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在系統分析對外漢語學習詞典編纂史及已有研究成果基礎上，結合基于五大英語學習詞典領域內的理論研究及編纂實踐，緊扣漢語特點及學習群體的特殊性，首次嘗試從理論上搭建體現“編纂者-詞典文本-用戶”互動的“對外漢語學習詞典學”。全書主要圍繞對外漢語學習詞典的內涵特質界定、外部及內部結構剖析（外部結構、宏觀結構、微觀結構）、評價與批評體系構建、未來發展與趨勢預測等方面搭建對外漢語學習詞典學，推動本學科的理論研究與編纂實踐。
對外漢語學習詞典具有外向型、學習性及現代性等特征，在編纂理念、技術操作等多個層面上都有別于內向型語文詞典。外向型漢語學習詞典的編纂始于明末清初來華西方傳教士編寫的系列漢外詞典，新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對外漢語學習詞典則始于1976年北京語言學院編印的《漢英小詞典》。至今，我國出版的對外漢語學習詞典已接近百部，在數量上填補了留學生無漢語學習詞典可用的空白。但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瓶頸問題卻是絕大部分漢語學習者并沒有選擇這些詞典，換言之，這些詞典并沒有滿足國際漢語教學領域內廣大漢語學習者的需求。同時，對外漢語學習詞典學領域的編纂理論研究也比較片面，未成系統。
而對應的是，全球范圍內國際漢語學習市場的日益膨脹，截至2015年底，全球已有超過190萬人在500所孔子學院和1000個孔子課堂注冊學習，來華留學生接近40萬人，都預示著我們急需建立對外漢語學習詞典學，以便盡快彌補對外漢語學習詞典在國際漢語教學中的研究短板，編纂出版適合漢語學習者的外向型漢語學習詞典。
蔡永強博士的新著《對外漢語學習詞典學》即將付梓，囑我作序。他發來了這部著作的原稿，我看過之后非常興奮。對外漢語教學已經有50多年的歷史了，學界關于對外漢語教學的基礎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都做了很多，也編寫了不少教學參考書和工具書，但是在辭書研究領域，系統地研究對外漢語詞典學的著作并不多見。在一些語言輸出大國，例如英國，語言學習詞典已經非常成熟了，相關的研究也很多，而我們在這方面起步比較晚，因此蔡永強博士這部著作的出版彌足珍貴。
對外漢語教學（或者叫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漢語作為外語教學）及漢語國際教育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歷史并不長，有很多基本的理論問題都還在爭議當中，可以說它是一項朝陽事業。從學科的角度看，它具有跨學科的性質，學科所涉及的范圍有語言學、漢語言文字學、教育學、心理學、傳播學、現代教育技術等不同領域。從教育者的角度來說，我們要研究漢語、中國文化、中國社會、教學法、學習理論、課程和教材、語言教育技術等等問題；從學習者的角度來說，他們希望以最小的代價、最快的速度學會一門語言，因此教學輔助材料就非常重要，而須臾不可離開的輔助材料就是詞典。我們目前比較流行的詞典包括《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現代漢語規范詞典》、《全球華語大詞典》等等，這些詞典編寫的初衷都不是為對外漢語教學服務的。對外漢語教學用的學習詞典有很多特殊性，比方說用來釋義的元語言必須是低等級的詞匯，而且詞匯數量要有限，釋義所用例句必須簡單明了，詞條釋義要重視用法等等，這些問題都應該有專門的研究才能做好。永強最近幾年一直在海外孔子學院工作，深切了解學習者的需要，深切了解學習過程中學生所遇到的困難，深切了解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領域在學習詞典編纂和出版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深切了解海外學者在學習詞典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貢獻，因此他把研究的目光落在對外漢語學習詞典學上，我覺得這既是工作的驅策，也是邏輯的必然。
