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 國史研究（簡稱國史研究），是以新中國的成立、建設和發展的歷史為主要研究對象，與中國古代史、近代史研究相銜接，與中共黨史研究相融合而又頗具特色的歷史學科，又是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相結合的綜合性學科。國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建立在國史研究及其經驗與規律的基礎上，同時借鑒其他學科特別是中共黨史研究等相近、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是國史研究學科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國史研究起著規范、引導和推動作用。本書比較系統地研究了國史研究的學術發展史、基本理論問題、研究范疇和方法，為本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提供了學理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叢書六卷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史（1949—2012）》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2012）》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2012）》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史（1949—2012）》
《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1949—2012）》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
緒 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簡稱國史），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歷史，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建設和發展的歷史。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新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歷史，是人民的創業史、探索史和奮斗史。國史研究以此為研究對象，逐漸形成一門與中國古代、近代歷史研究相銜接，與中共黨史研究相聯系而又相對獨立的史學研究領域或學科。如同哲學社會科學其他學科一樣，國史研究有其理論與方法。國史研究越發展，國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也就越成熟。國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以國史為根本依據，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以歷史理論特別是國史理論為思想認識基礎，內涵豐富，領域廣闊。國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建立在國史研究及其經驗與規律的基礎上，同時借鑒其他學科特別是中共黨史等相近、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是國史研究學科體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對于國史研究具有規范、引導和推動作用。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
歷史可以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隨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而愈益成為人類社會的歷史。人類社會的歷史首先是生產發展的歷史，充滿了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蘊涵著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飽含著國家興亡、民族盛衰的經驗與教訓，形成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階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基礎上成立，徹底結束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開辟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獨立、自由、民主、富強和復興的偉大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形成和發展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對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一系列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基本問題，進行了接力探索和科學回答，創造性地實現了中國社會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艱辛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大規模地進行經濟建設，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積累了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生產力水平相對落后的東方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決策實施改革開放，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深刻揭示社會主義本質，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跨越。
國史，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迄今已半個多世紀，并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推進。在這一波瀾壯闊的偉大歷史進程中，中國人民站立起來，中國社會發生翻天覆地變化，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
國史有其主題與主線，并彰顯其主流與本質。國史的主題與主線、主流與本質，相互聯系、不可分割，深刻反映國史的總體面貌和內在發展規律。
國史的主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根據社會基本矛盾，進行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建立、完善和發展社會生產關系，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
