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細思極恐的二戰史
在知乎上，曾經有人問了這樣一個問題：二戰中有哪些細思極恐的細節？
這個問題，問的人沒問明白，答的人自然也就很難答清楚。
之所以說沒問明白，原因就在于，提問的人忽視了二戰的復雜性，光是參戰國就是一大堆。同樣一件事情，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你細思極恐的，也許恰恰是別人從夢中笑醒的。別人求之不得的，或許正是你細思極恐的。
比如，站在德國和日本的角度，細思極恐的莫過于險些被采納的“摩根索計劃”。
所謂摩根索計劃，指的是當時美國財政部部長小亨利·摩根索，在第二次魁北克會議（1944年9月11—16日）上，提出的一個處置戰后德國的計劃。其意在肢解德國；并徹底去工業化，讓德國經濟倒退一百年，變成一個無害的農業國家；還要通過強制絕育、甄別移民等方法，將德國人口限制在兩千萬以內。
類似的思維也一度準備用在日本身上。只是因為美國最終發現，隨著德、日的戰敗，英、法的衰落，蘇聯將成為新的頭號競爭對手。德國和日本反而有利用價值，要想方設法地將之再武裝。這才有了今天的德國和日本。
轉到美、英、蘇的立場上，最細思極恐的，或許就是那個差點被實行的“馬歇爾建議”。
1940年，德國橫掃東、北、西歐，英國岌岌可危。羅斯福準備大力援助英國抗德，卻遭到陸軍總參謀長馬歇爾的堅決反對。馬歇爾認定英國很難抗住德國的攻擊，同時指出美國自身的軍備嚴重不足，故而建議：與其浪費寶貴的資產，去援助一個注定滅亡的盟友，不如留下來強化北美防務安全。
第二年6月，希特勒閃擊蘇聯，羅斯福準備大力援蘇。馬歇爾再次以相同理由反對。
在這兩個歷史關口，馬歇爾的意見有一次占據上風，人類歷史就將被大幅改寫。如果全部采納，我們就看不到今天的這個世界格局了。隨著英、蘇的戰敗或遭到嚴重削弱，美國將被軸心國陣營全面孤立在北美一隅，空有越來越多的好牌，卻窩在手里打不出去！
好在羅斯福連續兩次否定馬歇爾的建議，大力援助英國和蘇聯，才沒有導致這個災難性后果。
順著這個思維，站在咱們中國人的立場上，二戰中細思極恐的事情又是什么呢？我想，應該莫過于德意日欲與蘇聯結成大聯盟。
我們知道，抗戰期間，汪精衛組團投日，是轟動一時的大案。同樣轟動一時的是，汪偽集團投敵未久便內部分裂，汪的兩員大將——陶希圣、高宗武——叛逃香港，披露了汪精衛與日本人的賣國條約，再度震驚世界。
促成陶、高叛逃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起初二人幻想中日同文同種，可以共同促進亞洲繁榮，抵御蘇、美等區外大國的滲透。豈料在接觸過程中，二人卻震驚地發現，日本人的思路完全不是按照同文同種展開的。
日本之真意，一在制造中國的全面分裂，將之肢解為六塊；二在要和蘇聯結盟。
我們知道，1936年10月25日，德、意秘密簽訂了《德意議定書》，形成了“柏林—羅馬軸心”聯盟。11月25日，德、日締結了《反共產國際協定》。1937年11月，意大利跟著入伙《反共產國際協定》。接著，蘇德在1939年戲劇性結盟。1940年9月27日，又有《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的正式簽訂。條約有效期為十年，目的在于全面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文化新秩序。
表面上看，1940年條約似乎就是1937年“三國反共協定”的升級版，是德意日三國深化反蘇合作的量變。仔細研究條約內容，就會發現，實則不然。這次的條約與其看作是德意日三國在反蘇反共道路上的深化合作，不如看做是德意日欲與蘇聯結盟。條約正文第五條明確規定：“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聲明上述各條款毫不影響三締約國各與蘇俄間現存的政治地位。”這顯然是要和之前的三國反共協議劃清界限，為與蘇聯結盟創造機會。日本和德國還互換了幾項秘密協議書。德國答應竭盡全力促進日本與蘇聯結盟。
