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原籍南京，現居香港，任教于高校。香港大學中文系博士。作品出版于兩岸三地，著有小說《北鳶》、《朱雀》、《七聲》、《謎鴉》、《浣熊》、《戲年》，文化隨筆《繪色》，學術論著《此心安處亦吾鄉》等。部分作品譯為英、法、俄、日、韓等國文字。曾獲首屆香港書獎、香港藝術發展獎、臺灣聯合文學小說獎首獎、臺灣梁實秋文學獎等獎項。作品入選“當代小說家書系”、“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系”、“2008、2009、2015年中國小說排行榜”、“2015年度誠品中文選書”。長篇小說《朱雀》獲選“亞洲周刊全球華文十大小說”。2016年以新作《北鳶》再獲此榮譽。
時間煮海
葛亮
這本小說關乎民國，收束于上世紀中葉。
祖父在遺著《據幾曾看》中評郭熙的《早春圖》，曰“動靜一源，往復無際”。引自《華嚴經》。如今看來，多半也是自喻。那個時代的空闊與豐盛，有很大的包容。于個人的動靜之辨，則如飛鳥擊空，斷水無痕。大約太早參透“用大”之道，深知人于世間的微渺，祖父一生與時代不即不離。由杭州國立藝專時期至中央大學教授任上，確乎“往復無際”。其最為重要的著作于一九四○年代撰成，始自少年時舅父陳獨秀的濡染，“予自北平舅氏歸，乃知書畫有益，可以樂吾生也。”這幾乎為他此后的人生定下了基調。
然而，舅父前半生的開闔，卻也讓他深對這世界抱有謹慎。晚年的陳獨秀，隱居四川江津鶴山坪。雖至遲暮，依稀仍有氣盛之意，書贈小詩予祖父：“何處鄉關感亂離，蜀江如幾好棲遲。相逢須發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不久后，這位舅父溘然去世，為生前的不甘，畫上了一個凄愴的句點。同時間，也從此造就了一個青年“獨善其身”的性情。江津時期，祖父“終日習書，殆廢寢食”，“略記平生清賞。遑言著錄”。祖父一生，無涉政治。修齊治平，為深沉的君子之道。
對他而言，可無愧于其一，已為至善。祖父的家國之念，入微于為兒女取名，我大伯乳名“雙七”，記“七七事變”國殤之日。而父親則昵稱“拾子”，誕生時值一九四五年，取《滿江紅》“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之意。這些時間的節點，成為他與世代間的聯絡，最清晰而簡潔的注腳。及至多年后，祖父的編輯，寄了陳寅恪女兒所著《也同歡樂也同愁》等作品給我，希望我從家人的角度，寫一本書，關于爺爺的過往與時代。我終于躊躇。細想想，作為一個小說的作者，或許有許多的理由。一則祖父是面目謹嚴的學者，生平跌宕，卻一步一跬、中規中矩；二則他同時代的友好或同窗，如王世襄、李可染等，皆已故去，考證功夫變得相對龐雜，落筆維艱。但我其實十分清楚，真正的原因，來自我面前的一幀小像。年輕時的祖父，瘦高的身形將長衫穿出了一派蕭條。背景是北海，周遭的風物也是日常的。然而，他的眉宇間，有一種我所無法讀懂的神情，清冷而自足，猶如內心的壁壘。
以血緣論，相較對祖父的敬畏，母系于我的感知與記憶，則要親近得多。外公，曾是他所在的城市最年輕的資本家。這一身份，并未為他帶來榮耀與成就，而成為他一生的背負。但是，與祖父不同的是，他天性中，隱含與人生和解的能力。簡而言之，便是“認命”。這使得他，得以開放的姿態善待他的周遭。包括拜時代所賜，將他性格中“出世”的一面，拋進“入世”的漩渦，橫加歷練。然而，自始至終，他不愿也終未成為一個長袖善舞的人。卻也如水滴石穿，以他與生俱來的柔韌，洞貫了時世的外殼。且行且進，收獲了常人未見的風景，也經歷了許多的故事。這其間，包括了與我外婆的聯姻。守舊的士紳家族，樹欲靜而風不止，于大時代中的跌宕，是必然。若存了降尊紆貴的心，在矜持與無奈間粉墨登場，是遠不及放開來演一出戲痛快。我便寫了一個真正唱大戲的人，與這家族中的牽連。繁花盛景，姹紫嫣紅，賞心樂事誰家院。倏忽間，她便唱完了，雖只唱了個囫圇。謝幕之時，也正是這時代落幕之日。
