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步集續編》由近兩年陳丹青的雜文、演講、博客、采訪匯編而成，與《退步集》在體例上接近，既有對教育體制的系統剖析，也有對"文藝復興"的借題發揮，還有三篇關于寫魯迅的雜文。責編陳凌云說："讀《退步集》時，能感覺到陳丹青的一腔熱忱，文風犀利老辣輕快，是一個提問者的姿態。但到了《退步集續編》，他不僅提問而且試著回答，尤其是對于一些具體的問題有些篇章顯出用力過猛，這可能源自他逐步對國內現世的了解。另一個感覺是陳丹青缺少對話者。"
與《退步集》相比，本書話題有所調整：教育、城市的議論相對減少，人文與藝術的剖析，相對增加。回顧往事，作者向歷史借一雙眼，試圖更為清晰地審視當今文化的種種情境，于是談魯迅、談文藝復興、談木心。
[本書看點]
出國后，時時事事提醒我常識與記憶……
中國人的歷史記憶，委實太繁，不清除，全都沉甸甸地揣著，我們背得起么？
認識文藝復興藝術是沒有盡頭的過程。每一過程都珍貴，都無可替代。
我常說，留學不值得驕傲，那是悲劇。胡適七十年前就寫文章說留學是國恥。到今天，這種狀況有多大改變？
留學的悲劇還在于精英外流，回來了，又和本土國情發生種種價值觀沖突，這種沖突十之有九以妥協或失敗告終。
一退再退，所為者何？
退到歷史深處，借一雙眼，
邀請我們更清晰地照看今日種種文化情境。
陳丹青：我做的事情都是要犯眾怒的
陳丹青：寫《退步集》時，是捶胸頓足狀，寫《退步集續編》則是扯雞毛，扯掉一根是一根。
陳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至978年輾轉贛南與蘇北農村插隊落戶，其間自習繪畫。1978年以同等學力考入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研究生班，1980年畢業留校，1982年赴紐約定居，自由職業畫家。2000年回國，現定居北京。早所作《西藏組畫》，近十年作并置系列及書籍景物系列。業余寫作，2000年出版文集《紐約瑣記》，2002年出版《陳丹青音樂筆記》，2003年出版雜文集《多余的素材》，2005年出版雜文集《退步集》，影響巨大。
魯迅是誰
魯迅是誰？
寫在魯迅逝世七十周年
2006年10月14日在上海圖書館講演
大家好：
這是我第三次談論魯迅先生了。每次都是又恭敬，又有點緊張。昨天特地剃了頭，換雙新皮鞋。我不會當場講演，講到魯迅的話題，尤其鄭重，總要事先寫點稿子才能自以為講得清楚一些。下面我按著稿子念，再作些發揮，請諸位原諒。
一
魯迅先生的紀念會，七十年來不知開過多少次了。在中國，魯迅至今是個大話題。
粗略說來，從魯迅逝世的1936年到1949年，魯迅話題為民族革命問題所纏繞；從1949年到八十年代初，魯迅話題則成為準官方意識形態，在大陸無人敢于冒犯，在臺灣被長期封殺。總之，“魯迅話題”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話題”。
八十年代中期，魯迅話題逐漸被移出政治祭壇，挪進學術領域；九十年代迄今，官方對魯迅話題開始了沉默、回避、冷淡的戲劇性過程。二十多年來，舉凡重要的國家話題和政府語言，不再能夠，也不再打算從魯迅那里搜尋任何說法，魯迅話題的龐大利用價值似乎走到盡頭，由“在朝”轉向“在野”，隨即在學界與民間展開“魯迅爭議”，王朔，是這場爭議的發難者。
