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今，中國人的生活發生了巨變，我們有幸置身于這個巨變的時代，既看到了堅定不移的特色，也看到了靈活多變的市場經濟，還看到了聲色犬馬和人心漸變。我們從關心政治到關心生活，從狂熱到冷靜，從集體到個體，從禁忌到放蕩，從貧窮到富有，從平均到差別，從羞于談錢到金錢萬能……每一點滴的改變都曾讓我們的身心緊縮，仿佛瞬間經歷冰火。中國在短短的幾十年時間里，經歷了西方幾百年的歷程，那種仿如“龜步蟹行”的心靈變化在此忽然提速，人心的跨度和拉扯度幾乎超出了力學的限度，現實像撥弄琵琶一樣無時不在撥弄著我們的心弦，刺激我們的神經。一個巨變的時代，給文學提供了足夠的養分，我們理應寫出更多偉大的文學作品。然而，遺憾的是，我們分明坐在文學的富礦之上，卻鮮有與優質材料對等的佳作，特別是直面現實的佳作。
不得不懷疑，我們已經喪失了直面現實的寫作能力。下這個結論的時候，連我自己都有些不服氣。但必須聲明，本文所說的“直面現實的寫作”不是指簡單地照搬生活，不是不經過作家深思熟慮的流水賬般的記錄。這里所強調的“直面現實的寫作”，是指經過作家觀察思考之后，有提煉有概括的寫作。這種傳統的現實主義寫作方法，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被年輕的寫作者們輕視。他們，包括我，急于惡補寫作技術，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里把西方的各種寫作技法都演練了一遍。在練技法的過程中我們漸漸入迷，像相信科學救國那樣相信技巧能夠拯救文學。然而某天，當我們從技術課里猛地抬起頭來，卻發現我們已經變成了“啞巴”。面對一桌桌熱辣滾燙的現實，我們不僅下不了嘴，還忽然失聲，好像連發言都不會了。曾經，作家是重大事件、新鮮現象的第一發言人，他們曾經那么勇敢地亮出自己的觀點，讓讀者及時明辨是非。但是，今天的作家們已經學會了沉默，他們或者說我們悄悄地背過身去，徹底地喪失了對現實發言的興趣。
慢慢地，我們躲進小樓，閉上眼睛，對熱氣騰騰的生活視而不見，甘愿做個“盲人”。又漸漸地，我們干脆關上聽覺器官，兩耳不聞，情愿做個“聾人”。我們埋頭于書本或者網絡，勤奮地描寫二手生活。我們有限度地與人交往，像“塞在瓶子里的蚯蚓，想從互相接觸當中，從瓶子里汲取知識和養分”（海明威語）。我們從大量的外國名著那里學會了立意、結構和敘述，寫出來的作品就像外國名著的胞弟，看上去都很美，但遺憾的是作品里沒有中國氣味，灑的都是進口香水。我們得到了技術，卻沒把技術用于本土，就連寫作的素材也仿佛取自于外國名著們的故鄉。當我們沉迷于技術，卻忽略了技術主義者――法國新小說派作家羅布？格里耶清醒的提示：“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為現實主義者，從來沒有一個作家自詡為抽象主義者、幻術師、虛幻主義者、幻想迷、臆造者……”
為什么我們羞于對現實發言？原因不是一般的復雜，所謂的“迷戀技術”也許是“冒名頂替”，也許是因為現實太令人眼花繚亂了，它所發生的一切比做夢還快。我們從前不敢想象的事情，現在每天都在發生。美國有關機構做過一個關于當代人接受信息量的調查，結論是一百年前一個人一輩子接受的信息量，只相當于現在《紐約時報》一天所發布的信息量。面對如此紛繁復雜的信息，我們的大腦內存還來不及升級，難免會經常死機。我們對現象無力概括，對是非懶于判斷，對讀者怯于引導，從思考一個故事，降格為解釋一個故事，再從解釋一個故事降格到講述一個故事。我們只是講述者，我們只是故事的搬運工，卻拿不出一個“正確的道德的態度”，因而漸漸地失去了讀者的信任。所以，當務之急是升級我們的大腦硬盤，刪除那些不必要的垃圾信息，騰出空間思考，以便處理一切有利于寫作的素材，更重要的是，敢于亮出自己正確的態度，敢于直面現實，寫作現實。
