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令滄海變桑田的藝術
在南非的約翰內斯堡東北部，有一個叫迪普斯魯特（Diepsloot）的小鎮，凡是去過的人，無一例外都會產生觸目驚心的深刻印象，這里的貧窮、尊貴以及矛盾糾結的情感令人震撼。各種盡人皆知和引人注目的故事，充滿了可恨可悲的絕望——街頭斗毆、強奸、劫持、武力搶劫，還有暴民正義——而夾雜在這一切之中又有些令人費解的現象，在悄然無息地孕育著歡樂和希望。在這里，生活著地球上最勤奮努力和最具有創業精神的窮人，到處都是商店，經營生意的基本上是目不識丁但又聰明能干的婦女和年輕人，他們的精力和信念在其自身的命運中重新定義了什么是企業家精神。在一個沒有電、沒有自來水，且很少有警察出沒的地方，他們每天東方欲曉時起身，整日勞作，與各種形式的逆境和困難，包括犯罪行為，以及腐敗稅務官員經常性的騷擾抗爭著。他們在未經授權的公共土地上定居，用微薄的積蓄抑或是從朋友及家人那里借來的錢做些小本生意，而且沒有可以依賴的行政保護或法律援助，這一切使弱勢的他們成為暴力和不公的犧牲品。然而，他們依舊充滿熱情地相信自己有能力創造價值和營建繁榮，來改變自己的命運。
小鎮的美容業：店鋪林立，緣于何故？
提及迪普斯魯特令人興奮的創業，也許最令人驚訝的現象是其高密度的理發店和美容院。如果是在好萊塢、巴黎或米蘭，你必然會與那些專注于美容業的非貿易服務創辦者不期而遇。然而，這是在低收入的街區里，你卻隨處可見美容美發店，里面的服務人員和顧客都醉心于優雅的藝術和身體的美學。置身于這個最不平等的社會中最貧窮的地區之一，看著他們為這些事如此傾注精力和想象力，實令人感觸良多——超然于這一現象，它其實是堅韌不屈的人類精神的一個有力證明。當然，你也可以贊同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V.S.奈保爾的描述，他們的這些行為舉止是黑暗的虛無主義的映射。在奈保爾的許多游記中，他感嘆非洲大陸悲慘的命運，常常嘲笑那里“詭異的”優先序列和人們的信仰體系。“非洲沒有未來，”奈保爾曾經談道，“正在被其居住者的繁殖所淹沒。” 這種憤世嫉俗的觀點不僅與事實不符，也并不能詮釋在迪普斯魯特這樣的地區，人民創業動力背后道德追求的真諦。
針對理發店和美容院的興起——以及就此而言在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的貧窮街區——有一個更具哲學意義的解釋：貧窮的人，就像其他人一樣，其行為舉止有著崇高的理想境界，比如他們的決定不僅遵循生存的經濟功利主義（收入和就業），也要符合自愛和自尊的道德標準，比如渴望“干凈”、“漂亮”、“優雅”、“受人尊重”或“被人需要”。以這些理想境界為出發點，他們不希望自己完全被禁錮于當下所處的貧困的社會經濟現狀，即使在最艱難的情況下，他們也要通過不斷地重申尊嚴而追求卓越。的確，出于南非特殊的政治歷史因素，迪普斯魯特人在以許多微妙的方式克服種族隔離的丑惡殘余，這也許是以上現象的合理解釋。但是沖破這段屈辱的歷史留下的陰影，對美和自尊的追求主要證實了這里的人們有一種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即使身處絕望之境仍然有擁抱希望的可能。正如馬丁·路德·金的名言所述：“璀璨的星辰只能顯亮于黑暗之中。”
針對這個似乎與迪普斯魯特不相匹配的現象，還有第三個也頗為合情合理的解釋：專注于美容業的小店遍地開花是基于一個簡單直接的假設，即這一領域的風險收益率較低。美容業前期投入所需的資金比其他行業低，而對這一類服務的需求即使不增長，也是相當穩定的。無論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何在，在南非迪普斯魯特這樣的小鎮，極不尋常的高度密集的美容商業遠不止是一種比喻：它折射出在這片貧瘠且持續遭受著過往失敗折磨的土地上，有一種強烈的創業活力。
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經濟發展是一個通過產業和技術的升級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企業家精神起到了驅動作用，而有為政府則要因勢利導，提供適當的基礎設施和配套的機制，并鼓勵產業和技術升級所需的學習和知識共享（Lin，2012a；Lin，2012b； Stiglitz and Greenwald，2014）。這一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企業家承擔風險的意愿，以及創建企業的能力，這些企業要能夠產生收入、創造就業機會、凝聚社會力量，并且具備將實現自我價值與集體共同目標相結合的意識。然而，若要確保這一過程的可持續性，先決條件是國家資源必須到位，它會成為個人或私人企業努力的有力補充，能幫助他們克服外部性，解決諸如金融、基礎設施、員工技能和監管環境等各種制約因素背后的協調問題。比如基礎設施的缺口、員工技能的缺乏，或者為降低新生行業的交易成本所需的監管環境的不完善，等等，這些并不是單個的企業家或私人企業可以完全解決的。世界上也沒有一個國家擁有全部的行政能力和財政資源，蜂擁而上一整套的機場、公路、鐵路以及其他針對某個部門的基礎設施，去滿足企業家的需要，或僅僅是隨機輪訓勞動力以滿足行業啟動和持續發展的需要。因此，必須要務實地考慮經濟體自身的比較優勢，即相對其他國家能以更低的要素成本生產出相似的產品和服務，有重點地選擇、甄別，并有針對性地鎖定產業。