對外漢語教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已經有數十年的歷史，這個名稱的定型可以見證那段歷史是以來華留學生語言教育為主的。漢語國際教育是這幾年才興起的名稱，它的著眼點已經從來華留學生的語言教育擴大為全球范圍內的漢語語言教育，有的時候甚至超出了語言教育的范疇。不管怎么樣變化，語言教學和語言學習仍然是最基礎的內容，而語言學習是離不開詞典的。教材編寫、語言測試、課堂學習、自主學習都需要有一部好用的詞典作為長期伴侶，而要創造這樣一部好用的詞典必須有前期的研究。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首先應該借鑒英語、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等第二語言教學領域在這個方面所做的工作，然后要吸收傳統語文學在這方面積累的經驗和成果。此外，更為重要的，是要注意總結對外漢語教學實踐中出現的問題，了解學習者的需求。這個理念可以概括為“借鑒外來，不忘本來，面向未來”。蔡永強總結了國內外相關學者的研究，提出了建立對外漢語學習詞典學的設想，勇氣可嘉。他在這部著作里對對外漢語學習詞典學的內涵與外延、對外漢語學習詞典學的宏觀結構、微觀結構、詞典批評、建設辭書強國等內容都做了很有價值的研究。我相信他的研究可以帶動語言學習詞典的繁榮。當然，在命名方面我有一個小小的建議：“對外漢語學習詞典學”這個名稱在意義上具有不確定性，可能會引起不必要的爭論，因此不如直接叫“漢語第二語言學習詞典學”，簡稱“漢語學習詞典學”，這樣做既可以避免很多名實方面的困擾，也可以把“漢語國際教育”的內涵涵蓋進來。
正如蔡永強所說，目前漢語國際教育事業蓬勃發展，全球孔子學院注冊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學習需求也越來越多樣，與之相適應的內涵建設已經提上議程。教師、教法和教材的研究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在進行當中。例如對外漢語課堂教學研究、分課型教學研究、多媒體教學手段研究、語言要素教學研究、語言能力和語言水平測試研究、詞匯分級研究、語法分級研究、閱讀分級研究、特殊需求的語言教學研究、漢語寫作教學研究、篇章教學研究、書面語教學研究、漢語中介語語料庫研究等，不一而足。對外漢語學習詞典學為這個學科又增添了一個新的領域。所有這些努力，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解決“漢語難學”的問題，為學習者提供方便。我們也正在開發漢語智能輔助教學系統，這個系統的開發也依賴于學習詞典的建構。我期待著蔡永強以及學界同儕共同努力，在各自的領域里積極推動漢語國際教育事業的發展。
是為序。
崔希亮
2016年11月6日星期日
于北京語言大學
蔡永強，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文學博士。世界漢語教學學會會員，中國社會語言學會會員，北京市語言學會會員。2002年獲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學位，2008年獲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博士學位。2002年至今于中國人民大學對外語言文化學院、文學院擔任對外漢語教師。2010－2011年于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工作，2013年至今擔任愛爾蘭都柏林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主要研究領域：現代漢語與漢語作為外語/二語教學、對外漢語學習詞典學、漢語國際推廣。在專業學術期刊及其他綜合類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30余篇，編寫或參與編寫對外漢語教材、論文集及工具書多部。
第1章 引言
1.1英語的強勢語言地位與五大英語學習詞典
1.2漢語國際化與西方傳教士編纂的漢外詞典
1.3新中國漢語教學與對外漢語學習詞典編纂
1.4對外漢語學習詞典的尷尬地位
1.5對外漢語學習詞典學亟待構建
第2章 對外漢語學習詞典學的內涵與外延
2.1詞典與詞典學
2.2對外漢語學習詞典與對外漢語學習詞典學
2.3對外漢語學習詞典學的理論基礎
2.4對外漢語學習詞典學的研究維度
第3章 對外漢語學習詞典的宏觀結構
3.1對外漢語學習詞典的外部結構
3.2宏觀結構與對外漢語學習詞典
3.3對外漢語學習詞典的選詞立目
