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哈多（Douglas Haddow）：自由撰稿人，記者，生活在加拿大溫哥華。作品常見于《衛報》、Colors、Vice、Slate等媒體。個人網頁：http://douglashaddow.tumblr.com。數洞團隊：“數洞社媒”是北京大學社會化媒體研究中心官方發布平臺，關注國內外社會化媒體新鮮資訊、學術觀點、數據洞察，挖掘社媒生產力。凌 越：原名凌勝強，詩人，書評人。1972年生于安徽銅陵，現在廣東警官學院任教。著有詩集《塵世之歌》、評論集《寂寞者的觀察》、訪談集《與詞的搏斗》等。唐克揚：建筑師，寫作者。希望在建筑中引入文學，在故事里建構一個空間的世界。云也退：作家，書評人，騰訊大家2013年度致敬作家。并譯有愛德華·薩義德《開端》、托尼·朱特《責任的重負》。張彥（Ian Johnson） 自由撰稿人，原《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駐華記者，普利策新聞獎得主，目前文章散見于《紐約書評》、《紐約時報星期天雜志》、《國家地理》等刊物，正在撰寫一本關于中國人探索新的價值觀／信仰／精神生活的書。
數據謀殺——人類已知社會的全面終結
在舊金山，那些與我一樣被科技與網絡顛覆的同胞已經走上街頭，摔砸磚頭和瓶子，做出一種姿態，來反對這種封互聯網為王的獨裁級傲慢。“技術人渣去死！”被粗糙地涂鴉在谷歌街區的人行道旁。“科技=死亡”的標語在抗議活動中被眾人舉起。輪胎被劃裂，窗戶被打碎，“反技術派”的仇恨罪行（techhatecrimes）已成為在硅谷廣為流傳的一個標簽；這種情形下，標簽所描述的真實是毫無一絲諷刺的。
我所在酒吧所處的街道另一頭，一種更為消極的抗議正在一間新咖啡館里上演，這家咖啡館承諾客戶在此可以擺脫互聯網不間斷的噪音及各種繁復設備的騷擾。那里的桌子同樣很長，而且同樣是公用，只不過它們是被放在了一個鋁制金屬籠里，籠子可以阻撓并抑制無線網絡信號。
我們并不想通過置身籠內來逃避這個危機。我們本來就沒什么其他的選擇了。你可以拉上百葉窗、鎖上房門、砸掉你的智能手機、身上只帶現金，但你仍然會被它們的無所不及的算法監視。它們已經把你的車、所在城市甚至郵遞信箱都數據化了。這不是一個陰謀，這就是我們的現狀，但我們太過忙于把焦慮放到它們所依附的小容器里，以至于都意識不到實際在發生什么。
冷不丁地，他最后問：“你有什么要問我的問題嗎？” 我的酒杯已經空了，我很渴，想再要一杯，而且面試也進行得不怎么樣。我已經無法再擠出任何勇氣，我唯一想問的問題就是我能拿多少薪水：它是否足夠支付我那因社區不斷入住數據監視一族而持續飆升的租金？或者，我是否必須在閑暇時間靠開Uber（美國的創業公司和交通網絡公司，提供租車及實時共乘的服務）來防止自己入不敷出？
互聯網是一個失敗的烏托邦。我們都被困其中。但我現在仍不愿放棄它。那是我第一次發現朋克搖滾和無政府主義的地方。是我一邊在以15kbps 的速度下載《柬埔寨假日》（Holiday in Cambodia ）一邊了解《易經》和阿爾貝·加繆的地方。是我第一次通過照片找到并牽手心愛女孩的地方。它對我來說就是家，對你和每個人來說都是這樣。
不，最應當問的問題是：“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我親眼見證過我們這代人中最優秀的一批人被那無窮無盡的瀏覽刷屏經濟吞沒。在一個手機比人類還多的世界里，創新自然會漸漸疲乏，我們在想象力方面經歷了一場重大失敗，而把互聯網這個或許是介于人類與黑暗未來之間唯一的存在，變成了一個最多只是披著金衣的計算機。
我到底是一堆數據，還是一個人類？真相處于兩者之間。下一次，看到別有用心、令人困惑的協議書時，在你點擊“同意”項時，先等一下，質問一下藏在這些代碼背后的力量。現實證明，過去的網絡夢想已經很難再堅持下去，但解決的辦法不是在夢想上退縮，而是要更努力去夢想。