從經濟發展歷史中的成功案例中可以看到，只有少數國家見證了人類本能驅動的創業精神，它們經歷了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即促進結構轉型的過程（將資源從低生產率的部門重新分配到高生產率的部門），從而不斷地攀登價值鏈階梯，使本國經濟的比較優勢緩慢而持續地伴隨著稟賦結構的變化而變化。 與此相反，經濟發展歷史中的失敗案例主要是政府的領導人無法與私人部門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協同并進，未能將政府有限的資源和能力應用于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商業環境改善，以幫助那些新興產業的民營企業家降低交易成本，從而體現經濟自身的潛在比較優勢。
像美國這樣的高收入國家長期以來始終引以為傲的是其小型企業的創業者和強有力的私人部門——毋庸置疑這是正確的。然而，政府的角色也是十分必要的，它起著微妙而關鍵的作用。可惜的是，這一點在關于經濟發展歷史的文獻中并沒有充分地闡述。政府可以催生新的產業，或者至少能夠幫助新產業轉化為有自生能力的和有競爭力的經濟領域，特別是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合作和對接各種資源網絡已成為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在低收入國家，創業驅動力和其他地方是一樣強大的，但是相對發達國家，將個人努力和創造力與公共資源和政府資源對接卻存在困難。這些國家往往不能確定廣泛的戰略領域，找不到自身潛在的比較優勢，以利用其有限的資源和行政體制，去協調和提供必要的軟、硬基礎設施改善。這些改進會降低交易成本，有助于產業自力更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相反，這些國家處于宏觀和微觀經濟的扭曲狀態，又摻雜著政治經濟的種種問題，這往往也是它們不利的政策以及薄弱的體制和監管環境的結果。這正說明了為什么低收入經濟體仍然存在于這個擁有共享繁榮的無限機遇的世界——這里有全球經濟增長模式的變化、商品和服務生產過程中角色的重新分配、貿易的整體上行、諸多地區人力資本和人才的積累，以及人口遷移和資本流動瞬息萬變的格局。一個令人十分遺憾的事實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沒有成功地支持潛在比較優勢產業的發展，而是實施了“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支持者所倡導的結構調整政策，試圖消除所有扭曲——他們沒有認識到，這些扭曲是出自舊的發展政策的次優制度安排。這些安排對以往進口替代戰略下的優先產業中的企業提供著保護——如果沒有保護的話，這些企業將無法生存。但如果這些扭曲驟然間被消除，這些曾在優先產業中的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就將會倒閉，進而引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收縮、失業率的飆升和嚴重的社會秩序混亂。為了避免那些可怕的后果，許多國家的政府就繼續利用其他變相的低效率手段，將補貼和保護投向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Lin and Tan，1999）。于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轉型和發展中國家出現了比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更差的增長表現和穩定性（Easterly，2001）。
在成功轉型的國家，如中國、毛里求斯和越南，政府采取了務實的、漸進的、雙軌的方案。政府繼續提供臨時補貼來保護那些舊的違背比較優勢的產業，但是，與此同時，對新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也實行了寬松和鼓勵的政策。它們的整體商業環境和基礎設施仍然很差，但它們的政府發揮了有效的作用，創造了越來越多有利于潛在比較優勢產業發展的飛地。
不管收入高低，也無論國家當前的狀況如何，各個國家都有很多雙贏的機會。即使在商業和行政管理環境非常不利的國家，仍然具有高速的包容性增長的潛力。如果迪普斯魯特政府能夠精心設計和實施發展戰略，甄別出有較強競爭潛力的產業，并促使它們與全球貿易網絡和價值鏈對接，那里的美容業店主和其他小微企業是能夠茁壯成長并繁榮昌盛的。
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不只是實現高增長率，還要在沒有保護和補貼的情況下維持這種增長（Hausmann，Pritchect and Rodrik,2005），從而確保創造的財富能夠使最廣泛的人口受益。各種扭曲很有可能會繼續存在，這是避免老舊行業瞬間崩塌所必要的。政府還要對那些符合國家潛在比較優勢的新行業提供有力的幫助，通過改善軟硬基礎設施來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業在國內和全球市場的競爭力。政府也可以采取一些激勵措施，對那些新興產業中的先行者提供支持，來彌補他們的外部性，比如在不產生價格扭曲或造成壟斷的前提下，為這些企業提供減免稅惠期。
