的變化也是可以感受得到的。科學解放了那些具備閱讀和思考能力的人們的思想，而美國的范例更是激起了人們對權利的憧憬。一場起義由此發生了……這場起義最初失敗了，因為其所依靠的是城市當中的暴徒，而他們淪落在愚昧、貧窮和惡習的影響之下，不能將其行為限制在理性限度內。但人類終將從這最初的災難性混亂中恢復過來。
對這位美國第三任總統及其繼任者而言，如果沒有私人財產權和源自這種特定權利的為建立社會秩序而付出的努力，則自由將無從談起。所以自由并非人人皆可享有，而是屬于那些有財產并受過教育，并因而擁有成為共和國公民所必需的獨立性的人。在聯邦時代，美國人已然廣為接受的一種想法是，如果大多數歐洲人能夠為美國典范所啟蒙，那他們也能達到這種地位。而且從民族的意義上說，這種開化所可能發生的范圍在20世紀獲得了擴展。然而，直到冷戰來臨，世界上的大多數人（包括歐洲人先前帶到美洲的非洲裔人的內部殖民地“內部殖民主義”（internal colonialism）指在同一個社會內部的不同地區和種族社群存在著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不平等的，甚至是壓迫性的關系。處在弱勢一方的地區和族群即可被稱為“內部殖民地”。——譯者注）都還處在這個文明開化圈之外。美洲原住民和拉丁美洲人也被排除在外。杰斐遜在1813年致信拉法耶特稱：“我的朋友，我和你一樣真誠地希望看到南美洲的解放。
這些國家將從外部壓迫下獲得解放，我對此幾乎毫不懷疑。但我研究的結果使得我無法預期他們能夠維持一個自由的政府。這些國家的人民沉溺于愚昧無知當中，而且因偏執和迷信陷于野蠻狀態。
盡管如此，杰斐遜對拉丁美洲人依然懷有一絲希望：“光明最終將照進他們的頭腦之中，我們樹立的典范將長存不倒，而這會成為指引他們前進的鼓舞和榜樣，長久以后將使他們獲得實行自治的資格。”
在美國意識形態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反集體主義（anticollectivism）——獨立的個人可以成為一個共和主義者，但群氓卻不能。集體象征著18世紀的美國革命者擔憂其共和國衰敗的一切理由。在美國之外，不自由狀態的實質是他人通過封建依附關系所強加的控制，或者是他人通過黨派或者運動所施加的誘導，像在法國革命中那樣。在美國（并且越來越多地在其他國家），抵制這種奴役的方法在于教育和以科學為基礎的“理性”。但一代又一代人也認為存在這樣一種危險，即如果美國不能照料好和保護好自己的自由，則歷史可能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而且美國的自由有可能會因外來的集體主義思想以及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固守美國精英所不認可的文化認同的移民而受到損害。
18世紀末19世紀初，大多數美國人都不愿接受中央集權的政治權力。事實上，美利堅合眾國最初兩百年的意識形態話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圍繞著如何避免強大的政府（state）這一主題的。例如，在18世紀末，為了使美國的憲法為各方所接受，包括宣戰權在內的幾項權力就必須從行政部門手中拿走。一百年以后，這種反中央集權主義使美國沒有像歐洲那樣把國家作為社會改革的工具，并在意識形態上對采取這樣的路線的國家充滿疑慮。在20世紀，盡管美國也屢次嘗試進行國家主導的改革，而且在絕對的意義上聯邦政府也有了巨大的擴張，但這樣的態度在美國人看待世界和自己的世界角色的方式上依然發揮著重要影響。
作為“理性行為”的源頭的科學，也自始就是美國人對自己的新國家具備普世意義的信念的一個支撐。美國是根據啟蒙運動的“科學原則”創生出來的第一個國家。這意味著美國是其他國家追隨的先驅——用杰斐遜的話說，就是“照射進他們頭腦之中的光”。但這也意味著，在19世紀，一種美國認同開始與現代性的概念聯系在一起，它在技術與美國的現存社會秩序之間建立起了密切的關系。要想變成現代的，唯一的辦法就是仿效美國的榜樣，從“古代的”（亦即后來所謂的“傳統的”）文化和意識形態中解放生產力和創新精神。到20世紀，美國人唯一的參照系就是美國——我們可以說，美利堅合眾國在它誕生伊始就發出了這種自我實現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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