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用社會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法律，已經成為法學研究的主要范式之一。本書收入了法律的經驗/實證研究中zui具代表性的作品。全書分為四編：問題意識、政法體制、制度與場域、法律人如何思考。這一安排不僅結構化了中國法學研究的基本問題，同時也展示出法學人回應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本書不僅可以作為社科法學的教學參考書，同時也為法律人認識中國法治和職業自我提供了優質讀本。
前言
編輯這本文選的緣起，是因為2016年是《法律和社會科學》創辦十周年。在高山編輯的提議下，由侯猛征求蘇力等多位老師意見推選整理出若干篇文章，從而總體呈現出社科法學十年的發展變化。
一、學術的興起
“社科法學”的提法，最早是蘇力在21年提出的，而2014年以后在法學界被頻繁使用。這主要是由于2014年5月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舉辦的“社科法學與法教義學的對話會”所產生的出乎意料的學術影響。如果不是針對“法教義學”使用“社科法學”這一概念，“社科法學”就是之前一直使用的類似表述：“法律和社會科學”“法律的社會科學研究”，強調的是運用社會科學方法進行法律研究。
25年5月，“法律的社會科學研究”研討會在北京大學召開。在這次會議上，蘇力提出了創辦同人連續出版物的設想。會后在蘇力、侯猛和賀欣的推動下，26年5月，《法律和社會科學》第一卷由法律出版社正式發行。研討會成為年會、學術組織的出版物有穩定出版周期，這是特定研究群體組織化的兩個主要指標。以此來看，社科法學已經形成一定的研究規模。
回顧這十年的經歷，還是有不少重要的事件值得一提。就舉辦會議而言，不僅舉辦了年會、專題研討會，還舉辦過十多期的研討會（seminar）。會議不僅面向法學內部，例如2014年與部門法教義學者的對話會；同時也面向法學以外的學科，例如26年與人類學者的對話會。而每次研討會只圍繞某一學者的特定論文展開討論。29年，由已故林端教授推動并與梁治平老師牽頭組織“法律的中國經驗：法律、文化與社會”研討會。兩位老師全程參與了兩天會議，但主角卻是十數位青年學者，這些學者已成為今天社科法學的研究中堅。
也正是考慮到社科法學的代際傳承，2013年11月，第一屆社科法學研習營在云南大學舉辦，2014年11月在西南政法大學、2015年7月在北京大學分別舉辦了第二屆和第三屆。三屆研習營共邀請四十余位老師參與，正式學員有一百余位。參與研習營的海內外諸位老師都不談報酬，不少甚至自費前往。正是有這么多老師的熱心支持，才有力推動了這一學術事業的發展。
實際上，如果沒有這樣的學術熱愛，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法律和社會科學》。對于大部分作者來說，在此發文并沒有大的利益回報。正是在各位學界朋友的支持下，《法律和社會科學》由每年一卷變成每年一卷二輯，實行了輪流執行主編制度，并在2014年進入CSSCI。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法律和社會科學》已經成為國內跨學科法律經驗研究的平臺。
更進一步，以《法律和社會科學》編委和作者群為依托，2013年12月發起成立了“社科法學連線”。連線由來自海內外20余所高校的中國學者組成，同時與海外中國法研究的外國學者也建立了常態聯系。這是一個“無形學院”，是跨學科法律經驗研究的學術共同體。在連線的推動下，除了繼續辦《法律和社會科學》和年會以外，還編輯出版“社科法學系列讀本”、舉行“社科法學系列對話”。這本書就是“社科法學系列讀本”之一種。
在這個意義上，十年來社科法學的發展變化，可以稱得上是一場社科法學運動（Law and Social Sciences Movement）。這場運動是由來自海內外的學者、法學內外的學者共同參與下發生的。
二、研究的進路
社科法學已經形成規模的有三種研究進路：法律社會學、法律經濟學、法律認知科學。所謂形成規模，主要指的是形成了較為穩定的研究群體，具有一定數量的知識產出。
這與20年之前的研究狀況形成顯著對比。當時做社科法學更像是單干，甚至單挑，例如梁治平做法律文化研究、蘇力做本土資源研究。或者是部門法學者跨界玩票，例如王利明做司法制度研究、陳興良做刑法哲學研究。而今天所形成的三種進路，不僅人數增多，知識結構更新，同時深受美國跨學科法律研究影響，逐漸形成理論和方法的自覺。