托爾斯泰的《復活》取材于一個真實事件，素材是檢察官柯尼提供的一件真人真事。福樓拜的作品《包法利夫人》，其中女主角的人物原型來自于法國的德拉馬爾，她是農民的女兒，1839年嫁給法國魯昂醫院的一名喪妻外科醫生，福樓拜父親就是這家醫院的院長。海明威的《老人與�！芬彩歉鶕嫒苏媸赂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海明威移居古巴，認識了老漁民富恩特斯。1930年，海明威的乘船在暴風雨中沉沒，富恩特斯搭救了他，從此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并經常一起出海捕魚。1936年，富恩特斯出海很遠捕到了一條大魚，但由于這條魚太大，在海上拖了很長時間，結果在歸程中被鯊魚襲擊，回來時只剩下一副骨架。在我們過分依賴想象的今天，看看這幾位大師寫作素材的來源，也許會對我們的取材有所提醒。別看見作家一用新聞素材就嗤之以鼻，往往新聞結束的地方文學才剛剛開始。
當然，只有一堆新聞還是不夠的，我們還需深入現實的細部，像去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阿歷克謝耶維奇那樣，用腳步，用傾聽獲得一手生活，或者像杜魯門？卡波特寫《冷血》那樣，無數次與被訪者交談，徹底地挖掘出人物的內心。我們不缺技術，缺的是對現實的提煉和概括，缺的是直面現實的勇氣，缺的是舍不得放下自己的身段。當我們感嘆現實已經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時，我們沒有理由不去現實中要素材，偷靈感。但所謂靈感，正如加西亞？馬爾克斯所說：“靈感既不是一種才能，也不是一種天賦，而是作家堅忍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同他們所要表達的主題達成的一種和解。當一個人想寫點東西的時候，這個人和他要表達的主題之間就會產生一種互相制約的緊張關系，因為寫作的人要設法探究主題，而主題則力圖設置種種障礙�！币虼�，現實雖然豐富，卻絕對沒有一個靈感等著我們去撿拾。
我有一個錯覺，或者說一種焦慮，好像作家、評論家和讀者都在等待一部偉大的中國作品，這部作品最好有點像《紅樓夢》，又有點像《戰爭與和平》，還有點像《百年孤獨》。在中國作家還沒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好多人都認為中國作家之所以沒獲得這個獎，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寫出像前面三部那樣偉大的作品。當莫言先生獲得這個獎之后，大家似乎還覺得不過癮，還在繼續期待，總覺得在如此豐富的現實面前，沒有理由不產生一部內容扎實、思想深刻、人物栩栩如生的偉大作品。