國史的主線是國史的基本發展脈絡。關于國史的主線問題，從不同意義或認識角度上，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有的認為只有一條，有的則主張有多條。如朱佳木認為，如果把歷史作為某個特定空間、時間內人的主體活動與客體物質關系交互作用的鮮活過程，從歷史發展的具體動因這個層次、這種意義上理解，主線不會只有一條，而會有多條。據此，他提出，國史的主線至少應有三條，即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爭取早日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主權和領土完整。在這三條主線中，第一條最重要，因為它決定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朱佳木：《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1期。
]
國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發端，圍繞建設一個什么樣的國家而展開和推進。因此，也可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史的主線就是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國史雖然曲折復雜，但成就輝煌、前景光明。國史的主流是，在指導思想上，盡管曾發生過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和主觀主義等方面的失誤與錯誤，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總是向前發展和深入推進的，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在經濟社會上，發展成就是主要的，并影響深遠，曲折、失誤甚至錯誤則是次要的、暫時的，且是在糾正錯誤中發展的；在國家制度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完善和發展，推動中國社會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促進社會生產力不斷解放和發展；在社會發展道路上，國史的基本方向和總趨勢是，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完善和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國史區別于中國古代、近代史以及其他國家的歷史，其本質在于，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指導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必然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設和發展同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史，因此也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歷史。以不斷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規定了這一歷史發展的基本方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則形成為這一歷史發展的一條基本規律。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勝利，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是黨和人民奮斗、創造、積累的根本成就，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現途徑、行動指南和根本保障，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歷史和現實表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方向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將越走越寬廣。
國史研究，作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為研究對象的史學研究領域或學科，既具有史學研究的一般規律性，又具有自身特殊性。從古至今，歷史研究的意義與功能在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反映歷史面貌，總結歷史經驗，探索歷史發展規律。欲知大道，必先為史，以啟發愛國心，存史、資政、育人和護國。鄧小平說：“要懂得些中國歷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頁。
]在國史研究中，使主觀認識符合客觀實際，求國史之實之真，首先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為指導，正確理解和全面掌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理論成果，即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因為，它們不僅是國史的內在組成部分，是國史研究的重要內容，而且是指導國史發展的思想基礎，是國史研究應當堅持和貫徹的指導思想。離開這一點，國史研究就會是盲目的、支離破碎的；否定這一點，國史研究將會陷入“歷史虛無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和“價值中立”等唯心史觀的泥潭。因此，做到科學研究國史，馬克思主義對國史研究的指導地位與其他哲學社會科學一樣，是不可動搖的。堅持馬克思主義對于國史研究的指導地位，是一項任重而道遠的科學工作。只有在國史研究的整個過程中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才能使國史研究沿著正確的發展道路走向繁榮和發展。
研究歷史須有一個正確的歷史觀。堅持馬克思主義對國史研究的指導地位，最根本也是最直接的就是要全面貫徹唯物史觀。列寧指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頁。
]，“是唯一科學的歷史觀”[?《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頁。
]。唯物史觀一經傳到中國，就在中國引起了真正意義上的史學革命和思想解放。毛澤東也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綜合了人類認識史的積極的成果，特別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合理的部分，創造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這個偉大的理論，才在人類認識史上起了一個空前的大革命。”[?《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304頁。