如果再進行知識的橫向比較，就會發現社科法學中其他研究進路還不成氣候。例如，法律人類學、法律政治科學、法律與文學。以法律人類學為例，目前國內有法學背景同時有人類學訓練的學者為數極少，更無人在知名法學院專職或兼職。相比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的Sally Falk Moore、紐約大學法學院的Sally Merry、康奈爾大學法學院的Annelise Riles、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Lawrence Rosen，這些教授都專門從事法律人類學的教學研究。而且，大多有法學和人類學的雙重教育背景，例如不久前任教牛津大學的Matthew Erie，就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法律博士和康奈爾大學的人類學博士，并且研究的是中國問題。相比而言，人類學比法學的訓練要求更高，但中國的學科制度環境還很難培養出雙重背景的人才。在這個意義上，法律人類學在中國的前景并不樂觀。
法律政治科學（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與法律人類學相似，也沒有形成規模。相比美國，這一領域由法學者和政治學者共同參與，主要集中于司法制度。在這方面，國內最近十多年來已有不少譯介。例如，［美］弗蘭克·克羅斯：《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的裁判之道》，曹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美］杰弗瑞·A.西格爾、哈羅德·J.斯皮斯：《正義背后的意識形態：最高法院與態度模型》，劉哲瑋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美］勞倫斯·鮑姆：《法官的裁判之道：以社會心理學視角探析》，李國慶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國內法學界歷史上有很強的政治分析傳統，例如法理學曾長期被稱為“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而最近的研究大多偏重理論論證或規范分析，例如黨規與國法關系的研究。強世功：《從行政法治國到政黨法治國——黨法和國法關系的法理學思考》，載《中國法律評論》2016年第3期。這些研究實際上屬于政法法學。相比之下，這方面的經驗研究還相當缺乏，需要更多地從社會科學視角去拓展這一進路。
法律與文學看起來更無希望，曾經流行一時，但已經走向式微。蘇力在出版專著《法律與文學》以后，將研究轉向中國古代憲制，北大的“法律與文學”課程師資難以為繼。另一位代表人物馮象在出版文集《木腿正義》以后，其主要精力是翻譯注讀圣經，并在清華開設“法律與宗教”課程。年青一代學者中，可能只有陳頎還在堅持做法律與文學。陳頎：《秋菊二十年——反思“法律與文學”》，載《讀書》2016年第9期。
相比之下，法律社會學、法律經濟學、法律認知科學是目前社科法學中最有活力的三個研究進路：法律社會學研究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最初比較強調運用社會學的理論、概念來解釋法律現象，并勾勒出法律社會學研究的基本框架。趙震江、季衛東、齊海濱：《論法律社會學的意義與研究框架》，載《社會學研究》1988年第3期。在經歷20世紀90年代注重田野調查和理論多元的時期以后，晚近法律社會學研究集中于司法制度、法律職業、鄉村治理和法律文化。目前的法律社會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涵蓋了法律人類學。這是因為部分法律社會學者不僅研究少數民族習慣，同時注重個案和田野調查，這在方法上已經接近或就是人類學。
法律經濟學研究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最初是將法律經濟學奠基人科斯和波斯納的著述引介到法學界。目前在法學院從事法律經濟學研究的群體，主要來自法理學和經濟法學這兩個學科。其中，法理學背景的學者，集中討論正義理論、法官行為、個案的經濟后果。而經濟法學背景的學者，更為注重法律與市場的關系，集中討論金融、反壟斷、公司法律問題。前者如桑本謙：《法理學問題的經濟學重述》，載《法商研究》2011年第2期。后者如鄧峰：《傳導、杠桿與中國反壟斷法的定位——以可口可樂并購匯源反壟斷法審查案為例》，載《中國法學》2011年第1期。此外，臺灣地區的法律經濟學者，例如簡資修、王文宇、張永健和蘇永欽較多參與大陸法律問題的討論。法學界的法律經濟學與經濟學界的制度經濟學，這兩個領域的學者也有較多互動。
法律經濟學與法律社會學實際上有比較多的交流。這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他們更多的是對立，以至于較少相互往來。See Richard A.Posner，“The sociology of the sociology of law：A view from economics”，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2，No.4，1995.這或許是在中國，無論法律經濟學還是法律社會學，面對的都是不斷變動的社會事實，都需要考慮法律的社會后果。但在知識上將這兩個進路貫通在一起的學者首先是蘇力，他的代表作《法治及其本土資源》《送法下鄉》屬于法律社會學作品，但他又大量翻譯波斯納的法律經濟學著述，推崇科斯和張五常，寫作法律經濟學論文，例如海瑞定理。蘇力：《關于“海瑞定理”I》，載蘇力主編：《法律和社會科學》（第4卷），法律出版社29年版，第239~263頁。在他的影響下，年輕的法律社會學者與法律經濟學者尋求共識高于分歧，重視合作多于對立。這使法律社會學與法律經濟學得以成為社科法學研究的兩大支柱。