數年前，美籍華人作家哈金受“偉大的美國小說”定義啟發，給偉大的中國小說下了一個定義。他說偉大的中國小說應該是這樣的：“一部關于中國人經驗的長篇小說，其中對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豐富、正確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個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國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認同感�！彼姓J按照這個定義，“偉大的中國小說從未寫成，也不會寫成，就是《紅樓夢》也不可能得到每一個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國人的認同，至多只是那個時代的小說的最高成就。也就是說，作家們必須放棄歷史的完結感，必須建立起偉大的小說仍待寫成的信念”。
在這個世界，其實并不存在一部與我們每個人的內心要求完全吻合的作品。一個作家想寫出一部人人滿意的作品，那是絕對的空想，而讀者也別指望會有這么一部作品從天而降。這部所謂的偉大作品，需要眾多的作家去共同完成，他們將從不同的角度來豐富它，慢慢形成高原，最后再形成高峰。所以，每個作家去完成他該完成的任務，這就是他為這個時代做出的寫作貢獻。
2016年5月23日
故鄉，您終于代替了我的母親
三年前，母親在一場瓢潑的大雨中回歸土地，我怕雨水冷著她的身體，就在新堆的墳上蓋了一塊塑料布。好大的雨呀！它把遠山近樹全部籠罩，十米開外的草叢模糊，路不見了，到處都是渾濁的水。即使這鋪天大雨是全世界的哭，此刻也絲毫減輕不了我的悲。雨越下越大，墓前只剩下我和滿姐夫。我說：“從此，谷里跟我的聯系僅是這兩堆矮墳，一堆是我的母親，另一堆是我的父親�！�
我緊鎖心門，強凍情感，再也不敢回去，哪怕是清明節也不回去，生怕面對寬闊的灰白泥路，生怕空蕩蕩的故鄉再也沒母親可喊。但是，腦海里何曾放得下，好像母親還活著，在火鋪前給我做米花糖，那種特別的淺香淡甜一次次把我從夢中喊醒，讓我一邊舔舌頭一邊淚流滿面……
如果不是母親，我就不會有故鄉。是她，這個46歲的高齡產婦，這個既固執又愛幻想的農村婦女，在1966年3月的一個下午把我帶到谷里。這之前，她曾生育三個姐姐，兩個存活，一個夭折。我是她最后的念想，是她強加給未來生活的全部意義，所以，不管是上山砍柴或是下田插秧，甚至于大雪茫茫的水利工地，她的身上總是有我。挖溝的時候我在她的背上，背石頭的時候我在她的胸口。直到6歲時上小學，她才讓我離開她的視線。去小學的路上有個水庫，曾經淹死過人。她給我下命令：絕不可以欺水，否則就不準讀書！老師家訪，她把最后一只母雞殺來招待，目的是拜托在放晚學的時候，監督我們村的學生安全走過水庫。她曾痛失一個孩子，因而對我加倍呵護，好像雙手捧著一盞燈苗，生怕有半點兒閃失。
11歲之前，我離開谷里村的半徑不會超過兩公里。村子坐落在一個高高的山坡，只有十來戶人家，周圍都是森林草叢，半夜里經常聽到野生動物的叫喚。天晴的時候，站在家門口可以看到一浪一浪的山脈，高矮不齊地排過去，一直排到太陽落下去的遠方。潮濕的日子，霧從山底漫上來，有時像云，有時像煙，有時像大水淹沒我們的屋頂。冬天有金黃的青??林，夏天有滿山的野花。草莓、茶泡、涼粉果、楊梅、野枇杷等，都曾是我口中之物。“出門一把斧，每天三塊五”，勤勞的人都可以從山里摘到木耳、剝下栓皮、挖出竹筍、收割蒲草，這些都可以換錢。要不是因為父母的工分經常被會計算錯，也許我就沉醉這片樹林，埋頭這座草山，不會那么用勁地讀書上學。是母親憋不下這口氣，吃不起沒文化的虧，才逼我學會算術，懂得記錄。