據日本左派學者不破哲三的研究，德日之間關于勢力范圍劃分的秘密協議中，還有特別有趣的一條，那就是約定將印度劃入日本的勢力范圍，但如果蘇聯入伙，就將印度轉讓給蘇聯。（不破哲三《從“科學視角”思考日本的戰爭》）
這就是為什么1940年的條約名稱里去掉了反共。原因就在于，一個超越意識形態局限的新地緣聯盟即將出現。
這個聯盟的目標對象非常清楚，就是英美。具體說，就是通過這個橫跨歐亞大陸的聯盟，在孤立美國的同時，集中力量全面肢解英帝國，重新劃分歐亞大陸的勢力范圍，最終形成德、日、蘇、美四強格局。這才是1940年條約的真相。
試想，如果這個大聯盟實現，中國的國運焉能不受影響？又如何不讓后人細思極恐？
為什么在1939年蘇德會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為什么1940年出現了德意日欲與蘇聯結盟的跡象？又為何最終這個同盟未能形成，反而在1941年出現了蘇德開戰、日美開戰，蘇美英對抗德意日的新格局？
這一連串問號的背后，隱藏著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就是：歷史，尤其是大國博弈史，其實并非單一導演主導下的單一劇情模式，而是存在很多個導演，很多種劇本和很多種結局，最終究竟走向哪一種，是多邊競合的結果。以往，我們過于強調歷史的唯一性和必然性，而忘記了歷史的多變性和動態性。我們又過于站在小國、弱國的單一立場上看問題，而忘記了大國、強國的視角。
本書就是要站在這些大國、強國的立場上，運用戰略思維，重新來看二戰史，進而通過二戰史，幫助我們深刻理解近五百年來的大國興衰歷程。
我們并非完全認同這些大國、強國的立場，而只是借其視角，看到一幅更全息的歷史景象，進而找到一個檢討大戰略分析法的樣本庫，一部講授大戰略思維的活課本。
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更接近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實質就是我們已經重新成為了一個大國。但無論我們做什么樣的大國，都要先明白其他大國事實上干了什么。這樣才能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正如我在《復盤甲午》里早已指出的那樣，最終真正能推動這個世界良性發展的，是有理想的現實主義者和懂現實的理想主義者。
希望這部書，能成為我們重新認識二戰、認識世界，了解大國博弈、了解戰略思維的入門讀物。
王鼎杰，知名青年學者，鳳凰網“鼎力推鑒”系列講座主講人。主要研究領域：戰略學、中國傳統史學、戰爭史。著有《當天朝遭遇帝國：大戰略視野下的鴉片戰爭》《李鴻章時代》《復盤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對抗十五局》等，譯有《民主的理想與現實：重建的政治學之研究》，策劃 “地緣戰略經典譯叢”。
《二戰大牌局：七強國的戰略博弈》：
英國：落日之路上的日不落帝國
在20世紀初的列強俱樂部中，英國的地位無疑是最為顯赫的。
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若從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01—1714年）①算起，大英帝國操控歐洲均勢前后已有二百余年；如從拿破侖戰爭（1803—1815年）結束算起，全球處于大英帝國治下和平亦達一百余年。雖然這個帝國鼎盛時期人口也不過四千七百萬，但卻控制著五十塊殖民地，統治著約四億四千萬人口（超過當時中國的人口總數）和三千五百三十萬平方千米的土地（超過日后蘇聯的國土面積），并因為領土環繞全球而號稱“日不落帝國”②。
曾幾何時，“日不落帝國”走上了落日之路。正是這老霸主的日趨衰老，引發群雄爭搶世界霸權的沖突，構成兩次世界大戰的重要誘因。而英國霸權的沒落及其殖民體系的瓦解，又是二戰的一個重大結果。理解英國為什么衰落，及其應對衰落的大戰略運作，也就不再只是理解其一國成敗得失的關鍵，而是理解整場二戰的重中之重。
百年錯看張伯倫
1938年9月30日，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從慕尼黑返回倫敦。面對充滿期待的大眾，他揮舞著一張紙，滿懷信心地宣稱，他帶回了“一個時代的和平”。