到了新世紀，“魯迅爭議”衍生了“還原魯迅”的愿望。就我所知，不論是魯迅的“捍衛派”還是“質疑者”，近十余年出版的魯迅專著大幅度拋棄官方意識形態尺度，試圖描述真實的魯迅。舊史料出現新的解讀，一些新的史料披露了。其中，最可注意的聲音來自魯迅后代：先有2002年周海嬰回憶錄《我與魯迅七十年》，后有2006年海嬰先生大公子周令飛同志在交通大學的一場講演，這位魯迅的長孫直截了當問道：“魯迅是誰？”
這可能是迄今為止關于魯迅最為激烈而諷刺的發問。這一問，宣告七十年來我們被告知的那位魯迅先生，面目全非。
二
我們可能都會同意，幾十年來，中國歷史遠遠近近的大人物幾乎都被弄得面目全非。而魯迅的被扭曲，是現代中國一樁超級公案。從五十年“政治話題”到近二十年的“魯迅爭議”，中國畢竟有所進步了，今天，魯迅的讀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魯迅生前的語境。
但這并不意味著魯迅的“還原”。
魯迅先生的壽命是五十多年，他死后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魯迅著作是一份遺產，被極端政治化的魯迅是另一份遺產。魯迅的幽靈、魯迅的讀者，七十年來始終在兩個魯迅、兩份遺產之間游蕩。
這是魯迅公案的一面。另一面，我們看看西方。譬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亞、歌德、黑格爾、托爾斯泰、尼采、馬克思……都是巨大的歷史公案、文化公案，他們在身后被不斷解讀、塑造、發掘、延伸。他們屬于不同的國族和時代，但不屬于政權；他們對文化與政治產生深遠影響，但從未被現實政治吞沒；他們的主張階段性過時了，因為后人接續了他們的文脈；他們歷久常新，因為他們早經熔鑄為文化之鏈與歷史坐標。
魯迅身后的命運正相反：他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頭牌，但始終抵押在政權手里；他對現實政治其實毫無影響，卻淪為政治符號；他被懸置，但難以過時，因為他身后既不曾出現，也不可能出現等量齊觀的人物；因此他歷久長在，不完全由于他著作的影響，而是最高規格的孤立狀態；他的全集一版再版，但與當今文化難以建立活的關系--相比被封殺、被遺忘，魯迅身后的命運與處境更其詭譎，更其悲哀。
七十年來，魯迅墓前曾有無數革命者或權勢者的鮮花，近二十年，煞有介事也罷，發乎內心也好，官方與民間不再主動拜祭。魯迅清靜了，不再被利用，也不再被供奉。這種曖昧的冷漠和前五十年炙手可熱的“魯迅政治”一樣，都是反常與變態，是歷史的凍結。目前這份已告冷卻的魯迅遺產，仍然是官方撤除之后的官方遺產。
九十多年前，魯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們的命題可能是：“救救魯迅！”
三
魯迅身后的所有話題，是魯迅先生的問題還是我們的問題？如果是魯迅的問題，他的遺作俱在，要爭議就爭議，不愿讀就不去讀，無所謂還原不還原；如果這是我們的問題，那么，我們為什么要還原魯迅？怎樣還原？有沒有可能還原？
我想來想去，答案是：一，問題出在我們；二，魯迅很難還原。三，要還原魯迅和無數歷史人物，有待于“我們”發生根本的變化；四，不論是良性的、惡性的、還是中性的，不論與魯迅有關系還是沒關系，這種變化的過程會很長--可能需要另一個七十年--但眼下這變化已初露端倪。
所以重要的不是魯迅，不是還原，而是“我們”的變化。
以下試著扼要談論魯迅為什么難以還原，為什么這“難以還原”是我們的問題。最近，香港鳳凰臺就魯迅逝世七十周年來訪，給我一組關于魯迅的質疑。有的早就聽過，有的聞所未聞。記憶所及，僅舉如下數端：
