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小鎮邊緣
2003年的冬天，倫敦。我正在一家售賣伊斯蘭激進主義文學作品的書店內瀏覽。就是這種書店，讓倫敦贏得了“倫敦斯坦”的名號：層層疊疊的書籍，連篇累牘地號召要打倒自由社會；這些書籍，在試探言論自由底線的同時，也無意間記錄下歐洲穆斯林社群面臨的困境。而我，只是一個普通的顧客。
過道里，我注意到一張很特別的世界地圖。各個國家都按穆斯林人口的比例用顏色來標識。深綠色國家里，穆斯林占多數；淺綠色、黃色、褐色，各代表了逐級下降的穆斯林人口比例——典型的政治伊斯蘭，把宗教作為唯一標準，將世界劃為你我兩半。在地圖四周，綴飾著各地著名的清真寺——麥加大清真寺（千千萬萬朝覲者每年的目的地），耶路撒冷圓頂清真寺（穆罕默德登天處），神奇的伊斯坦布爾藍色清真寺，還有，慕尼黑的伊斯蘭中心。
慕尼黑的伊斯蘭中心？有點奇怪。我以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宗教為主題寫作已經有六年了，在德國住的時間則更長。這清真寺的名字倒是聽說過，是德國境內一個伊斯蘭小組織的總部，但似乎配不上這么大的來頭。慕尼黑并不是伊斯蘭的中心，那個清真寺也不是德國最大的，更別說在歐洲了。不過，它仍然是某些人心中傳之萬世的圣殿。正好，我計劃要去慕尼黑，就決定順道看個究竟。
幾周后，我開車從慕尼黑市中心出發，沿著舊大道往北，先是和通向新機場和未來派體育場的那條高速公路并行了一段，繞過這些德國引以為傲的樣板基礎設施后，駛入了德國巴伐利亞首府被忽視的社區。從這里開始，城中心讓位于郊區，然后是郊野的零落鄉鎮。最后，清真寺現身了，一開始不過是突出在松樹頂上的細長尖塔，就像一根指向天國的手指。隨后，其余部分也進入了視野。這是一幢卵形建筑，就像一個被篷布罩著的氣象氣球——早已過時的1950年代的未來派設計。
我找到了一位身材矮小瘦弱的看門人，大約六十歲左右，穿著傳統的白色長袍和涼鞋。我問他為什么這座清真寺這么出名，他聳了聳肩，冷淡地說肯定是我搞錯了。我問是什么時候建造的？他說他不知道。我又問是誰建造的，他只是一個勁地抱歉不知。
他的答復讓我吃驚不已。算起來，我到過歐洲的許多清真寺，每到一地，每個做禮拜的人都會無比驕傲地向我講述它的淵源：通常都是由移民們集資建造。但這次，是真不知道，還是忘了？總之，很奇怪。
我觀察得更仔細了，清真寺似乎在衰敗。混凝土和瓷磚已經褪色開裂，樹木似乎在吞噬整幢建筑。世界上最偉大的清真寺之一？我搞不懂到底發生了什么。
就是這個疑問，引出了我的研究項目，把我帶向意想不到的地點，耗費了遠遠超過當初預計的時間。我曾以為，只要在德國找幾個1960年代移民來穆斯林社群的人談談，很容易就能找到答案。正是當初的那批移民，部分造成了歐洲人口結構的巨變。我猜想，慕尼黑的伊斯蘭中心也是在那個時期出現的。
然而，我發現答案回溯的年代要更為久遠——1930年代。確實，我采訪過許多德國的穆斯林，但我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美國和歐洲的檔案館。正是從那一箱箱或是無人問津或是新近解密的檔案中，那些為這個清真寺奠定思想基礎，其后又為奪取控制權而相互角力的人物和故事，才慢慢串聯成篇。
與通常的想象相反，這些創始者跟廣大的移民沒有什么關系。相反，我發現有三類群體，為了達到既定目標而支持清真寺。一類是納粹思想家，計劃利用伊斯蘭作為二戰期間的政治武器，隨后，這一戰略又延續到冷戰時期。另一類，主要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成員，他們以納粹的工作為基礎，希望利用伊斯蘭來對抗共產主義。第三類才是伊斯蘭激進分子，他們把清真寺視為在西方的一個立足點。這三類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目標并不是建造一個做禮拜的地方，而是一個政治甚至暴力活動中心。
首先，故事的主線可說是耳熟能詳。1970年代和1980年代，美國曾試圖爭取穆斯林在阿富汗對抗蘇聯，著名的基地組織就是在那時誕生的。但慕尼黑清真寺的建筑年代還要往前推三十年，那是冷戰的初起之時，而不是它的結束階段，兩者的根本目標也十分不同。在阿富汗這類地區，穆斯林被動員起來扛槍戰斗。但在這里，在德國，穆斯林卷入的是一場心理戰，一場觀念之爭。我開始認識到，在慕尼黑發生的事件是某種變化的先兆，這種變化橫跨意識形態和軍事兩個領域，影響從阿富汗直至伊拉克。
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這種策略都適得其反。對慕尼黑穆斯林社群的爭奪，給西方帶來了一種致命的意識形態：伊斯蘭激進主義（Islamism），這不是那種年代久遠的宗教，而是一種高度政治化的暴力的思想體系，并為恐怖主義的產生提供了溫床。在2001年紐約和華盛頓的恐怖襲擊中，西方直接體會了這種暴力。但它的歷史更為久遠，困擾了世界各國好幾十年。最著名的伊斯蘭激進主義組織就是穆斯林兄弟會，正是穆兄會，把清真寺變成了一個實現黨派目標的基層政治組織。穆兄會在西方的幾乎所有活動，都起源于運作清真寺的那一小群人。而慕尼黑，正是穆兄會向西方社會擴散的灘頭陣地。
1950年代和今天的相似之處讓人觸目驚心。雖然伊拉克地面戰場上的一舉一動仍然牽動著我們社會的神經，但決定勝敗的，將是這場意識形態之戰。今天的慕尼黑，就像她在半個世紀前一樣，西方社會希望能在與宿敵的纏斗中找到與我們有相同價值觀的穆斯林盟友。慕尼黑，浮現出一種未經深思熟慮就貿然行動的風險。
西方國家的政府，使這種深思熟慮的工作難以進行。一般來說，情報機構有關伊斯蘭的檔案仍是保密的；我能獲得這些故事的文件，只能說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機會。在美國，由于國會的立法，才撬開了中情局留存的納粹和涉嫌戰爭罪行人士的檔案；也許還得采取類似的法律行動，才能完全搞清楚美國到底是如何應對伊斯蘭激進團體的。
在這期間，就讓這本書來填補一些空白。寫作此書的一個原因，就是那個時代的見證人正在相繼離世。許多人收集了非同一般的私人檔案，但這些材料正日漸散佚。今天，大多數和我交談過的人都已八九十歲，一些已經過世。再等幾年，就將意味著失去他們的洞見和建議。
正是他們和那些檔案，為我們講述了從好萊塢到雅加達，從華盛頓到麥加城的故事。就像一談到德國就常常會出現的情景，這個故事，也始于二戰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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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約翰遜（Ian Johnson），中文名張彥，普利策獎得主，曾任《華爾街日報》中國分社和德國分社社長。現為《紐約時報》《紐約客》《紐約書評》等媒體供稿。除了宏觀的經濟議題，長期以來，宗教信仰議題一直是伊恩?約翰遜的寫作主題，目前他一共出版了三本專著:《野草》(Wild Grass , 2004),《慕尼黑的清真寺》(A Mosque in Munich ,2010)和《中國之魂》(The Souls of China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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