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滄海桑田之變的蘇北平原地區上，既有九州之一的徐州，因鹽得名的鹽城，郵驛名城高郵，“中國近代滴一城”南通，黃、淮、運交匯之淮安，蘊意“國泰民安”的泰州，李白筆下“煙花三月”的“淮左名都”揚州；也有漢之高祖、隋之煬帝、清之康乾的印跡，李白、白居易、鑒真、杜牧、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范仲淹、石濤、揚州畫派和馬可·波羅以及一首《春江花月夜》力壓半唐詩壇的張若虛的屐痕；更是《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和《鏡花緣》小說的誕生地。神州朝代更迭、硝煙騎塵和清風明月在此留下了繁復豐碩的物質和非物質遺產資源。本書系統而綜合地介紹了蘇北各地豐富的人居環境，經濟、社會、歷史、地理和文化特色，以及自然、物質和人文景觀。內容豐富，行文簡明通達，文字優美，地圖、線描和彩圖和文字相輔相成，引人入勝，可讀性強。
本書作者遍覽古跡，深入城鄉，鉤沉燦爛的歷史文明，系統敘述了蘇北各地豐富的人居環境，經濟、社會、歷史和地理，以及自然、物質、人文景觀和建筑藝術。全書內容豐瞻，視野開闊，行文練達，耦合地圖、線描、彩圖于一體，引人入勝，適合設計學、景觀學、美術學、建筑學習者及廣大旅行者閱讀和參考。
對于蘇北，我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數十年中曾數度調查過揚州、南通和徐州；陌生的是，對于泰州、連云港、宿遷、淮安等地則無認識和積累。睽睹歷史,若用儉省的字句來勾勒蘇北變遷的話，也許“峰谷沉浮”一詞較為貼切——因何？僅從揚州一地的盛衰即可大抵知曉其上下起落“節奏”的頻繁——西漢、隋唐、明清三度的繁華和輝煌，使這座淮左名都名揚天下，邁越千年。當年李白寫下“煙花三月下揚州”這“一句頂一萬句”的千古絕唱時，估計詩人的心情是歡愉的，因為友人遠行的目的地是“揚一益二”的一等去處。不過在世俗中，對于揚州的人文地理和行政等第的認知，歷來是模糊的：因處于南北的交匯處，長期以來，江南人心目中的揚州是蘇北、是北方；而北方人則認定為是江南、屬南方。實際上，揚州與其他地區的碰撞、交融、滲透和同化，使其超越了差異性之類的訴求……這種模糊乃至錯誤的認識，也同樣反映在對蘇北的認知中——實際上，蘇北的落后和貧困，僅是數百年的現象，以至于費孝通也認為他對其的看法也曾有失偏頗（見氏著.小城鎮四記）；進一步地看，緣何明清時期沒有涌現蘇北商幫抑或淮揚商幫？在北有魯商，南有洞庭商、徽商、江右商，晚近甬商、湖商和錫商環繞的環境中，蘇北僅以自己獨特和精湛的服務業為本業……世紀的困局該如何讀解，新世紀中的蘇北又當何如？
值此付梓之際，要向2014級博士候選人鄔丹、2014級碩士生劉宇軒和2011級環境設計費凡同學致謝,他們提供了數十幅彩圖供我使用；2015級碩士生盧佳慧協助制作地圖，一并表示感謝。
劉森林
2016年1月2日
“中華遺產·人居典范”書系/序
中國各區域遺存的歷史人居環境，是不同歷史時期的建筑技術、價值觀、社會文化習俗和不同文化圈或文化類型的表征形式之一。它以其豐富的信息和獨特性而成為歷史的見證，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然而，世俗往往以相悖的現實情境或價值態度訴之于視聽：一方面,眾人的保護意識有所強化和提高；另一方面，漠視、破壞的現象和惡性事件時有發生。反觀近世歐美諸國對之延續、維護、更新、改造的認識和行動，大多趨于守常、葆真、如舊、如初，其間不乏高端和先進的科學技術手段的運用，將其納入具有約束性的條款乃至法律的范域中，鮮見脫胎換骨式的冒進舉措或新潮性的形式表訴。其旨、其為或如美國劉易斯·芒福德在《城市發展史》一書中向大家發出的一段忠告里所闡述的那樣：“城市社會已經發展到了一個分岔路口……，如果對歷史有了深刻的了解，對那些至今依然控制著人類的古老決定有了高度的自知，我們就有能力正視如今人類面臨的迫切抉擇，這一抉擇無論如何終將改造人類，即是說，人類或者全力以赴發展自己最豐富的人性，或者俯首聽命，任憑被人類自己發動起來的各種自動化力量支配，最后淪落到喪失人性的地步……。”意欲認識城市的淵源、前生、變遷、結構和功能，必然要對歷史的遺存倍加珍惜，期冀“對那些至今依然控制著人類的古老決定”能有“高度的自知”，從而提升“正視如今人類面臨的迫切抉擇”的能力，當然也是歷史發展頗為理想的結果。無獨有偶，歷史學家傅衣凌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在研究歷史中，還有一種‘史料癖’，常常記住‘當人類沉默時，石頭開始說話’”——對于如此重要的“石頭”，能不慎乎？敬乎？顯然，包括建筑遺產、人居環境遺產在內的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是我們認識自身歷史的最好見證。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事實上，傳統與當下并非是對立或截然分離的二項變量；即便從“致用”層面看，有關人居環境方面的微觀歷史、形態研究與當今人居環境的保護、再生和建設活動的內里，無疑涵泳著顯明的邏輯或本體性進深的遞進和關聯性。有鑒于此，我以為，目下切實要做的，當應建構起敬畏之心、虔誠之意，或如錢穆在20世紀40年代所說的那般，對待歷史要充滿溫情和敬意——這可能也是保護、修葺、更新和發展包括中國傳統優秀物質遺產、歷史人居環境場所，乃至城市科學發展在內的一項長期而正確的抉擇途徑和一種態度，或許，也是學習、實踐的辯證法和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之一，是從事文物建筑、傳統村鎮和城市歷史街區維護、改造、更新、再生暨設計、規劃、施工和管理者們的當務之急。