一、魯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嗎？二、魯迅的精神是否被繼承？是否值得繼承？三、魯迅喜歡罵人，是否導致人們在“文革”中互相攻擊斗爭的惡習？四、怎么看待魯迅認同“無產階級專政”？五、魯迅的名句：“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中國人”，是否助長了中國人的惡？
在半小時訪答中，我無能展開談論，現在順著問題想下去，我清清楚楚看見，問題在我們，在那份魯迅政治的遺產。
其一，魯迅可以商榷嗎？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極權文化才會提出的問題--所有人物與思想都可以“商榷”，理應“商榷”，但我不用“商榷”這個詞，那是中國式偽爭論的代用詞，吞吞吐吐，躲躲閃閃。當“商榷”二字得以流行的年代，正是抹殺批評，禁止懷疑的年代。
其二，魯迅的精神是否被繼承？是否值得繼承？我的回答是：假如魯迅精神指的是懷疑、批評和抗爭，那么，這種精神不但絲毫沒有被繼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鏟除了。我不主張繼承這種精神，因為誰也繼承不了、繼承不起，除非你有兩條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魯迅同時代的人。最穩妥的辦法是取魯迅精神的反面：沉默、歸順、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圓玉潤。
其三，魯迅喜歡罵人，是否導致“文革”期間人們互相攻訐斗爭的惡習？阿彌陀佛！這樣的問題需要回答么？有趣的倒是看看別的國家、別的時代，文學家思想家怎樣罵人--我不認為這是罵人，反而指為罵人者，真是一種罵。但既是誰都用這個詞，姑且從眾吧--太遠的例子不去說，僅看比魯迅略早、略晚，或大致同期的人物：有人問福樓拜最近在干什么，他說，我在繼續詛咒我的同胞，向他們頭上倒糞便；托爾斯泰一輩子罵人，誰都罵，罵皇帝和教主，罵莎士比亞和尼采，罵前輩赫爾岑，罵老朋友屠格涅夫，當然，也罵他自己；尼采的咒罵則指向整個基督教世界，他說，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穌，而“耶穌教”是兩千年來歐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國，應該為溫柔敦厚的良人們編一冊世界文豪罵人史，雖然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發生過“文革”，那樣人整人。
這種人整人的惡習、模式、話語方式，在三十年代的左翼內部已經發難，成為五四百家爭鳴的異化。八十年代出版了魯迅論敵罵魯迅的大部頭史料，九十年代有一部書叫做《魯迅：最被污蔑的人》，歷歷舉證魯迅被謾罵被圍攻的史實。這里僅舉一例，即在新中國文藝牌坊中僅次于魯迅的郭沫若同志，即曾公然宣判魯迅為“雙重的封建余孽”。當郭同志出口定罪前，他自稱幾乎不讀魯迅的書。
其四，怎樣看待魯迅認同“無產階級專政”？是的，我們這代人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子民。但不要弄錯：從六七十年代的《紅旗》雜志或《人民日報》通欄標題讀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句話，和二三十年代在秘密書刊以及文人寫作中讀到同一句話，是兩種讀法，兩種后果，兩回事。是的，魯迅曾是左翼陣營的大將--在他的時代，世界范圍激進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十之七八選擇左翼立場，譬如法國人文人阿拉貢、西班牙畫家畢加索、意大利導演帕索里尼、彼德魯齊等等，不僅左傾，而且是準共產黨員--當“雙重封建余孽”魯迅先生晚期靠攏左翼，摹寫“無產階級專政”這句話，不是出于政治信仰，而是再三目擊“無產階級”青年肝腦涂地，被槍斃。但及早道破左翼內部的虛偽、狡詐、霸道、淺薄，同樣也是魯迅。為什么呢？