3.4對外漢語學習詞典的詞目編排
3.5對外漢語學習詞典的參見設置
第4章 對外漢語學習詞典的微觀結構（上）
4.1詞條結構與信息密度
4.2詞條的字體形式
4.3漢語拼音的地位與標注
4.4詞頻等級的標注與設計
4.5部首和筆畫的配置
4.6如何給詞項標注詞類
4.7外向型語言學習詞典的句法信息設置與安排
第5章 對外漢語學習詞典的微觀結構（下）
5.1釋義及多維釋義模式
5.2多維釋義模式之元語言釋義
5.3多維釋義模式之語境動態釋義
5.4多維釋義模式之插圖釋義
5.5多維釋義模式之對譯釋義
5.6例證及例證編排的原則與技巧
5.7多種方式配置文化語用信息
第6章 對外漢語學習詞典批評
6.1對外漢語學習詞典批評現狀
6.2構建對外漢語學習詞典批評標準體系
6.3個案研究：《當代漢語學習詞典》（初級本）配例分析
6.4個案研究：《當代漢語學習詞典》（初級本）瑕疵舉隅
6.5對外漢語學習詞典批評的領域拓展
第7章 辭書強國背景下的對外漢語學習詞典學
7.1對外漢語學習詞典學科建設
7.2對外漢語學習詞典學隊伍建設6
7.3對外漢語學習詞典學發展戰略及趨勢
參考文獻
后 記
1.2漢語國際化與西方傳教士編纂的漢外詞典
漢民族沒有實行類似歷史上英帝國的大規模領土殖民擴張以及缺乏類似美國政治經濟特別是文化領域內的對外輸出，可能是造成漢語在上述五大參數上處于劣勢的重要原因。然而中國歷史早期的燦爛文化以及貿易活動的活躍卻一直吸引著眾多國外人士致力于漢語學習與研究，漢語也早在秦漢時期就開始了國際化之路。
1.2.1明清之前的漢語學習與傳播
秦漢時期張騫奉命西使開辟“絲綢之路”，漢語亦成為當時商貿活動的交易語言之一，東漢洛陽還專門設立了供外戚及大臣子弟讀書的太學——“四姓小侯學”。據《后漢書》記載，“顯宗（即明帝）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族，別立學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匈奴遣派子弟來漢朝留學學習漢語，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留學生教育。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空前興盛，很多佛教僧侶來華從事譯經等佛教活動，亦曾促使敦煌、涼州等地當時僧人漢語培訓班形式的漢語學習，著名僧侶鳩摩羅什即為當時精通漢語文的大師，堪稱“譯界第一流宗匠”（梁啟超語）。
隋唐時期隨著中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加強，居住在長安的外國人和留學生（主要為經貿人士、官派使節留學生、從事宗教活動的人士）逐漸增多，漢語學習與教學的重要性得到凸顯。為了正規化漢語教學，唐朝成立了專門的留學生管理機構鴻臚寺和留學生教育機構國子監，通過漢語水平選拔考試的學生在鴻臚寺辦理入學手續后能夠到國子監學習，唐朝政府負責一切學習費用。據《新唐書》記載，“自天下初定，增筑學舍至千二百區，雖七營飛騎，亦置生，遣博士為授經。四夷若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相繼遣子弟入學，遂至八千余人”，阿倍仲麻呂、吉備真備、崔致遠、空海等均為當時集大成者。
宋朝時期，中國的經濟、文化、科技在世界范圍內遙遙領先。著名史學家陳寅恪曾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著名歷史學家漆俠亦曾曰，“在兩宋統治的三百年中，中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當時最為先進、最為文明的國家。”當時中國和朝鮮、日本、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以及西亞阿拉伯地區國家關系密切，貿易往來及文化交流頻繁。為發展對外貿易，宋朝在東南沿海設立蕃學專門教授外來僑民子女漢語和文化；同時，與漢朝并存的少數民族政權也深受中原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和先進的民族文化影響，心理上主動向中原文化靠攏，并根據漢字自創契丹文字、女真文字、西夏文字等民族文字。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疆域規模最大的朝代，施行對外開放政策，陸路直達俄羅斯、東歐、中東和非洲國家，水路直達印度、波斯、中東和非洲國家，并積極發展與周邊國家外交關系，極大加深了中外文明的交流和發展。