但這種兩分格局開始被20年以后興起的法律認知科學所打破。以成凡為代表的法學者舉辦過數次法律認知科學工作坊，并且與認知科學領域的學者如葛巖、秦裕林建立聯系，進行合作研究。葛巖、秦裕林、林喜芬：《為什么自愿守法——自動化社會行為發生機制研究》，載蘇力主編：《法律和社會科學》（第14卷），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頁。法律認知科學，集中討論人的認知能力對其行為的影響，進而發現法律制度的問題，提出改進的建議。但是，由于法律認知科學涉及心理學、生物學和腦科學，需要反復實驗，這其實已經溢出社科法學的知識邊界，邁向了自然科學。
法律社會學、法律經濟學、法律認知科學不僅構成目前社科法學的三分格局，而且這三個進路之間還存在一定程度的知識遞進關系。法律社會學主要關注個體或組織的行為，討論行為對社會的影響，例如一項法律被立法者制定出來以后的實際效果。法律經濟學雖然也關注個體行為，但同時又預設個體的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最初是理性人假設，即假定所有個體在做出某種行為選擇時，都會事先進行理性的準確計算。例如，波斯納的法律經濟學理論就是建立在這一假設基礎之上。晚近法律經濟學已經發展到行為或實驗法律經濟學階段，認為理性人假設并非普遍存在，人其實是有限理性，在做出選擇時存在認知偏差。例如，劉莊所做的法律教育對個體進行法律決策的影響的實驗研究。劉莊、馮時：《法律教育與法律決策的內在一致性——基于實驗的研究》，載蘇力主編：《法律和社會科學》（第12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8~71頁。這一階段也已經接近或與法律認知科學的進路重疊。認知科學同樣討論人在認知偏差的情況下如何決策，只不過是在心理學之外，還運用包括腦科學在內的自然科學。
更進一步，法律社會學、法律經濟學、法律認知科學不僅存在一定程度的知識遞進或演進關系，而且需要共同研究人類行為，特別是互惠（reciprocal）或合作行為。例如，科斯定理的核心概念就是互惠，又譯為相互性，參見Ronald 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Oct.，1960。而法律認知科學領域的知名學者Tom R.Tyler在2011年也出版了專著：Why people cooperate：the role of social motiva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由此，有一種可能，即從法律社會學、法律經濟學、行為法律經濟學再到法律認知科學，或許會邁向統一的法律社會科學（社科法學）。這接近于統一社會科學的思路。［美］赫伯特·金迪斯、薩繆·鮑爾斯等：《走向統一的社會科學：來自桑塔費學派的看法》，浙江大學跨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5年版。這需要但也值得繼續觀察。
三、觀察的視角
法律社會學、法律經濟學、法律認知科學這三種進路，還可以分享共同的觀察視角。這就是視角轉換法。
視角轉換法，是由法國社會人類學家戴澤提出的。首先強調相對論，隨著視角的轉變，參照點、事物的形態以及觀察事物的方法都會發生變化。這樣對現實的描述也會很不相同。不同視角，就好比不同比例尺度的地圖。不同比例尺度的地圖，所反映的信息、所看到的現象都不一樣，會隨比例度化而變化。其次強調跨學科，沒有任何學科宣稱自己對某一社會現實擁有全面揭示或整體把握方法。在同一視角下，不同的學科可以獨特方式截取社會現實。例如微觀經濟學看到的是理性，心理分析看到的是象征，而社會心理學看到的則是情感。［法］多米尼克·戴澤：《社會科學》，彭郁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1~2頁、9~11頁。戴澤將視角轉換法分為三個觀察視角。第一是宏觀社會視角。這是最寬廣的視角，用來觀察規律性、大趨勢、社會集團和價值觀念。個體在這個視角里幾乎看不見。第二是微觀社會視角。它比第一個視角窄些，用來觀察互動中的社會成員。互動可以處于中間層次，如機構、企業和行為體系中的互動，也可以處于非常微觀的層次，如日常生活和日常禮儀中的互動。在這個視角下，行動者處于一個由符號、物質和人際關系組成的社會游戲之中。第三是個體微觀視角。它比前兩個視角更顯窄小，用來觀察個體。用這個視角既可以從社會心理的層面，也可以從認知或潛意識層面觀察個體。［法］多米尼克·戴澤：《社會科學》，彭郁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2~3頁。
社科法學運用視角轉換法，也可以按照宏觀社會、微觀社會和微觀個體觀察視角來研究法律經驗事實。事實上，本書的第二、三、四編也大致是按照這三個視角進行編排的：