]唯物史觀與以往歷史理論的根本不同主要在于，它強調從社會關系體系和物質生產考察人類社會的一切歷史，主張物質生產是一切社會現象的根源和決定因素，經濟的要件是歷史上唯一的物質的要件；它尊重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性，指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因此，研究國史，就必須從中國國情和社會歷史條件出發，圍繞中國社會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來展開，并以是否滿足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作為衡量歷史發展與否及其發展程度的基本尺度；同時，由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所決定，研究國史尤其要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性地位及其首創精神，具體地歷史地統一起來。這樣，把唯物史觀貫徹到國史研究中，其所遵循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就形成歷史唯物主義的國史觀和方法論，表現為社會主義史觀、共產黨執政史觀和人民民主史觀及其方法論的總和。堅持這樣的國史觀和方法論，才能從根本上堅持國史研究的正確方向，并通過國史研究，科學構建國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論體系，從而以國史研究的豐富學術成果，為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共產黨執政規律提供歷史依據和智力支持。
國史研究，以研究內容定位，可以分為思想史、制度史和實踐史研究等，也可以分為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社會史、外交史，以及生態史研究等；從研究角度上說，可以形成若干具有認識論與方法論意義的學科分支領域，如國史哲學、國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史料學、編纂學、史志學、口述史學、歷史地理學等，又如通史性研究、分期史研究、專門史研究和比較研究等。而且，這些學科分支領域既具有一定的相對獨立性，又內在地聯系在一起。比如，思想史、制度史和實踐史研究中，思想與制度為實踐提供認識基礎和制度規范，實踐檢驗并豐富與發展相應的思想和制度；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社會史、外交史，以及生態史本來就是一體化地統一于國史的總體之中的。再比如，地方史不僅具有專門史性，而且與國家層面上的國史研究形成“央地關系”。這是歷史的局部與整體的關系。而且，地方史中具有國家意義、普遍意義和典型意義的歷史內涵，是國史研究無論在廣義或狹義意義上都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同時，專門史、地方史研究不可能離開國史的整體性、通史性研究。
建立健全國史研究的學科體系，需要發展國史研究的主要分支學科或領域。
其一，國史史料學，以記載國史史實的文獻、檔案和口述資料為主要研究對象，在國史研究中處于基礎性的地位。沒有對國史史料的整理、甄別與運用，國史研究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沒有對國史史料系統而翔實的掌握，國史研究將可能是片面的和難以深入的。
其二，國史編纂學，以國史編纂及其方法為研究對象，探索國史編纂的規律與特點，是國史研究的主要形式之一。
其三，國史研究理論與方法，以如何認識和研究國史為基本內容，是衡量國史研究這一學科發展程度的根本標志，也是推動國史研究不斷發展的認識來源和理論基礎，包括歷史哲學意義上的國史觀、國史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國史觀是國史哲學的核心內容，并與國史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一起構成國史哲學的基本體系。馬克思主義國史觀是以唯物史觀為思想理論基礎的歷史觀。
其四，國史學史，以國史研究這一學科的發展史為研究對象，總結本學科建設經驗，預測學科發展趨勢。
其五，比較國史學，是用比較的方法，一方面，比較歷史問題，認識歷史事物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把握歷史發展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另一方面，把本國史與國別史、世界史聯結起來，認識本國歷史發展所處的歷史方位、歷史階段及其特征，以及本國歷史發展對世界歷史發展的作用與
貢獻。
國史研究的這些分支學科或領域的發展是互為條件、相輔相成的。只有各個分支學科或領域在發展上相互促進，才能推動國史研究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為此，需要遵循國史研究的規律，系統總結國史研究的歷史經驗，借鑒歷史學和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逐步建構起比較完整的國史研究學科體系。
不僅如此，歷史本來就是復雜的、綜合的，多學科和跨學科研究日益成為國史研究的重要發展趨勢與特點。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理論與國史研究理論
建設和發展國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既需要研究國史的理論與方法論，又需要研究國史研究的學科理論與方法。因此，在國史理論學科建設與理論研究中，有必要在概念上確立和區分“國史理論”和“國史研究理論”。人們認識和研究國史，既可以形成國史理論，也可以形成國史研究理論。這兩種理論形態相互聯系，但在內涵、意義與作用上又有所不同。如果說國史理論主要揭示什么是國史及其如何發展，那么國史研究理論要解決的則是如何認識和研究國史。
國史理論是關于國史上社會矛盾關系及其變化發展的帶有規律性的思想認識成果，包括國史發展的主題與主線、動力與條件、內涵與本質等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其中，中國共產黨的國史理論在國史研究中處于指導地位。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根據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及其相互關系，科學總結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共產黨執政規律，形成和發展中國共產黨的國史理論。國史理論是中國共產黨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與經驗的認識和總結，主要存在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等黨的歷史文獻，以及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關于國史的論述中。國史在發展，中國共產黨的國史理論也隨之不斷豐富和發展，并為國史研究奠定思想理論與方法論基礎。
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問題，是中國共產黨的國史理論的根本問題。中國共產黨堅持尊重社會發展規律與尊重人民歷史主體地位的一致性，指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在國史發展中始終處于歷史主體地位。人民總是在社會矛盾的運動中不斷開辟前進的道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社會形態問題，是中國共產黨的國史理論的基本問題。中國共產黨堅持和探索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當代中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方向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關于國史發展階段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的國史理論中主要集中于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指出改革開放在黨的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和物質基礎。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歷史時期，但本質上都是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中國共產黨的國史理論是黨的思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國史理論的建設和發展，必須結合國史的實際，深入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的形成、確立與發展的歷史進程、經驗與規律，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歷史根據和理論支持。