元朝統治者在進駐中原前后也非常重視漢語教育與學習，注重培養漢語人才，后來在元大都設立蒙古國子學和蒙古國子監，實行雙語教學制度，要求學生兼顧學習蒙古族游牧文化和漢族儒學文化，兼修蒙古族語言文字和漢語言文字，不但深化了蒙漢文化交流，而且培養了大批蒙漢兼通的統治人才。這時期的漢語教學有兩個標志性事件，一是高麗開始接受元政府冊封學習漢語，并形成了《老乞大》和《樸通事》兩本最早的對外漢語口語教材；二是由于蒙古鐵騎打通了歐亞大陸通道，一些天主教傳教士開始來到中國進行傳教活動，意大利人孟高維諾（Giovanni da Montecorvino，1247－1328）便是其中之一，他翻譯了大量圣經的經文和詩篇，被奉為天主教在中國傳播的先驅。此間，意大利著名旅行家兼商人馬可?波羅的《馬可?波羅游記》描述了他在東方最富庶的國家——中國的見聞，這引起了歐洲人對東方大國——中國的熱切向往。
1.2.2明清時期的漢語學習與漢外學習詞典編纂
基于元朝歐亞大陸交通的打通，明清時期的漢語學習與研究，一直是伴隨歐洲傳教士進入中國開展起來的。來華傳教士用中文傳播西方的科技、文化，與中國知識分子階層廣泛接觸和合作，并在熟練掌握漢語后撰寫了大量漢語著作，可以說來華傳教士開啟了歐洲漢語學習和漢學研究的風氣，開啟了歐洲人漢語學習的序幕。因“苦于風土人情之不諳，語言文字之隔閡”（張西平2005），西方傳教士不得不克服重重困難，想方設法學習漢語、研究漢語。第一批入華的是以耶穌會傳教士為主導和核心的天主教傳教士，以羅明堅（Michel Ruggieri）和利瑪竇（Matter Ricci）為首的這一批來華傳教士對漢語展開了系統學習和研究。羅明堅在中國語言文字研究、中國典籍翻譯、向西方介紹中國制圖學、以中文形式進行寫作等方面為未來西方漢語發展奠定了基礎，被稱為“西方漢學之父”。利瑪竇則憑借“西方僧侶”身份以“漢語著述”的方式傳播天主教教義以及西方科學技術知識，對中西方交流做出了極大貢獻。期間，羅明堅和利瑪竇合作編寫了最早的漢語-歐洲語言雙語詞典《葡漢詞典》，葉尊孝（Basilio Brollo，1648-1704）則編寫了《漢拉詞典》，以漢字部首檢索兼漢字注音檢索體系解決了漢外詞典中漢字詞語的檢索難題。第二批入華的傳教士是以漢語學習的開拓者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為代表的基督教新教來華傳教士，隨著清末的被迫開放，來華外交官和商人也加入了漢語學習的行列，從而形成了明清時期西方人學習漢語的第二次高潮。面對當時清政府的禁教措施及漢語教師和教材的匱乏，馬禮遜克服重重困難堅持學習，最終掌握漢語并成為漢學大師。馬禮遜在華期間完成了《圣經》漢譯，撰寫了《通用漢言之法》、《漢語會話集》等多部漢語學習著作，編撰完成了3部6卷本《華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其中《字典》三卷，《五車韻府》兩卷，《英漢字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一卷）。馬禮遜的《華英字典》篇幅巨大，與葉尊孝的《漢拉詞典》以及后來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漢英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Containing All the Words in the Chinese Imperial Dictionary,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s）和《英漢字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漢英韻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瞿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的《華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等漢學大家編纂的詞典均有淵源關系，都是旨在為“傳教士學習中國語言文化、了解中國社會政治、熟悉中國風俗習慣服務，所以尤注重華夏文化的獨特之處，釋義涉及宗教、神話、哲學、科學、文學、文化、藝術、教育、體制、傳統、禮儀和風俗等方面”（徐時儀2016）。明清時期，除了大批傳教士來華學習研究漢語，中國也向國外派出漢語教師。如沈福宗（Michael Alphonsius Shen Fu-Tsung，1657－1692）曾于1681年由澳門出發前往歐洲，會見羅馬教皇、法國和英國國王及當地社會名流，把中國語言文字、儒家學說傳播到歐洲。作為中國首位赴法留學生，黃嘉略堪稱法國漢語教學的奠基人，在法期間翻譯中國小說傳播西方文化，并編撰《漢語語法》、《漢法字典》等幫助法國人學習漢語。容三德在英國期間，曾經是馬禮遜的漢語老師；戈鯤化、郭棟臣等人也曾分別赴往歐美國家從事教外國人學習漢語的工作。