因為不停地升學，這個小心呵護我的人，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我離開她，越來越遠，越來越遠。13歲之后，我回故鄉的時間僅僅是寒暑假。我再也吃不到清明節的花糯飯，看不到秋天收稻谷的景象。城市的身影漸漸覆蓋鄉村，所謂想家其實就是想念家里的臘肉，擔心父母的身體，渴望他們能給我寄零花錢。故鄉在縮小，母親在放大。為了找錢供我讀書，每到雨天，母親就背著背簍半夜出門，趕在別人之前進入山林摘木耳。這一去，她的衣服總是要濕到脖子根，有時木耳長得太多，她就直撿到天黑，靠喝山泉水和吃生木耳充饑。家里養的雞全都拿來賣錢，一只也舍不得殺。豬喂肥了，一家伙賣掉，那是我第二個學期的路費、學費。母親徹底想不到，供一個學生讀書會要那么高的成本！但是她不服輸，像魔術師那樣從土地里變出芭蕉、魔芋、板栗、核桃、南瓜、李子、玉米和稻谷，凡是能換錢的農產品她都賣過，一分一分地掙，十元十元地給我寄，以至于我買的衣服會有紅薯的味道，我買的球鞋理所當然散發稻谷氣息。
直到我領了工資，母親才結束農村對城市的支援，稍微松了一口氣。但這時的她，已經蒼老得不敢照鏡子了。她的頭發白得像李花，皮膚黑得像泥，臉上的皺紋是交錯的村路，疲憊的眼睛是干水的池塘。每個月我都回村去看她，給她捎去吃的和穿的。她說村里缺水，旱情嚴重的時候要到兩公里以外的山下挑，你父親實在挑不動，每次只能挑半桶。那時我剛工作，拿不出更多的錢來解決全村人的吃水問題，就跟縣里反映情況，縣里撥款修了一個方圓幾十里最大的水渠。她說公路不通，山貨背不動了，掙錢是越來越難。我又找有關部門，讓他們撥了一筆錢，把公路直挖到村口。她說某某家困難，你能不能送點兒錢給他們買油鹽？我立即掏出幾張鈔票遞過去。在我有能力的時候，母親的話就是文件，她指到哪里我奔到哪里，是她維系著我與故鄉的關系。
后來，父親過世了，我把母親接到城市，以為故鄉可以從我的腦海淡出。其實不然，母親就像一本故鄉的活字典，今天說交懷的稻田，明天說藍淀塘的菜地，后天說代家灣的杉木。每一個土坎、每一株玉米都刻在她記憶硬盤，既不能刪除也休想覆蓋。晚上看電視，明明是《三國演義》的畫面，她卻說是谷里荒蕪的田園。屏幕里那些開會的人物，竟然被她看成是穿補巴衣服的大姐！村里老人過生日她記著，誰家要辦喜酒她也沒忘記，經常鬧著回去補人情。為了免去她在路上的顛簸，我不得不做一把梭子，在城市與故鄉之間織布。她在我快要擦掉的鄉村地圖上添墨加彩，重新繪制，甚至要我去看看那叢曾經貢獻過學費的楠竹，因為在她昨晚的夢里大片竹筍已經被人偷盜。一位曾經批斗過她的村民進城，她在不會說普通話的情況下，竟然問到那個村民的住處，把他請到家里來隆重招待。只要能聽到故鄉的一兩則消息，她非常愿意忘記仇恨。誰家的母牛生崽了，她會笑上大半天，若是聽到村里某位老人過逝，她就躲到角落悄悄抹淚。
有一天，這個高大的矮個子母親忽然病倒，她鐵一樣的軀體終于抵擋不住時間的消耗，漸漸還原為肉身。從來不住院從來不吃藥的她被醫院強行收留，還做了化療。三年疾病的折磨遠遠超過她一生的苦痛。她躺在病床上越縮越小，最后只剩下一副骨架。多少次，她央求我把她送回谷里，說故鄉的草藥可以治愈她的惡疾。但是，她忽略了她曾送我讀書，讓我有了知識，已經被現代醫學所格式，所以沒有同意她的要求。她試圖從床上爬起，似乎要走回去，可是她已經沒有力氣，連翻身也得借助外力。她一直在跟疼痛較勁，有時痛得全身發抖，連席子都摳爛了。她昏過去又醒過來，即便痛成這樣，嘴里喃喃的還是故鄉的名字。臨終前一晚，不知道她哪來的氣力，忽地從床上打坐起來，叫我滿姐連夜把她背回故鄉。我何嘗不想滿足她的愿望，只是谷里沒有止痛針，沒有標準的衛生間，更沒有臨時的搶救。因此，在她還有生命之前，我只能硬起心腸把她留在縣城醫院，完全忽略了她對故鄉的依賴。