國史研究是否具備自身特點和系統化的理論與方法，是其是否完善并區別于中共黨史研究和其他相關學科的主要標志。
國史研究理論是關于國史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它既包括唯物史觀在國史研究中的應用與發展而形成的國史觀，又包括國史史料學、編纂學、史學史，以及一系列以史論結合為特點的研究方法。
國史研究理論主要是以國史通史性研究為基礎的，史不“通”則難知“大道”，也難為理。國史通史性研究是國史研究理論的重要基礎與來源。在一定意義上說，國史研究理論就是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把國史通史性研究與國史史學理論研究相結合的一項歷史研究工作。
同時，無論是國史理論還是國史研究理論，都離不開以國史研究的范疇作為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發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貫穿并蘊涵著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種矛盾關系的調整與變革。這一歷史發展，不僅是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社會物質生產和生活的發展進步，也是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主導的思想理論發展。深刻揭示這一歷史的主題與主線、主流與本質，就需要在國史研究中確立與國史的本體相適應的基本范疇，除用來反映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外，更為根本的是用以通過歷史現象透視歷史本質。
國史研究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一項重要的認識工作，就是要將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范疇、歷史學范疇和政治經濟學范疇等，運用到國史研究中來，同時用國史的理論與實踐，來豐富和發展這些范疇的內容與形式，使國史研究的認識邏輯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其指導社會實踐的歷史發展邏輯相統一。
國史研究的范疇，是彰顯國史發展的動力、表現國史的整體面貌、標示國史的基本內涵與鮮明特征的一系列基礎性概念。國史研究的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范疇體系所支撐和表述的。深入研究范疇問題，對于國史學科建設，具有認識論與方法論意義。
宋月紅，河南淮陽人，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理論研究室主任、研究員，“新中國歷史經驗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項目《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5卷首席研究員。曾任《政治學研究》編輯部副主任，政府白皮書《西藏和平解放60年》主要撰稿者。研究領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史、歷史理論，以及當代西藏史、臺灣問題研究。著有《當代中國的西藏政策與治理》、《中央駐藏代表張經武與西藏》。
王愛云，山東無棣人，武漢大學法學博士。當代中國研究所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研究領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理論、中共黨史以及國外中國問題研究評析。2010-2013年獨立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歷次文字改革的歷史經驗研究”，2015年起獨立主持承擔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國外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評析”。著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字改革》。
第一節 跨學科方法在國史研究中的運用
一、國史研究跨學科方法的可行性
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學科越分越細，人們已經很難在一個學科的范圍內對某項研究專題作出客觀的、全面的分析，而需要運用其他有關學科的知識，對研究對象進行多角度的觀察，以求得盡可能正確的結論。歷史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一樣，正越來越明顯地走向跨學科的發展道路。
國史研究是史學領域中比較適合進行跨學科研究的領域。從研究內容來講，國史研究是一門綜合性學科，其研究的問題廣泛，而且與現實存在較密切的聯系，其中某些問題，例如改革開放的一系列問題甚至可以說就是現實問題。正因為如此，國史中的很多問題單純運用歷史學科的知識是無法深入解決的，必須注意與其他學科的交流，注意吸取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特別是要注意借鑒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經濟學等領域的研究理論與方法。通過與其他學科的相互借鑒，國史研究吸取一切有益的理論和方法，就能大大提高自身的認識能力和認識手段，從而使國史研究更客觀、深入，使立論更堅實、科學，在了解新中國的過去、認識復雜的現實乃至預測未來的發展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從跨學科研究方法在國史研究領域的運用來看，它具有兩方面的
含義。
一是研究對象或研究領域之間的交融。當前，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者不再滿足于對所研究的對象進行現今時態的研究，轉而注重進行歷史性、溯源性探索。于是，一些研究者運用其自身專業的理論和方法，涉足歷史研究領域，去探明本學科研究對象的歷史演化過程。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既是其本學科跨學科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也積極推動了國史領域跨學科研究。