因此歐洲人學習漢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當時來華傳教士帶動的，這些來華傳教士注意到“苦于風土人情之不諳，語言文字之隔閡”對其傳教工作帶來的影響，轉而開始學習、研究漢語，并在熟練掌握漢語后著書立說。雖然他們學習漢語的初衷是為了傳教，但他們學習漢語的過程、特點以及克服重重學習困難與障礙的方法對于后續學習者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特別是傳教士編寫的一些漢外詞典，更是他們親自學習和研究漢語的經驗總結，對歐洲其他漢語學習者學習漢語發揮了重要作用。倫敦傳教會曾對《華英字典》給予高度評價，稱“這項工作的完成，不但能使未來派往中國的傳教士受益無窮，也將使別的要求學習中文以便前往中國經商或從事其他行業的人得到無可計量的幫助。”馬禮遜本人對他的字典也充滿自信，“倘若使用馬禮遜博士編纂的《華英字典》和他的其他出版物，對想要學習中文的英、美人士將會有相當的便利。同樣，也便于歐洲其他國家的人學習中文”（顧長聲2004）。一位名叫羅斯（Rev. Ross）的牧師1818 年也曾致信馬禮遜，“你編纂的字典在歐洲大陸流傳極廣，我在荷蘭海牙國王的私人博物館里看到了字典的第一冊，……，我相信當字典全部完成后，它對每一個學習中文的學生而言，將是一個無價的寶藏”（Eliza1834）。除了馬禮遜、衛三畏、瞿理斯、麥都思四人的詞典知名度較高外，這一時期完成的漢英詞典還有司登得（George Carter Stent）的《漢英袖珍字典》（A Chineseand English Pocket Dictionary）、鮑康寧（Frederick William Baller）的《漢英分解字典》（An Analytical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的《英華成語合璧字集》（A Mandarin-Romanized Dictionary of Chinese with Supplement of New Terms and Phrases）（黃春宇2015）。這類漢英詞典可能“自身并不具備系統的詞典學理論，以致詞典結構不嚴謹，詞條松散，釋義隨意，例證缺乏，功能單一，信息貧乏”（雍和明等2006），但這些詞典的從無到有卻充分印證了當時這些傳教士對漢語學習與研究的重視，在他們的意識里，擁有一部詞典是學好一門語言不可或缺的。這些漢英字典寄托著傳教士們深深的傳教熱情，傳教是他們編撰這些工具書的原動力，雖然當代學者對詞典質量褒貶不一，但這些詞典對當時外國人學習漢語和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直至今日，仍有一些漢語學習者選擇這些詞典作為工具書，而且這些詞典的編纂理念、編排方式、信息取舍等方面對當代漢英詞典的編寫也仍然具有借鑒價值。
1.2.3民國時期的漢語學習與漢外學習詞典編纂
民國時期，戰爭頻仍民不聊生，世界范圍內學習漢語人數極其有限。這一時期的漢語學習可以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出于交流需要，一些中國老師出國教授漢語，如著名作家老舍在倫敦教授官話和中國古典文學，并參與錄制了世界上最早的多媒體漢語教材《言語聲片》（全套教材由兩本教科書和十六盤唱片組成）。著名作家蕭乾也是當時有名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曾多次出訪歐美及東南亞國家并教授漢語。二是一些教會和傳教士在華組織的漢語教學工作，當時的華北協和語言學校就是外國人建立的具有教會性質的漢語教學機構，裴徳士、司徒雷登、史迪威、恒安石、費正清等一批漢學家、外交家均出自該學校，他們對向美國傳播中國漢語言文化及發展中美關系影響深遠。