當母親徹底離開我之后，故鄉猛地就直逼過來，顯得那么強大那么安慰。故鄉像我的外婆，終于把母親抱在懷里。今年十月，我重返故鄉，看見母親已變成一片青草，鋪在楠竹灣的田坎上。我撫摸著那片草地，認真地打量故鄉，發覺天空比過去的藍，樹比過去的高，牛比過去的壯，山坡上的玉米棒子也比過去的長得大……曾經被我記憶按下暫停的村民，一個個都動起來，他們臉上的皺紋頭上的白發第一次那么醒目。我跟他們說糧食，談學費，討論從交祥村拉自來水，研究怎樣守住被鄰村搶占的地盤，仿佛是在討好我的母親。如果說過去我是因為愛母親才愛故鄉，那現在我則是通過愛故鄉來懷念母親。因為外婆、父親埋葬在這里，所以母親才要執著地回來。又因為母親埋葬在這里，我才深深地眷戀這座村莊。為什么我在傷痛的時候會想起谷里？為什么我在困難時刻“家山北望”？現在我終于明白，那是因為故鄉已經代替了我的母親。有母親的地方就能止痛療傷，就能拴住漂泊動蕩的心靈。
壯族，我的第一個異質文化
我們老田家的人是從外省遷徙到廣西的漢族，已經過來好幾代人了。因為是外來民族，所以住在高高的山上。山上立著二十多間歪歪斜斜的房子，生活著百來口人，養育著百來頭（只）牲畜。我出生的時候這個地方叫谷里生產隊，現在叫谷里屯。它坐落在桂西北天峨縣境內，方圓五里全是漢人。
大約7歲那年，父親指著遙遠的山下對我講：“那是你寄爺家�！蔽翼樦闹割^瞄準，前方群山茫茫，云霧繚繞，布柳河的波光在谷底時隱時現。從此，我知道了向陽鎮平臘村桂花屯，那里住著我的羅姓寄爺。所謂寄爺，就是寄父，相當于城市里的干爹。由于我小時候體弱多病，父親就把一碗蓋著我布帽的大米蹾在香火上，為我找寄爺，以確保我能健康地存活。自從這碗大米蹾上香火之后，第一個踏進我家的輩分合適的非本姓男士，都是我寄爺的候選，前提是他愿意揭下碗上那頂帽子。一個蟬聲高唱酷熱難耐的午后，途經本村的羅氏因為口渴，走進我家找水喝，沒想到卻喝上了我父親熬出的包谷酒，于是，順手就把那頂帽子給揭了。
向陽鎮大都居住著壯族，而地處布柳河流域的桂花屯，更是百分之百的壯族村落。我在芝麻開花節節高的日子里，曾多次跟隨父母到寄爺家去吃滿月酒、過鬼節、參加寄姐的婚禮……因而有了許多新奇的發現。首先，我發現這里門前門后全是稻田，一丘連著一丘，一直綿延到河邊，簡直可以用“一望無際”來形容。當時，農村的富裕程度往往是以稻田的多少來衡量的。稻田越多就越能多打糧食，糧食越多就越能多養牲畜，牲畜越多就越能賣錢，錢越多家庭就越殷實。一顆童心被寬廣的稻田震撼，以至于多年以后，當我在收音機里聽到“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的歌聲時，腦海里瞬間就浮現桂花屯的畫面。立在田間的房子都是磚瓦結構，又大又整齊。水渠里的水嘩啦啦地流淌，晚上還能發電。這樣的景象在今天看來波瀾不驚，可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邊疆農村，卻足以令一位沒見過世面的小孩呼吸急促。我在這里第一次看到電燈，第一次感受到出生地的落后。