因為其五，魯迅“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中國人”--這句話居然“助長了中國人的惡”，且不說此話通不通，這是什么邏輯？莫非此后至今遍中國滔滔不絕的惡人們在作惡之前，都曾請教過魯迅的著作么--惡意，分兩種，一種是自知其惡，一種竟出于所謂“善意”，若是今天還有中國人以這樣的“善意”去責難魯迅，這善意，在我看來就是十足的惡意。
不過以上的問，以上的答，都愚蠢，那是一筆現代中國是非觀的糊涂賬，是不值一談的常識問題。可資翔實對照的是魯迅時代與我們時代的差異，這差異，才是還原魯迅真正的難處。
四
以下粗略排列一組時代背景、社會指標與文化形態，借以提醒我們為什么難以還原魯迅。
魯迅青少年時期，中國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亂黨，有孫中山革命集團，有無數民間集社，有列國的殖民地。魯迅壯年時期，北方是軍閥政府，南方是國民政府，江西是蘇維埃政府；而軍閥在各省據有勢力，國民政府曾分為寧漢政府，許多省份還設有蘇維埃地下政府。到了魯迅的中期與晚期，中國粗粗統一，但仍有南京政府與延安政府，抗戰時期還有南京偽政府與重慶國民政府；而在魯迅居住的上海，有日租界與法租界。
魯迅在北京廈門廣州上海時期，學界有前清遺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等，這些海龜派與今日的海龜派不可同日而語，各有真正的學派、主張和勢力。政治流派，則先后出現過君主立憲派、共和派、保皇派、三民主義、共產主義、資本主義、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民族主義，還有無政府主義--在座年輕人可能不知道，“巴金”的筆名，就是取兩位歐洲無政府主義者的中文譯名：巴庫寧和克魯泡特金，他比魯迅談論“無產階級專政”還激進，居然公開頂著無政府主義者的名，活了一百多歲--最近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一擋節目還公布了史料：雖然曇花一現，形同兒戲，但上世紀二十年代前后，中國的政黨出現過上百個。
魯迅的同學、戰友、論敵，有的是國民黨要人，如蔡元培和陳儀；有的是共產黨要人，如陳獨秀與瞿秋白；有的既是國民黨員又是共產黨員，如郭沫若與田漢；有的既是學者教授又是黨國重臣，如胡適之；當然，自也有許多無黨無派的文人。教科書總是凸顯魯迅年輕朋友中的左翼人士與共產黨人，察看魯迅通信的朋友，卻有國民黨軍人如他格外溺愛的李秉中；有魯迅為之謀職，解放后被鎮壓的國民政府縣官如荊有驎；也有先左后右的青年，如選擇臺灣的臺靜農。魯迅與好幾位左翼小青年從親昵到絕交，但與國民黨軍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鬧翻的記載。魯迅的外國友人，則有俄國沒落詩人愛羅先珂，有美國左翼小子史沫萊特與斯諾，而內山完造與增田涉等等日本友人，非左非右，并沒有政治色彩。