專訪克萊舍基
“我們正在經歷人類史上最大的一次表達能力的飛躍”， 當克萊舍基在2008 年的著作《人人時代》中這樣寫時， 互聯網已有了20 億用戶。
不管是規模還是速度，這都是個驚人的成就。在1990 年代中期，互聯網還是個嶄新的玩意，是一群非循規蹈矩者的亞文化群落，在世界范圍內最多有一百萬的使用者。不過一代人的時間，它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這個呼吁在2008 年變成了現實。自Facebook 與Twitter 在2004 年先后問世以來，它們不僅席卷了世界， 還成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大生意。
但最讓克萊舍基興奮的不是社交媒體商業上的成功。與之前歷次信息革命不同，互聯網創造了一個嶄新的平臺，它不僅規模巨大、人數眾多、溝通成本極低，而且打破了受眾與表達者的界限，人們同時是生產者與消費者，一個大規模的“業余化”時代到來。從Flickr 到Wikipedia 再到Twitter 上的戰爭報道，從不同角落涌現出的個人似乎在進行一場成功、高效的集體行動，完成了一個傳統組織與個人都不可想象的結果。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是出于個人興趣、熱愛，而非功利結果聯合在一起。
在兩年后出版的《認知盈余》中，他繼續發展了這個主題。如果將全世界受教育公民的自由時間看成一個集合體，一種認知盈余，然后充分利用這種盈余，它將產生怎樣結果？美國人每年花在看電視上的時間是兩千億個小時，這是兩千個Wikipedia 項目所需要的時間。
出生于1964 年的克萊舍基正是電視的一代。他深信，二戰后美國社會的電視劇集，正像18 世紀在倫敦流行一時的杜松子酒一樣，是某種麻醉劑，它們都發展出一種被動的、消費的文化。
倘若這些時間可以轉化成創造與分享，可以把被動的消費者轉化成積極的創造者，而且是在全球范圍內發生，它將意味著對社會資本的重建。人們不僅分享知識、情緒，也分享信任，共同行動。
對于克萊舍基來說，物理學家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的哲學——“多即不同”（More isdifferent）是他所有思考的基礎。他堅信，規模會帶來新的變化，越復雜的系統越可能產生嶄新的創造力。只要有一個值得信賴的承諾、一個有效的工具和一個用戶可接受的協議，散落在各處的個體，可以輕易達成協作的同盟。
我對于社交媒體充滿懷疑，它似乎充滿了一個事物新生期的混亂，在群體的智慧與愛被匯聚在一起時，愚蠢、仇恨似乎也同樣被放大。而且當人們歡呼社交媒體的參與性時，也看到財富如何被迅速集中——正是依賴全球性的免費義務工人，Facebook 才可能匯聚如此巨額的財富。但是沒人能否認他的判斷——“我們正經歷人類史上最大的一次表達能力的飛越”，這“革命”已滲透進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身處的時刻，或許多少像是古登堡印刷術發明不久的16 世紀。對于上一次的印刷機革命，新教、啟蒙運動、工業革命、民族主義的興起不過是它引發諸多的后果中的一部分，而這一次，我們將迎來怎樣的變化？
逝去的故國
“克揚嗎？我是德剛啊！”
甚至在電話聽筒里，也聽得出語音的哆嗦。他完全是以“族人”——這種對我而言很陌生的身份稱呼我的，其實他長我好幾輩，用不著如此自謙，或許是又夾雜著不見外的美國習慣。但他口音很重，我本來就沒在合肥土生土長，加上他說的是老式的合肥話，我晨睡未醒，一會兒就完全聽不懂了，辜負了唐教授他鄉遇故知的熱情。
“你的爹爹我沒有見過，但我想我是知道他的……他是‘志’字輩，你們的伢應該是‘乃’字……”