身處快速變革的轉型和激蕩莫測的思潮變幻中，書生的作用是微渺的。不過，這些紙上煙云確也初步實現了依照筆者擅長的方式呼喚的初衷，進而奉獻著共同推動人居環境自身歷史發展和邏輯演進的綿薄之力。因而，以傳統城鄉聚落街區構成、歷史遷變和特征等的梳理、復原和闡釋的工作性質，大體上規定了《中華遺產·人居典范》書系諸文本的體例和格調——這種致力于對歷史場景的讀解工作，基本剔除了當下海內盛行的文化經營、工程創意類的運動型情結、權重性效應和群體性介入的取向，并借此作為溝聯輿情、獲取經濟利益抑或政治績效的契機——這些經營和創意貌似契合了政府有關推進城鎮化進程、一體化和新農村建設的經略和潮流，土地集約、人口集聚和經濟結構方式的轉型、調整和統籌的舉措，以及試圖減降城鄉兩元對立格局的現在進行時國情之需，正在快速地打造格式化、過度化的新型城鎮和鄉村。只是，歷來濁清并置、多元共存的世俗情境，亦使得如此鼎革的前提裹挾和增添了隱顯不一地刪殳人居環境中地域性、差異性和多樣性的無限可能——歷史肌理及其記憶的漫漶或消弭，將隨著歲月的更替而顯得愈加沉重或迷茫。
基于上述，本書系的撰寫實際上也反映了筆者學術研究領域方向的微調——從類別易為區域，變專一為綜合，舍宏觀而切近微觀。如果說這是對先前有關傳統人居環境系列研習的一種反動，毋寧認為前后的種種呈現了對中國傳統人居環境科學的基礎、內容等相關缺失的一種關切、自覺和努力——對于年均600余課時，兼顧本、碩、博三級教學和科研任務煩冗的教師而言，似乎只能以聚沙成塔的片斷型方式積累和展開。因此，書系選題及其內容亦呈現著以下特點。一、書的內容即對象的考察和相關積累大多在十年以上，甚至邁越二十年以上；書系所述所論以所見實物、實體為準，文獻、史實考證為輔。二、聚焦的區域空間、范圍和時段宏微遠近各異：大者跨省越市，小者集合于相同地理景觀和文化特質的地域中，通常以相同或近似的文化類型為界；縱向時間軸的下限框定在20世紀40年代——這是一個傳統體制、文化意識、核心價值觀終結的時代。少數根據實際狀態順延至20世紀80年代。三、選題和對象的差異決定了方法和切點的不同：有些偏重于氣候、地理條件、資源和經濟方式等關聯度較高的方面，有些著力于區域的核心、外圍和輻射區的辨析，致力于傳播、交流和互動的層面分析變遷、播化和變量的過程、結果以及特征形成的比較，但主旨仍在于探討城鄉聚落街區的構成、變遷、人居環境文化和建筑風格等，各在在不同。四、“河出圖，洛出書”。圖文并茂有助于擴大對書籍閱讀的理解和比較過程中視覺的獨特功效。一方面，圖像在“傳既往之蹤”層面比文字直觀、有效；另一方面，圖像相對的原真性一可凸顯以圖證史的功能和價值，二可提升可讀性。書系的圖像由現狀彩圖、正投影建筑制圖、透視圖和地圖等四部分組成，試圖構建起一種現勢、真切的觀看和閱讀方式。
王安石在《游褒禪山記》一文中指出,欲領略世之非常之觀, 當須具備四項: 一曰志, 二曰力, 三曰不怠, 四曰相。四項中的一、二、三項主要關乎和取決于自身，盡管“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 可以無悔矣”，但努力則是前提和必需的——唯有竭盡全力，若仍不能至，也只能“可以無悔矣”。文中的“相”，當是輔助之意。在漫長的調查和撰著過程中，筆者得到了眾人的關愛和援手，他們的幫助使得本書系不至于出現過多的謬誤或紕漏。然此四項，又“非人人能得, 故事亦不可件件皆成”。在此，真誠地希望能得到讀者和方家的不吝教正。順此，也希望《中華遺產·人居典范》書系并非僅是無所事事的自娛、自言自語的空寂，抑或無知無畏的偏拗。因為，仍然有足夠的理由篤信，多樣性的區域人居環境及其蘊含的歷史傳統和文化遺產，始終將會是人類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的一個深遠主題。是為序。
劉森林
2013年6月23日于康奈爾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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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蘇北平原
一、 瀕江臨海的平原
二、 歷史政區地理
三、 消失的世界
第二章 經濟、社會和文化
一、 資源、水利和交通
二、 社會、商貿和經濟
三、 互動和交流
四、 文化、藝術和科技
第三章 民居建筑
一、 蘇北民居
二、 蘇中民居
三、 差異和變調
四、 藻飾
第四章 園林景觀、建筑和文化遺產
一、 園林
二、 鄉村景觀
三、 建筑和構筑物
四、 文化遺產
第五章 城市攬勝
一、 淮左名都揚州
二、 淮運之城淮安
三、 軍事重鎮徐州
四、 近代第一城南通
五、 蘇中古城興化
第六章 村鎮掠影
一、 運河要津窯灣
二、 運河碼頭邵伯
三、 鹽漕名鎮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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