說到魯迅與他同代人的交友范圍，今天即便人脈最廣，身份最特殊的角色，也不可能與社會身份雜異、政治立場截然對立的人群維持朋友關系或彼此為敵的關系。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朋友等同朋黨，胡風集團、二流堂圈子，均曾獲罪，關押自殺多人，株連千百。政治集團的類似案例更是不可勝數。八十年代迄今，則朋友關系大致是權利關系，或以升官，或以發財。相對純粹的私人友誼勉強恢復常態，然而眾人的出身、職業、觀點或有差異，但我們全是國家的人，教育背景和整體人格，都是一樣的。
總之，魯迅與他同代人的政治與文化版圖，魯迅與他敵友置身其間的言行空間，以我們這幾代人同出于一個模子的生存經驗，絕對不可能想象，不可能親歷，不可能分享魯迅那代人具體而微的日常經驗--當然，我們幾代人共享齊天洪福，免于三座大山的壓迫，免于亂世之苦，其代價，是我們對相對紛雜的社會形態，相對異樣的生存選擇，相對自主的成長經歷，跡近生理上的無知。
至于魯迅的言論與思想，再早、再晚，都出不來。他的時代，是中國現代史國家禍亂與歷史機會最為密集的世代，也是春秋以來唯一一次短暫的“百家爭鳴”時代。倘若他被認為高于其他人，因為有其他人；倘若其他人不認同他，便說明那是群雄并起的年代。他身后被高懸、孤立，使我們只能仰望他一個。近二十年，那個時代與他對立的學說大約出齊了，然而最初的閱讀形同烙印：我們讀魯迅在先，讀其他人在后，聽他罵人在先，得知罵他的文章在后。這種先后差異，不可低估。
但這些都不重要，真的要害，是我們幾代人早已被塑造為另一群物種。我們的思維模式、話語習慣、價值判斷及無數生存細節，幾乎無法與魯迅及他的同代人銜接對應。我們的困難不是不認識魯迅，而是不認識我們自己。要還原魯迅，恐怕先得借助魯迅的生存經驗，做一番自我還原。
譬如，魯迅在中國數度遷移，但不必到派出所申辦戶口或暫住證；他與好幾所大學有受聘解聘的關系，但從來沒有一份人事檔案尾隨其后；他有身居高官的老朋友，但從未受制于任何單位領導；他被特務監視，但弄堂隔壁沒有居民委員會；他的文章常被封殺禁止，但從未寫過一紙思想匯報與書面檢討；他被多位友朋明攻暗傷，但并非出于卑怯的檢舉揭發；他被不同陣營污蔑圍攻，但從未被國民政府“打倒”并發動全國性批判；他活在戰禍頻仍的時代，但從未領教過舉國民眾的武斗；他擅逃亡，但不是為了逃避隔離審查、監督勞動或遣送下鄉；他活畫出舊文人孔乙己的凄慘末路，但對學者教授淪為囚犯或賤人的經歷毫無感知；他為我們留下永恒的阿Q，但絕不會料到到阿Q同志后來可能當上役使鄉民的村長，甚至縣長；他私通亂黨，名列通緝，但從未被戴上一頂右派或現行反革命帽子，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被平反的狂喜與委屈；許多人譏嘲他是位“紹興師爺”，可他從未經手一件我們時代哪怕最卑微的“冤假錯案”；兄弟失和誠然是他最難釋懷的內傷，此外，要論無可申說的個人委屈和無妄之災，他身后的大小文人都比他閱歷深厚；晚期，魯迅主動閱讀馬克思學說，但從未被命令以唯物主義檢討、修改以至公開否定自己的著作；不消說，他從未申請入黨，從未聽說全國文聯與作家協會，從未被阻止或恩準閱讀“內部文件”，從未由于行政級別分到或分不到一間住房，從未接受過哪位人事處科員的威脅或奉承；他的葬禮與為他抬棺的巴金同志的葬禮完全不同，不是國家操辦；他被覆蓋“民族魂”大旗的殊榮不是根據國務院或中宣部的指令；當國母宋慶齡與國師蔡元培以私人身份出席他葬禮時，伙同沈君儒章乃器等第三勢力，而葬禮的秘密策劃與公開策動，是當時的青年亂黨如馮雪峰與大批左翼青年。這些人的政治身份與社會地位完全不同，卻堂而皇之站在魯迅的靈柩旁輪番演說，慷慨激昂，公然咒罵政府的無能與不抵抗。