從宏觀社會視角研究法律經驗事實，主要是進行體制和機制的改革設計、總體制度框架的理論解釋。特別是在當代中國，社會變遷劇烈，國家需要進行有效治理，社科法學可以通過科學論證為立法、執法和司法改革決策提供智力支持。
從微觀社會視角研究法律經驗事實，主要是呈現某一具體法律制度、法律問題的實際運行情況。這包括分析影響某一制度效果的約束條件、觀察制度背后的利益格局。這一視角類似于布迪厄提出的“司法場域”。法律的社會實踐事實上就是場域運行的產物，這個場域的特定邏輯由兩個要素決定：一是特定權力關系，二是司法運作的內在邏輯。前者為場域提供結構并安排場域內發生競爭性的斗爭，后者一直約束著可能行動的范圍并由此限制特定司法解決辦法的領域。參見［法］布迪厄：《法律的力量——邁向司法場域的社會學》，強世功譯，載《北大法律評論》（第2卷第2輯），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從微觀個體視角研究法律經驗事實，主要關注法律人在司法個案中如何思考。特別是法官如何裁判、如何進行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在經驗的基礎上歸納提煉裁判規則和裁判理論。社科法學主要從思維認知或制度約束條件方面來討論個體行為。
上述三個觀察視角并不是割裂的，而是會經常發生視角的轉換。這是因為隨著實地調查情況的變化，有時會突出某些東西，有時又會突出另一些東西。這種實地調查的多樣性，本身就需要視角轉換。［法］多米尼克·戴澤：《社會科學》，彭郁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5頁。社科法學強調實地調查的經驗研究，在不同的寫作主題中，會出現運用不同的觀察視角進行研究的情況。需要注意的是，視角的轉換意味著，觀察到的現實是不連貫、不完整，甚至是矛盾的，是對現實的一種有限呈現。但三個視角之間也有某些固定的參照點，能夠將觀察到的不同社會現實加以勾連。
這樣一種基于人的眼光所進行的觀察，可以說是Image of sphere（范圍想象），而不是Image of globe（地球想象）。See Tim Ingold，“Globes and Sphere”，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Essays on livelihood，dwelling and skill，Routledge，2011，pp.209-218.“地球想象”是在近現代科學理性基礎上形成的一種人與世界分開的分類，設想觀察者站在世界之外進行秩序想象，例如進行主客二分、國家與社會二分就是“地球想象”的體現。而“范圍想象”所呈現的則是由己向外的遞遠遞升的人與世界的關系型格局。無論推及多遠，總是在世界之內。這就是費孝通所講的由己及人向外推的差序格局。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7年版，第23~29頁。“范圍想象”實際上構建了說話者（他者）、解釋者（研究者）和共同面對的世界連接起來的三角形關系，從而能夠“徹底解釋”（radical interpretation）總體社會事實。朱曉陽：《小村故事——地志與家園（23-29）》，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7~22頁。
具體來說，社科法學關注與人相關的日常社會法律生活，研究工作并不是在主客二分的意義上展開的。研究者雖不能做到價值無涉或中立，但在進行法律經驗事實研究時，并不預設價值立場。研究者不只是通過當地人（他者）的敘事獲得本土知識，而且還通過與當地人共同面對社會法律生活世界這樣一種三角形關系獲得本土知識。這也類似于季衛東所倡導的“議論的法社會學”范式，揚棄法律/社會的二元論，將事實與話語、法律話語與社會話語結合起來，通過實證分析說明法律秩序的本質。季衛東：《法律議論的社會科學研究新范式》，載《中國法學》2015年第6期。運用這樣一種“范圍想象”的觀察，也就可以幫助理解吉爾茨為什么要說法律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因為這隱含的是，本地人近經驗（主位）視角與研究者的遠經驗（客位）視角的結合。［美］克利福德
侯猛，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律和社會科學》執行主編，曾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后研究人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美國紐約大學亞美法研究所訪問學者。研究興趣包括法律社會學、政法制度、法律教育，著有《中國zui高人民法院研究》《新中國政法傳統》以及《法律與人類學：中國讀本》(合編)。