其次，我發現他們家家都有織布機。他們身上穿的，大都是手工織的土布，看上去沒有機織的時尚，但與當時灰撲撲的漢族服裝形成了鮮明對比。土布經過棒槌捶打、藍靛浸染之后再做成服裝，穿在身上既藍又亮，還很挺括。女人們的衣襟、袖口和褲腳處，大都繡著細碎的紅花和流暢的線條。她們布鞋的鞋頭紅花朵朵，走起路來就像沿途栽花。盡管我不適應他們的服裝，卻驚異于他們的制造。我以為只有城市里的鐵機器才能織出布來，卻不曉得我的寄娘、寄姐都能從木機器上織出布匹。她們拉動織布機，把梭子在棉線中穿來蕩去，仿佛電影里的工人，課本里歌頌的勞動者。她們在地里種出棉花，把棉花紡成線，把線織成布，把布縫成衣服。每個家庭婦女，都能單獨完成這一過程。而這門手藝，正是土著民族的標志。他們在這塊土地上生活得很有些年頭了，不管城里有沒有紡織廠，也不管供銷社里有沒有布賣，反正他們自己能織出布來，以保證冬天不冷，節日里能換新裝。當布匹富余的時候，寄娘會送些給我母親。于是，我們一家人的身上，偶爾也會穿上土布剪裁而成的唐裝。
再次，我發現他們特別會吃。什么白切雞，什么醬血鴨，什么米花糖，我都是在寄爺家吃到的。我尤其愛吃他們家的搭梁粑，很糯，很甜。同一種食物，在我們山上被簡單對待，只要炒熟就行。可一到山下，那做法就翻出了新花樣。能把吃弄出花樣來的地方，除了富裕，還因為好客。我之所以愿意在谷里與桂花屯十里長的曲折山路上往來，其中不乏食物的誘惑。有一年鬼節，父親要帶我到寄爺家去改善生活。我非常納悶，因為過鬼節在當時屬迷信活動，漢族地區只好裝傻，假裝把這個節置之腦后。但是到了寄爺家，我才知道鬼節是壯族的重大節日，僅次于過年。這一天，他們要殺小豬祭奠列祖列宗。所謂的改善生活，就是在祭奠完畢之后，我們對小豬的分享。那是全中國物質都很匱乏的年代，過節事小，殺豬事大。所有農戶必先上交一頭豬，才能殺另一頭豬。誰要是違規，就有被批斗的危險。鬼節的清晨，寄爺和父親偷偷摸摸地背著一頭小豬進山。他們在一條溪邊把豬殺了，刮了，解剖了，再用背簍背回來。那天早上，被茅草和樹林覆蓋的小溪兩旁，到處都是小豬的嚎叫，桂花屯家家戶戶都在殺。當時我想，這樣的行為，為什么不能在漢族地區發生？答案是漢族地區會有人告密，而壯族地區沒有。由此可知，這是一個族群意識極強的民族，也是一個有膽的民族。
隨著年齡增長，我開始打量壯族姑娘。她們比山上的姑娘長得漂亮，愛笑，每笑，必露出雪白的牙齒。她們喜歡扎堆，喜歡三五成群。碰到哪家辦婚禮，她們就唱山歌。唱著唱著，她們偷偷地在手掌抹上紅漆，然后瞄準某個后生哥，迅速出手，抹得那個后生一路狂奔。逃不掉的后生，臉和脖子全紅，笑翻了一屋子的客人。后生們不服氣，用紅油漆反擊。你追我躲，男女打成一片，身體公然沖撞。他們在田野追逐的身影，成為我少年時代的慢鏡頭。這種娛樂精神，在我生活的漢族地區從未見過。男女的公然嬉鬧，在谷里屯是要被長輩們嚴厲呵斥的�？墒�，在桂花屯卻是那么妥帖，那么合情合理。我忽然發現我生活的地方過于嚴肅，也許是生活困難的原因，也許是基因遺傳？
有一天，寄爺對我講：“就在桂花屯找個老婆吧�！蔽腋吲d地吹起了口哨，并一度相信這會成為事實。但高興之余，我問母親：“為什么壯族姑娘不落夫家？”母親答：“這是他們的風俗。”壯族姑娘在出嫁之后，并不跟丈夫住在一起，而是繼續留在父母身邊，直到懷上了孩子才正式進入夫家。這個風俗，當時桂花屯還完好地保留。我對這個風俗一知半解，以為“不落夫家”就是給女方無限的自由，以為這就是所謂的開放，以為這個風俗里會有許多猝不及防的故事……我被這個風俗困擾，讓想象無數次地飛舞。在對這個風俗的漫天想象中，我頭一次意識到自己有超強的虛構能力。直到今天，我才愿意承認當時的想象是狹隘的。淳樸的風俗，可能被我嚴重地歪曲了。當然，我也因此錯過了一段姻緣。