對不起，還有：魯迅生前從未見過糧票和布票。
五
所以周令飛動問“魯迅是誰”，魯迅怕也弄不清“令飛是誰？”--令飛與我同歲同屆，我一見他，除了頭十秒鐘驚喜，旋即發現他是我的哪位中學同學。我在他臉上搜尋魯迅，結果讀到所有老知青的心理與生理密碼：十六歲我下鄉落戶，在贛南零上四十度的酷暑中割水稻；他十六歲當兵，在東北零下四十度的嚴寒中站崗；八十年代我去了紐約，他去了東京；在臺灣，我有一位爺爺，他有一位太太，當初他倆在東京向中國大使館與臺灣辦事處申報婚姻，兩邊的官員均不敢作主成全這對政治鴛鴦……反正令飛同志的成長與他祖父沒有任何相似之點，卻和我出奇地相似。
我也見到令飛的爸爸。多么熟悉的老上海人。在他的回憶錄中，許廣平先生晚年經歷了所有國家高干的悲喜劇，那是由人事處、房管所、中央領導以及歷屆運動編寫的曲折劇情。假如魯迅先生半夜敲門回家，海嬰母子必須花費無數口舌才能使魯迅聽明白--只有一部分故事早已為魯迅所熟悉，那就是左翼分子的上綱上線、弄權整人。但他絕對想不到當年左翼小圈子的爭斗，日后竟擴大為神州大地數十年斗爭生活，其中，單是“氣宇軒昂”的左聯“元帥”周揚同志當了文化部長，六十年代又遭報應的個案，就會使他大開眼界。
這就是魯迅決定拯救的孩子們。調動他平生所有經驗，他也弄不清這些孩子玩的是什么把戲。
七十年歷史，是我們與魯迅成為彼此的異類的歷史。今天不論怎樣談論魯迅、閱讀魯迅，我們的感知系統或研究手段，其實都很難真的奏效。在我們的上下周圍，魯迅那樣的物種滅絕了--豈止是他，偉大的早期國民黨人，偉大的早期共產黨人，偉大的革命者與啟蒙者一代，在今天的人群與人格類型中，消失凈盡--而在魯迅的時代，這些人不論為敵為友、為官為匪，但他們的倫理道德血脈教養，個個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時，他們是中國第一代世界主義者，第一代現代民族主義者，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
或曰，難道時代沒有進步嗎？大大進步了。“革命前輩的鮮血豈能白流！”我相信諸位不會誤解我在夸大過去，貶低今天。事物與人物需要比較，至少，一個物質的現代化中國足使魯迅目瞪口呆--魯迅早年在北平穿著單褲過冬，無緣享受空調；魯迅坐車有感于道路顛簸，無緣馳騁高速公路；他主張拋棄毛筆，可未曾夢見電腦；他晚歲收藏不少《世界裸體美術全集》，可惜看不到今日的超短裙……一個價值迷失的中國也足使魯迅與他的敵友啞口無言。不過他早經預先絕望過了，好像知道將要認不出未來的中國，他說過，未來是墳，墳的未來，無非是被踏平。
西方人物的身后命運怎樣呢？譬如，啟蒙運動確實塑造了今日西方，尼采果然標舉了新型知識精英的立場，馬克思大大顛覆了資本主義。然后，啟蒙先賢、尼采學說、馬克思主義不斷被后代展開、追問，并持續超越。當列維？斯特勞斯懷疑晚輩福柯或德里達的學說時，他知道審慎而準確地用詞；巴特出道之書《寫作的零度》旨在與長輩薩特辯難，而他最后著作《明室》的扉頁，題寫向薩特的《論想象》致敬……十倍百倍于魯迅耗盡心智的文化論戰，在西方從未停止，那種激烈、深度、不茍同，尤其是豐富的建樹，遠遠超過魯迅與他的敵友。在西方，文人從未被打倒，而是被質疑；從未被神化，而是被紀念；從未被架空，而是實實在在地被試圖理解、被持續研究。我所親見的西方人談起先賢與哲人，并不大驚小怪，只是平靜而誠懇的尊敬。