正在想著怎么應對，他很激動地說，我到紐約的時候一定打電話給他，他要到紐約市內來見我。我連說不用了，因為知道他年事已高，還是我去拜訪他為好。
過幾天，我又接到了他夫人的電話，言語中卻有些不同的意思。我理解，大概是因為我預約的來訪，竟給她帶來很大的壓力——老人家出門畢竟不方便，更何況還要在駕駛風格粗暴的曼哈頓自己開車，自然覺得是很大的麻煩。后來，我左思右想，就主動取消了這次訪問。
現在知道，他在新澤西住的地方其實離我后來在紐約北郊的家極近，大概也就是二十分鐘的車程，就算是坐通勤火車再打個的士，在紐約這種大都會圈大概也不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對于美國人而言根本算不了什么。我那一次的畏縮，想來還是有些命定的原因，也是我這里想要詳細說的主線—— 也許我并不真的很享受這種與老前輩的會晤，也許我對過去歷史的好奇終究只是葉公好龍，抵不上輾轉一兩個小時的艱辛，抑或，我還是會下意識地感到不自在——當聽到一種似乎鄉土的、卻是隔了五六十年光陰的本地方言之后？
后來就再也沒有機會見到他，似乎那年年底他就搬到舊金山他兒子的家里養病去了，紐約的氣候對于病重的他而言可能還是太過嚴酷。想不到，這一去他就再也沒有回來。他晚年飽受腎病折磨，最后一刻決定不再治療。據說，辭世之際還算是安詳。
說起來，唐德剛教授并不是我接觸到的唯一一位“上一代人”或“上兩代人”，但我和他整整差了半個世紀，卻能在世紀末的異國陰差陽錯地接上頭。因為這點接續得不太牢固的“線頭”，又牽起很多復雜的情緒。
全球書情
《創造個體：西方自由主義的起源》
Inventing theIndividual: The Origins of Western Liberalism
Larry Siedentop 著
BelknapPress 出版
作為最基本的社會角色的“個體”是如何被定義和發展的？回溯“個體”的概念在西方社會中的發展，牛津大學政治學教授拉里·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在本書中指出， 它的出現可能比人們想象的要早——人們常認為民主自由和現代科學一樣，源自18 世紀歐洲啟蒙運動，尤其是反抗宗教壓迫。實際上，自由主義的根源——信仰個體自由、個人的基本道德平等、基于平等的法律體系和代表制的政府，都是源自關注道德革命的中世紀基督教思想。
西登托普首先比較了古代文明中的家庭和宇宙觀與早期基督教思想的觀念，他認為，古代文明中并沒有“個體”的存在，每個人身處不同的階層，但核心組織單位是由“家長”管理的家庭。類似的，在羅馬法中也是根據每個人的身份和階層賦予他應有的責任：作為家庭管理者的父親、作為國家和臣民管理者的君王，以及服從所有者意志的奴隸，等等。對于舊時的自然不平等的顛覆，首先出現在基督教發展過程中，當時君王倚重教會，教會人士既承擔了啟蒙的責任，又鼓勵帝王階層將世俗的統治與“治愈靈魂”相結合，而“治愈靈魂”實際上是對個人道德境界的尊重和關顧。
對于自然不平等的顛覆, 第二個階段出現在10 世紀到11 世紀教會改革期間，旨在確保羅馬教皇的獨立性，當時統治者聲稱擁有任命教皇的權力，以達到控制教會財產和法律決定的目的，但教宗格里高利七世認為教皇不屬于統治者管轄，并且有權罷免君王、頒布普通法。這一舉動，在西登托普看來宣告了普遍管轄權，厘清了國家管轄權與對自由個體的管轄權的關系。
西登托普指出基督教的核心論有二：道德平等和人類能動性，他在書中也探索了這兩個思想在基督教中的起源和發展，基督教傳統認為“經驗”本質上是個人的經驗，一些基本權利應該保護個人能動性，由此奠定自由主義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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