在漢民族被嚴重閹割的年代，在我內心充滿恐懼的發育期，因為香火上那一頂布帽，因為寄爺的口渴和偶然闖入，使我有幸地接觸到了壯民族文化。這個民族的文化有情有趣，大膽開放，它讓我在禁欲的時代看到了人性，在貧困的日子體會富裕，在無趣的年頭感受快樂，而更為重要的是我在與壯民族的交往和對比中，發現了真正的人，看到了天地間無拘無束的自由。如果排序，壯民族文化無疑是我身體里的第一個異質文化，它在我恐懼的心里注入膽量，在我自閉的性格中注入開放，在我羸弱的身體內注入野性……隨著年齡的增長，視野的開闊，閱讀的拓展，行走的延伸，我接觸了更多更多的異質文化。它們打包進入我的身體，卻都沒有像當年壯族文化那樣，在我身上產生巨大的撞擊，發生核爆炸。究其原因，是后來的文化吸收，都不在我的人格形成時期，我的心靈已經沒了當年的敏感。
現在，我經常跟幾個壯族作家廝混在一起，就算是我心靈超級麻木，也還能辨析出他們的性格特點。他們豪放，能喝能侃，大大咧咧，直言不諱，嫉惡如仇，因為會兩種語言（壯語和漢語），所以特別聰明。從他們身上，我還能看到當年桂花屯壯族人的某些影子。但同時，他們也具有了非壯族人的特性。因為他們讀過《詩經》、《三國演義》和《紅樓夢》，讀過魯迅、卡夫卡、托爾斯泰和巴爾扎克，看過美國好萊塢的電影，吃過麥當勞。當我這個漢族人在吸收壯民族文化的同時，他們也在吸收漢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的今天，恐怕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敢說自己百分之百地純粹。尤其是壯族，因為他們開放，異質文化容易進入；因為他們包容，外族文化可以共生。
但是，壯民族的地理環境、生活方式以及主要性格特征基本上還在。當我走過十幾個壯族村落之后，才發現它們和桂花屯相似處頗多。比如，他們大都生活在谷底河畔，擁有寬廣的稻田。比如他們都愛唱山歌，都喜歡在婚禮上給別人抹紅油漆，都熱情好客，都能做出各種美食……如果用桂花屯做壯民族的樣板，那我甚至可以從歷史的長河中找到例證。他們愛唱山歌，可以用壯族人的歌仙劉三姐來證明。他們喜歡叛逆和自由，可以用早期農民運動領袖、壯族人民的優秀兒子韋拔群來證明。他們的野性，可以用抗倭英雄瓦氏夫人來證明。之所以倒證，就是想說明不管是在桂花屯或別的什么地方，無論是過去或者現在，所有的壯民族習性相近。
遺憾的是桂花屯消失了，它被龍灘水電站淹沒，成為庫區，當地的村民都搬到了山腰上。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已經把織布機一同搬走？就算是搬走了織布機，可稻田搬不走，棉花地也搬不走。那個我心目中的壯族村落標本，已靜靜地躺在幾十米深的水下。所幸這只是特例，而不是所有的壯族村落。但愿桂花屯生機勃勃的文化，像他們的牛群那樣已悄悄地跟隨村民遷到了山腰，而不至于徹底地消失。讓我們趕緊雙手合十，一同祈禱：“褒們 ！”
注：1.“褒們”是壯語“保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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