我們只有一位魯迅。當我們這代人被縱容閱讀魯迅及不準閱讀胡適，乃出于同一的緣由和性質。而魯迅死后，他的價值追求便被成功地窒息：或者割裂、或者歪曲，休想繼續傳遞、提升、展開。他的大半命題在今日中國遠未過時，卻被迫停在過去時。同時，那份政治化的魯迅遺產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輸至今，看不出停止的跡象--在中國，魯迅和馬克思各有分工：魯迅專門負責詛咒萬惡的舊中國，馬克思專門負責證明社會主義的必然性。而今“與時俱進”的國情又將魯迅和馬克思的臉涂得又紅又白，他們仍然被孤零零吊在中國現代史上空，既當圣人，又做惡人：不是嗎？今日千千萬萬中學生大學生對馬克思或魯迅敬而遠之，又不得不與之周旋：他們年年必須背誦馬克思教條（俗稱“馬概”）以便通過政治考試，又年年被迫閱讀魯迅并書寫讀后感。什么是馬克思主義？魯迅有哪些價值？孩子們根本不在乎。在今日知識譜系中，馬克思與魯迅被重視的程度是半世紀以來最低點，除了屈就而厭煩，年輕人對他們沒有尊敬，沒有愛。
這也是為什么維護或質疑魯迅的種種絮叨，均難發生真的影響和說服力。我們既難消除魯迅，也難以挽救他，他在我們夠不著的某處，他甚至不屬于自己的血親：當周令飛問道“魯迅是誰？”我猜想，他愿意強調的身份并非僅僅因為他是魯迅的孫兒。他與父親在家里提起祖父，恐怕不常稱之為“爸爸”、“爺爺”，而是直呼“魯迅”，正像七十年前周作人指著自己媽媽說：“這是魯迅的母親。”
說來不僅是令飛的祖父，五四前后的重要人物都被架空了、作廢了：梁啟超、孫中山、蔡元培、胡適、陳獨秀、梁漱溟、馬寅初……這份名單頂多進入學術研究，不再發生溫熱，投射光芒。他們的命運模式是這樣的：先是失敗的歷史英雄，接著，空留英雄之名而遭遇歷史性失敗。
“魯迅話題”不能只談魯迅。只談魯迅，將會加深他的孤立，使這孤立更精致，更難以把握，“魯迅研究”本該是文化研究，然而我們時代貨真價實的文化在哪里，拿什么去研究魯迅--當海涅對歌德微妙地不敬、龐德改動艾略特的詩章、巴特評析紀德的文體、紀德發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度、博爾赫斯偏愛叔本華的哲學、昆德拉分析貝多芬的樂譜，他們不必顧慮種族與時空的阻隔，因為他們當然地屬于同一的、有效的歐洲人文大統，不曾迷失于歷史謊言，更不會在歷史斷層的深隙中，坐井觀天；當以賽亞？柏林大范圍質疑啟蒙遺產，并居然從康德的線索中清理出民族主義信號時，他是在挽救并豐富前輩的學說，而他縱橫檢視古希臘迄今的思想遺產，乃基于對西方文化版圖足夠的資格與確信。
我們有這樣牢靠的資格與確信嗎？
10月以來，魯迅逝世七十周年似乎成為媒體與社會一組相對自發的話題，看過去顯然不是官方紀念的老花樣。可喜的是，當今中國莫可名狀的文化形態，其表層，稍微有一丁點接近魯迅時代的意思了：知識景觀逐漸鋪展，言論空間有限豁裂，開放的國策不容逆轉，舊有意識形態在年青一代相對失效。總之，這都是好消息--不是對魯迅的好消息，而是對于我們。
最近我收到幾家媒體關于魯迅的問題，重復道：我們為什么還要閱讀魯迅？我的回答是：一，不必勉強。當年《吶喊》《彷徨》再版時，魯迅就不愿意，說不要用他陰暗的念頭影響小孩子。二，七十年來的歷史劇情是我們解讀魯迅的珍貴資源，因為他的光焰需要我們世代作有效的映襯。換句話說，第三，魯迅早將自己燒毀了，他的價值可能照亮的，應該是我們--我們愿意被照亮嗎？
回到這篇講稿的題目：“魯迅是誰？”我愿去掉“魯迅”兩個字，改成“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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