本無意鉤沉史海，但躬身返照，因“家”與“國”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絡，還是做了許多的考據工作。中國近代史風云迭轉。人的起落，卻是朝夕間事。這其中，有許多的枝蔓，藏在歲月的肌理之中，裂痕一般。陽光下似乎觸目驚心，但在晦暗之處，便了無痕跡。這是有關歷史的藏匿。
寫了一群叫做“寓公”的人。這些人的存在，若說起來，或代表時代轉折間，輝煌之后的頹唐。小說中是我外祖的父輩。外公幼時住在天津的姨丈家中。這姨丈時任直隸省長兼軍務督辦，是直魯聯軍的統領之一，亦是頗具爭議的人物。于他，民間有許多傳說，多與風月相關。一九三○年代，鴛蝴派作家秦瘦鷗，曾寫過一部《秋海棠》，其中的軍閥袁寶藩，以其為原型。此人身后甚為慘淡，橫死于非命。整個家族的命運自然也隨之由潮頭遽落，瓜果飄零。少年外公隨母親就此寓居于天津意租界，做起了“寓公”。“租界”僅五大道
地區，已有海納百川之狀，前清的王公貴族，下野的軍閥官僚，甚至失勢的國外公使。對這偏安的生活，有服氣的，有不服氣的。其間有許多的砥礪，文化上的，階層與國族之間的。只是同為天涯淪落人，一來二去，便都安于了現狀。
這段生活，事關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北地禮俗與市井的風貌，大至政經地理、人文節慶，小至民間的穿衣飲食，無不需要落實。案頭功夫便不可缺少。一時一事，皆具精神。在外公家見過一張面目陳舊的紙幣，問起來，說是沙俄在中國東北發行的盧布，叫做“羌帖”。我輕輕摩挲，質感堅硬而厚實，知道背后亦有一段故事。復原的工作，史實為散落的碎片，虛構則為黏合劑，砌圖的工作雖耗去時間與精力，亦富含趣味。
與以往的寫作不同，此時亦更為在意文字所勾勒的場景。那個時代，于人于世，有大開大闔的推動，但我所寫，已然是大浪淘沙后的沉淀。政客、軍閥、文人、商人、伶人，皆在時光的罅隙中漸漸認清自己。所謂“獨樂”，是一個象征。鏡花水月之后，“兼濟天下”的宏遠終難得償，“獨善其身”或許也是奢侈。
再說“動靜一源”，小說中的兩個主人公，一靜一動，皆自根本。“無我原非你”。在這瀚邈時代的背景中，他們或不過是工筆點墨，因對彼此的守望，成就故事中不離不棄的綿延。時世，于他們的成長同跫，或許彼時是聽不清，也看不清的。但因為有一點寄盼，此番經年，終水落石出。記得祖父談畫意畫品，“當求一敗墻，張絹素迄，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素見敗墻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于時代的觀望，何嘗不若此，需要的是耐心。歷久之后，洞若觀火，柳暗花明。
小說題為《北鳶》，出自曹霑《廢藝齋集稿》中《南鷂北鳶考工志》一冊。曹公之明達，在深諳“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之道。字里行間，坐言起行。雖是殘本，散佚有時，終得見天日。管窺之下，是久藏的民間真精神。這就是大時代，總有一方可容納華美而落拓的碎裂。現時的人，總應該感恩，對這包容，對這包容中鏗鏘之后的默然。
成稿之際，此間種種，容不贅述。筆喻七載，塵埃落定，于第三個本命年。
（甲午年，冬，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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