就國史研究中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來看，很多內容與其他學科是有交叉的。例如，政治史領域，新中國的政治發展、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法制等，既是政治學的研究內容，又是歷史學的研究范疇。因此這兩個學科的一些研究者運用政治學和歷史學相結合的方式來研究這些內容，拓寬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史研究空間。社會史則是社會學與歷史學相交叉的研究領域之一，社會學關于社會結構的深入研究有助于理解和把握歷史的社會存在，而社會變遷正是世界存在的時間維度，也是“歷史”或者“歷史的生成”，因此一些社會學學者研究現實中國社會，也涉及當代中國社會的歷史。在他們的推動下，史學工作者也把目光轉向當代中國社會史，把社會史作為國史研究的主要專題史。在社會學與史學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當代中國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遷、社會生活歷史成為當前國史研究的一個新的學科增長點。
二是各學科研究方法之間的借鑒。國史研究運用跨學科方法最多的就是將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中，這其中既包括數學等自然科學方法，也有其他社會科學方法。
二、國史研究中運用的跨學科方法
首先，數學方法被廣泛運用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人口史、社會史、軍事史等研究中，以其鮮明的科學性、客觀性推動了這些學科的發展。
當代中國經濟史研究者普遍運用數量統計方法，即根據統計數據進行數量運算、制作表格，對歷史現象間的相關關系進行數量分析。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國當代經濟史研究中就出現了建立經濟運行的數學模型對我國經濟運行的狀況和經濟發展史進行系統的數量分析、評價的研究成果，取得了良好效果。在人口演化規律研究中也經常運用數學模型分析方法，即以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人口數據為基礎，建立中國人口演化的模型，探索中國人口隨時間演化的規律，并在此基礎上對中國人口發展趨勢進行預測。
當代中國社會史領域有許多內容尤其是與經濟密切相關的經濟社會史適合運用數學方法。例如就業問題，就業率與失業率的計算是必不可少的。與數字密切相關的軍事史研究中，數量統計方法得到了充分應用。例如，有的學者以數據為基礎，統計了新中國每年軍費開支的數量和所占國家財政支出以及GDP的比例，實事求是地分階段總結軍費演變的特點，對駁斥國際上就中國軍費數字增長大加渲染炒作“中國威脅論”的論調很有說服力。
其次，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方法也在國史研究中得到運用。從目前國史研究運用其他學科方法的情況看，主要有以下幾種：
其一，心理學方法。心理學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成功運用，促成了心理史學方法的誕生。心理史學方法在國史研究中主要應用于兩個方面，一是研究個體歷史人物的心理，尤其是對領袖人物的心理研究。例如有學者運用個性心理學、政治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結合大量史料，來對毛澤東進行心理分析研究。二是研究不同時期、不同群體的社會心理。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我國學術界開始將心理學引入對“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分析“文化大革命”時期群眾變態心理的種種特征，如狂熱的崇拜心理、病態的恐懼心理、固執的自大心理、消極的保守心理、幼稚的盲從心理、扭曲的逆反心理等，認為這些心理引爆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已經有心理學專業的研究者投入這一研究領域。
其二，社會學方法。將社會學有關學科理論運用于國史研究，對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社會建設和社會變遷作出深入考察，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領域的常見做法。這一廣闊領域，吸引著眾多的史學工作者參與其中，使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迅速取得引人矚目的成績。當代中國社會存在前提如時段、疆域、氣候、山川、資源、生態環境、自然災害、生產力水平等，社會結構如人口、婚姻、家庭、宗族、階級、階層、群體、社區等，社會生活如物質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社會功能如教育、就業、收入分配、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社會體制與機制、社會管理、社會安全等，都成為當代中國社會史重點研究領域。
其三，人類學方法。將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引進到歷史研究中，使得歷史學研究產生較大的變化，因為人類學除了強調在內容上注重基層民眾的日常生活世界外，在研究手段上更多地注重田野、口述，注重共時性研究。利用田野調查方法，深入社會，收集民間文獻史料，也已成為當代區域社會史研究重要的研究途徑。通過田野調查，可以搜集到各種不同種類的地方民間文獻。以歷史學為本位的田野調查工作，對于擴充社會史、區域社會史研究資料有重要意義，尤其是在史料上掀起了一場變革，以往不登學術研究大雅之堂的詩歌、日記、碑刻、族譜、報紙、廣告、手札、回憶錄、契約、賬簿等愈益得到研究者的青睞與重視。
田野調查還可以促使研究者更好地解讀文獻。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利用的文獻，既有權威機構文獻也有民間文獻，還有既含有權威機構又含有民間內容的半官方半民間文獻。民間文獻來源于開放性的田野與社會，研究者可以了解民間文獻產生的具體情境，在保存較好、種類和數量較多的地方，甚至可以從中讀出文獻的系統性、連貫性與整體性，進而對其作出文本上的分析。可以說，通過田野調查，研究者對歷史的解讀方式發生了改變，對歷史認識的方法、研究的方法也發生了改變，這樣可以深化對歷史的理解，甚至修正以往的研究結論。
其四，經濟學方法。新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對象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統一過程，這決定了它的研究方法必須是經濟學的方法。它與以經濟為研究對象的其他經濟學科的區別之一在于，它以研究經濟發展的具體過程為對象，即按照經濟發展的歷史順序，從動態中揭示經濟運動的軌跡。這決定了它具有歷史科學的特性，其研究方法必須具有歷史學方法的特點。經濟史學的研究方法是將經濟學方法與歷史學方法融為一體，以歷史主義的態度處理歷史和現實的關系。
在實際的研究中，跨學科方法的運用并不是唯一性的，并非在使用某一種方法時，必定排除其他的方法，而經常是不同的學科方法相互配合，統一運用于綜合研究之中。例如研究“大躍進”運動的發生、“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這類問題，由于這類歷史事件的發生有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原因以及領導人個人因素，因此運用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進行綜合研究，才能真正對歷史的發生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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