蘇力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哲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法律和社會科學》主編、長江學者。研究領域包括法理學、法律經濟學、法律社會學。著有《法治及其本土資源》《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法律與文學：以中國傳統戲劇為材料》《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走不出的風景——大學里的致辭，以及修辭》等。
強世功
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研究領域為法理學、憲法學、法律社會學。著有《法制與治理：國家轉型中的法律》《立法者的法理學》《中國香港》《懲罰與法治：法治的興起（1967-1982）》。
劉思達
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多倫多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美國律師基金會研究員、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成員（2016-2017）。研究方向為法律社會學、職業社會學和社會理論，著有《失落的城邦：當代中國法律職業變遷》《割據的邏輯：中國法律服務市場的生態分析》和Criminal Defense in China:The Politics of Lawyers at Work。
陳柏峰
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基層法治研究所所長、青年長江學者，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西南政法大學博士后研究人員，兼任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研究員。研究領域為法理學、法律社會學、基層治理，著有《鄉村江湖：兩湖平原“混混”研究》《傳媒監督的法治》。
程金華
美國耶魯大學法律科學博士（J.S.D.），現任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凱原特聘教授、法社會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兼任上海市法社會學研究會副會長等職務。研究興趣包括法律社會學、法律實證研究、法律與（金融）發展、律師職業、中央與地方關系等。
劉忠
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現任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員、同濟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研究領域為法理學、政法制度。
王啟梁
云南大學法學博士，現為云南大學法學院教授、法治云南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為法社會學與法人類學、基層法律實踐、邊疆地區法治建設。著有《邁向深嵌在社會與文化中的法律》、《反對拐賣：行動與理論的反思》（副主編）、《法律的經驗研究：方法與應用》。
尤陳俊
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家》副主編、基礎法學教研中心副主任。研究領域為法律社會學、中國法律史、法學學術史和法學研究方法論，著有《法律知識的文字傳播：明清日用類書與社會日常生活》，以及《從訴訟檔案出發：中國的法律、社會與文化》等多部編著。
陳瑞華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長江學者，曾任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后研究人員、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高級訪問學者。研究領域包括刑事訴訟法、證據法學、司法制度、程序法理論、法學方法。著有《刑事審判原理論》《看得見的正義》《問題與主義之間——刑事訴訟基本問題研究》《程序性制裁理論》《量刑程序中的理論問題》等。
桑本謙
山東大學法學博士，現任中國海洋大學“繁榮工程”特聘教授，曾任山東大學法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法理學、法律經濟學和刑事法律制度，著有《私人之間的監控與懲罰——一個經濟學的進路》《理論法學的迷霧——以轟動案例為素材》。
胡凌
香港大學法學博士，現任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副院長，兼任中國法學會比較法研究會理事、上海市法學會外國法與比較法研究會副會長，曾任《北大法律評論》主編。研究方向為法理學、網絡法，著有《探尋網絡法的政治經濟起源》。
宋華琳