此間，1928年出版的Courtenay H. Fenn《五千字典：范氏漢英袖珍詞典》（The Five Thousand Dictionary: Fenn’s Chinese-English Pocket Dictionary）是當時頗具影響力的一部漢英字典。1931年澳大利亞傳教士馬修斯（Robert Henry Mathews）在鮑康寧《漢英分解字典》基礎上編纂完成的《漢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Compiled for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為滿足當時美國本土對漢英詞典的需求于1942年影印出版了這本詞典，影響也很大，受到很多漢語學習者追捧。
民國時期，除了傳教士編寫的一些漢英詞典，為了給當時學習英語的中國人提供參考書，中國一些學者在借鑒傳教士所編寫漢英詞典的基礎上也編寫了一些漢英詞典。張在新主編的《漢英辭典》（Commercial Pres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912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編者在“例言”中指出，“獨由漢譯英尚付闕如其西人所編如五車韻府等意在餉遺彼國探討漢文之士而不甚適于吾國之用學者病焉”，李玉汶也在其編寫的《漢英新辭典》“序二”提到，“民國元年。有張君在新漢英辭典出。內容簡明。售價亦廉。我國人所著漢英字典。以茲為濫觴”。因此《漢英詞典》可謂是中國境內最早的漢英詞典。之后，北洋大學李玉汶編寫的《漢英新辭典》（A New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91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圣約翰大學譯學教師張鵬云編寫的《漢英大辭典》（A Complet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陸費執和嚴獨鶴主編的《中華漢英大辭典》（Chung Hw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930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盛榖人編寫的《世界漢英辭典》（The World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931 年世界書局出版）也頗具影響力。雖然這些詞典“就其質量而言存在著不少缺憾，……，立目標準相對松散，誤譯相對較多，例證相對缺失”（高永偉2010），但它們開創了國人自編漢英詞典的歷史，為國人學習英語提供了一種重要參考工具，同時也為新中國英漢詞典的編纂提供了經驗借鑒。
周有光先生曾在“《ABC漢英詞典》序言”中給予漢英詞典高度評價，“雙語詞典是兩種語言和兩種文化往來交流的橋梁。……在漢語國家和漢語地區的經濟和文化迅速發展的今天,漢語和英語之間的交流日益頻繁,迫切需要有水平更高的、內容更豐富的現代雙語詞典。從英語到漢語的雙語詞典比較多,從漢語到英語的雙語詞典很少”。“在從漢語到英語的雙語詞典的歷史上,有四個里程碑。第一個里程碑是馬修斯(R.H.Mathews)的《漢英詞典》(1931,美國修訂版1947)。第二個里程碑是林語堂的《當代漢英詞典》(1972,更新版1987)。第三個里程碑是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漢英詞典》(1978,修訂本1995)。第四個里程碑是這本《漢英詞典》(1996)。”
1.3新中國漢語教學與對外漢語學習詞典編纂
1.3.1新中國對外漢語教學的起步