就在此五個月前，德國宣稱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蘇臺德地區①的日耳曼人遭到種族迫害，為了解決這一人道主義危機，德軍已經做好軍事解決的一切準備。轉瞬間，大半個歐洲都陷入戰爭陰云之下。
危急關頭，意大利領袖墨索里尼出面斡旋，英國首相張伯倫、法國總理達拉第（Edouard Daladier）與德國元首希特勒在慕尼黑進行了高峰會談。經過緊急磋商，英法決定“勸說”捷克斯洛伐克代表顧全“大局”，通過放棄蘇臺德地區的主權換取歐洲的和平。作為交換，希特勒以條約的形式鄭重承諾，此后他不再提出新的歐洲領土要求。英德與法德之間還分別簽署了共同宣言，決心用協商辦法處理一切問題，“永遠不再投入彼此之間的戰爭”。
張伯倫在倫敦揮舞的那張紙，就是有希特勒簽名的承諾書。正是靠了這承諾，張伯倫才敢于宣稱，他帶回了一個時代的和平。
可是，這“時代”也真是短暫。僅僅半年后，希特勒就肢解了殘余的捷克斯洛伐克，展開了新的領土擴張。又五個月之后，德國閃擊波蘭，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在燈火管制政策之下，歐洲大都會的萬家燈火相繼熄滅，取而代之的是防空洞里的竊竊私語，是集中營里的格殺勿論，是“閃電戰”的橫掃千軍與全世界的合縱連橫。
暗夜中，兩種聲音越喊越響，至今不息。
一種聲音怒斥張伯倫的愚蠢，批判他對希特勒的輕信，更批判他對小國利益的犧牲，對侵略者的縱容。其結論是，正是張伯倫的愚蠢，加速了希特勒的崛起和二戰的爆發。
另一種聲音則怒斥希特勒的不講信義，批判他利用張伯倫的“君子可欺之以方”，放棄英德和解的大好良機，反而急于上演一場現代外交版的“農夫與蛇”的故事。至于張伯倫的失敗，反而讓人產生“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的扼腕。其結論是希特勒過于陰險卑鄙，把大家一起拽進火坑。
這兩類觀點雖然立場不同，對張伯倫的評價尤其各執一端，冰火不容，卻都傾向于用綏靖政策（policy of appeasement）一詞來指代張伯倫的對德策略�！癮ppeasement”在英文中本有安撫、緩和、姑息、縱容等多重含義。前一派用這個詞，強調的是張伯倫對擴張勢力的姑息、縱容；后一派用這個詞，強調的則是希特勒狡黠無恥，張伯倫好心辦壞事，這才把善意的安撫變為不合時宜的姑息，將追求和平的緩和化作加速戰爭的縱容。
然而，大國外交從來不是紳士淑女的請客吃飯，更不是經生腐儒的道德課堂，至少大英帝國從來不搞這種外交。
大英帝國的外交講求的是“沒有永遠的敵人，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英國的遠東鴉片貿易道德嗎?卻絲毫不妨礙它二十年內連續兩次打敗清王朝。英國在印度的紡織品政策道德嗎?卻同樣不妨礙這帝國因此掃清障礙，成為全球性的紡織品出口大國。
那些一味拔高張伯倫高尚品格的人，顯然忘記了這樣一個事實：張伯倫作為這帝國的掌舵人，雖然在公開場合喜歡扮演一種忠厚有余的紳士形象，實則對現實主義外交熟稔于心。這可由他留下的大量日記、信函、會議紀要證明。其倚重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Halifax）曾被丘吉爾親封諧音綽號“圣狐”（holy fox），同樣是權力外交的超級高手。哈利法克斯嗜好鄉間狩獵，雖無左手且左臂先天萎縮，卻練就了百步穿楊的硬功。一戰時哈利法克斯身在行武，最終以少校軍銜退役。戰后出任過教育大臣（1922年）、印度總督（1926—1931年），擔任過陸軍部大臣（1935年6—11月），可謂文武兼資。兩人均把私德和事功分得一清二楚，往往在柔弱、高尚的外表下，暗行力學外交的折沖樽俎。這樣一個二人組合所推行的政策，顯然不能等閑視之。
而那些以為張伯倫無能的人，則忽視了另一個基本事實：當張伯倫接過這帝國的掌舵大權時，表面上看“日不落帝國”風采依舊，實則千瘡百孔，危機四伏，早已風光不在。
……
新書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