浙江大學法學博士，現任南開大學法學院教授，兼任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政府規制專業委員會副會長，研究領域包括行政法學、規制與治理、食品藥品監管，著有《藥品行政法專論》，以及《規制及其改革》《打破惡性循環：政府如何有效規制風險》《美國公用事業的競爭轉型》《牛津規制手冊》等譯著。
戴昕
美國杜克大學法律博士（J.D.），現任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副教授、芝加哥大學法律科學博士（J.S.D.）候選人，曾從事商務律師職業。研究興趣包括法律經濟分析、互聯網法、比較法律制度。
李學堯
浙江大學法學博士，現任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入選者，兼任上海市法學會法社會學研究會副會長，曾任中國政法大學博士后研究人員、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主要從事法理學、法社會學和公法學的研究，著有《法律職業主義》。
葛巖
美國匹茲堡大學藝術考古學博士，現任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人文與藝術研究院社會認知與決策實驗室主任，媒體與設計學院、凱原法學院雙聘教授，兼任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浙江財經大學經濟行為與決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學術興趣為使用認知科學范式從事社會科學研究。
何俊濤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秦裕林
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心理學博士，現任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訪問特聘教授，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心理學系J.安德森實驗室高級研究心理學家(senior research psychologist)，研究興趣包括認知心理學及其應用、認知神經科學及其應用、認知科學及其應用。
左衛民
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四川大學985平臺首席科學家、四川大學實證法律研究所所長、長江學者。研究領域為司法制度、刑事訴訟、糾紛解決，獨立或合作出版《現實與理想：關于中國刑事訴訟的思考》《刑事訴訟的中國圖景》《刑事訴訟運行機制實證研究》《中國基層糾紛解決研究》等。
賀欣
美國斯坦福大學法律科學博士（J.S.D.），現任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中國法和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Asia Pacific Law Review（SSCI）主編。研究興趣為法律社會學，主要應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來理解中國司法制度的運作。近著有Embedded Courts:Judicial Decision Making in China(與吳貴亨合作），并在國際一流期刊發表論文若干。
顧培東
現任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四川大學985平臺首席科學家，曾任四川省體改委秘書長、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法理學、司法制度、經濟學，先后獨立或合作出版《法學與經濟學的探索》《社會沖突與訴訟機制》《大陸法系》《我的法治觀》等專著、譯著。
前言
第一編問題意識
導讀
關于問題意識的對話侯猛蘇力
法律社會學的困境與出路強世功
社科法學的國際視野與本土經驗
劉思達侯猛陳柏峰
利用實證研究解決規范問題程金華
第二編政法體制
導讀
中國司法中的政黨蘇力
讀解“雙規”劉忠
法律職業的政治命運劉思達
無理上訪與基層法治陳柏峰
國家治理中的多元規范王啟梁
法治事業中的空間與性別尤陳俊
第三編制度與場域
導讀
刑事訴訟的私力合作模式陳瑞華
“釣魚執法”與行政執法困境桑本謙
戲仿的法律保護和限制蘇力
誰擁有互聯網信息胡凌
土地發展權的理論基礎與制度前景陳柏峰
國務院在行政規制中的作用宋華琳
第四編法律人如何思考
導讀
司法中的社會科學判斷侯猛
冤案的認知維度和話語困境戴昕
認知流暢度對司法裁判的影響李學堯葛巖何俊濤秦裕林
法院院長角色的實證研究左衛民
為什么法院不受理外嫁女糾紛賀欣
當代中國司法生態及其改善顧培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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