新中國成立后，漢語教學事業逐步步入正軌化發展渠道。新中國真正的對外漢語教學肇始于1950年清華大學“東歐交換生中國語文專修班”，該專修班次年接收了來自東歐國家的33名留學生。當時的清華大學教務長、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教授任專修班班主任，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任外籍留學生管理委員會主席并負責業務工作，鄧懿、杜榮、傅惟慈、熊毅、王還、鐘梫、趙淑華、周祖謨、朱德熙、郭良夫、楊玉秀、李德津、馮憶羅、焦龐颙、張維、陳承運等老一輩語言學家和知名學者曾先后陸續加入了漢語教學或管理隊伍（劉珣2000，程裕禎2005）。1958年新中國第一部對外漢語教材《漢語教科書》（鄧懿主編）正式出版、1965年1月中國唯一一所以對外漢語教學為主要任務的大學——北京語言學院（后先后更名為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北京語言大學）成為這一時期的標志性事件。據統計，1950－1965年中國共接收培養各類來華留學生7200余人。建國初期對外漢語教學的開展，為老一輩漢語教師提出一個嶄新的研究課題，周祖謨1953年發表的“教非漢族學生學習漢語的一些問題”（《中國語文》第7期），王學作、柯炳生1957年聯名發表的“試論對留學生教授漢語的幾個基本問題”（《教學與研究》第2期），鐘梫1965年發表的“十五年（1950-1965年）外國留學生漢語教學總結”被認為是對外漢語教學研究的濫觴之作。
1.3.2新中國外向型漢語學習詞典編纂的嘗試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1978年6月23日發表的關于擴大派遣出國留學生的重要講話成為來華留學生迅速增加的契機，伴隨改革開放的進程，來華留學生人數不斷增長，1978年來華留學生的在校人數僅為1236人，而到了1990年在校人數上升為7494人（侯穎2012）。隨著來華留學生人數的不斷增加，教學規模及教師隊伍的不斷擴大，如何幫助外國留學生學習漢語掌握漢語漸漸成為學者研究的一項重要課題，在漢語教材、漢語教師、漢語教學法等諸多研究領域中，漢語學習詞典也逐漸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
相對于早期傳教士為幫助漢語學習者而編寫的漢英學習型詞典，以及中國學者為協助國內英語學習者學習英語而編寫的英漢學習型詞典 ，中國學者自己編寫的供外國人學習漢語使用的對外漢語學習型詞典起步是非常晚的，關于詞典編寫等方面的相關研究也相對比較落后。1976年，北京語言學院首次編印了專門供外國人學習漢語使用的《漢英小詞典》、《漢法小詞典》，這可以視作真正意義上的外向型漢語學習詞典的濫觴。1980年，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了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主編的《現代漢語八百詞》，詞典“選詞以虛詞為主，也收了一部分實詞。每一個詞按意義和用法分項詳加說明，可以供非漢族人學習漢語時使用，一般語文工作者和方言地區的人學習普通話也可參考。”王還先生對該詞典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漢語詞典從來沒有講過詞的用法”，“《現代漢語八百詞》是一本好詞典”，“是第一部講漢語詞的用法的詞典”（王還1981）。198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北京語言學院編寫組編纂的《簡明漢英詞典》（另有漢法、漢德、漢西、漢朝等多個版本），收入單字3065個、詞條20000個，“解釋清楚，翻譯準確，設計合理，附錄實用”，是新中國第一部“專門供外國學生學習漢語使用的雙語詞典”（黎天睦1984）。
此后的三十多年間，又有一批專供留學生學習漢語使用的外向型漢語學習詞典相繼出版問世，如孫全洲《現代漢語學習詞典》（1995），李憶民《現代漢語常用詞用法詞典》（1995），李曉琪《漢語常用詞用法詞典》（1997），邵敬敏《漢語水平考試詞典》（2000），劉鐮力《漢語8000詞詞典》（2000），徐玉敏《當代漢語學習詞典》（初級本）（2005），楊金華《留學生漢語習慣用語詞典》（2009），魯健冀、呂文華《商務館學漢語詞典》（2007），周上之《漢語常用離合詞用法詞典》（2011），施光亨、王紹新《漢語教與學詞典》（2011），崔樂、侯敏《外國人漢語新詞語學習詞典》（2012），李祿興《新HSK5000詞分級詞典》（一～三級/四～五級/六級）（2013/2014），郭先珍、張偉、周行健《漢語5000詞用法詞典》（2015）等，都是影響比較大的學習型詞典，代表了一段時期內外向型漢語學習詞典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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