本書直指經濟發展理論中最常見的誤解之一——這是一種觀念性的誤導——經濟繁榮只能發生在一個商業環境良好的地方，而且其增長是艱苦的政治改革的結果。作者詮釋了即使在次優的社會制度和薄弱的物質及人力資本的情況下，經濟轉型也是有可能發生的。基于新結構經濟學及其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框架（GIFF）的操作工具，以及我們在最近幾年的其他論著中所闡述的內容 ，本書有力地反駁了那種基于先決條件的錯誤的經濟學。
本書探討了在一個低收入國家（按照低收入國家的定義，必須是基礎設施條件和制度環境薄弱的國家）發展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的可能性。這其中政府應該發揮“有為”作用，利用其有限的資源和實施能力，在工業園或特區內創造一個良好的商業環境，鼓勵企業進入這些產業并促進這些產業的增長。這樣可以降低
這些產業的生產要素成本，同時在工業園區所提供的有限環境里，也具有充分的基礎設施和制度來降低交易成本。這樣，即使整體的商業環境仍然很差，某些目標行業的生產成本（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也有了相當的國際競爭力。通過政府的管理經驗進行積極的投資拉動，該經濟體就可以吸引到外國投資。經濟體還可以生成有機的前后銜接鏈，這種連接對于知識和學習的外部性以及持續的成功是必要的。這是在一個貧窮國家啟動動態增長的秘方。
簡而言之，本書從經濟史、經濟理論和經濟分析中得到結論，經濟發展總是出現在成功發展的先決條件缺失或次優的情況下，而這一事實常被忽略。基于這一觀察，本書提供了一個可以在發展中世界的任何地方創造共同繁榮的務實而實際的路線圖。它強調了一個有為政府的促進作用，揭示了公私合作最有效的模式，并且指出了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需要遠離意識形態的立場，擺脫由扭曲和不明智的發展理論（舊結構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所造成的滯后殘留。
本章是本書的導論，展示了一些有關經濟奇跡的故事，這些奇跡發生在不同國家的體制環境下，都是出現在最不可能發生的地方，通過串連這些故事，作者旨在于更廣闊的敘事背景下詮釋工業革命以來世界各地的經濟發展。
演繹經濟奇跡：沙漠中的綠洲
1956年，塞西爾·B.戴米爾導演的經典史詩電影《十誡》被評論家廣泛視為關于《圣經》中《出埃及記》故事的杰作。電影中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摩西因試圖讓希伯來的奴隸得到自由，被逐出埃及。法老拉美西斯認為處以死刑對于摩西而言是過于輕松的懲罰，他給摩西的判刑是“活受罪”（suffer by living）。拉美西斯將摩西逐出埃及王國，而這里曾是他們一起如兄弟般被撫養成人的地方。拉美西斯押送摩西到荒蕪干旱的西奈沙漠，讓他在痛苦中慢慢死去。臨別時拉美西斯扔給摩西一根拐杖，說這是摩西統治荒野的象征，并充滿諷刺地說：“這一片都是你的國土，而毒蝎子、眼鏡蛇和蜥蜴將是你的子民。去拯救它們吧，把希伯來人留給我！” 然后，摩西就帶著那根具有象征意義的權杖，慢慢消失在地平線上。然而，隨著故事的推進，摩西不但克服了沙漠中的逆境，還最終解放了自己的人民。
的確，這只是《圣經》中的一個故事，不過，即使是不信仰基督的人在兩千年后來到以色列旅行，也不可能感受不到這一圣地的內在魔力。沒有哪里會比內蓋夫沙漠帶給你更震撼的感覺，在這里人類的精神和智慧征服了“放眼便是廣袤無垠的巖石和沙子，一個自史前以來始終荒涼的溫床”（Auerbach，1987）。誠然，這里是地球上的最低點，在海拔 1 200 英尺以下，年均日照天數達355天，年降雨量幾乎不到一英寸，白天的溫度往往超過120華氏度，而夜晚可以降至冰點以下。然而，這個地方的農業生產和出口飛速增加已經長達幾十年。長期以來，這里被認為是“不適宜居住的”土地，現在卻是將近一百萬人的家園，并且欣欣向榮的農業聚落點也是星羅棋布。從以色列的沙漠運到歐洲市場的有甜瓜、西紅柿、茄子、辣椒、紅棗、西葫蘆和牛油果等蔬果，這些蔬果的成熟期比目的地當地要提早幾周或幾個月。一些農民每年有三到四個收獲季，每英畝的食品種植量非常之大，年產量是美國的四到六倍（Auerbach，1987）。
這些作物中許多都是基因工程種植，取用沙漠中的大蓄水層的咸水灌溉。盡管這個地區的氣候條件非常不利，赤地千里、植被稀疏，而且是巖石、塵埃的土質，卻能生產多種農業資源，而且正在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內蓋夫沙漠的棉花產量高于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亞利桑那州或者埃及；花生產量超過地理和環境條件有相當優勢的美國的佐治亞州和西弗吉尼亞州。在這個荒涼到令人難以想象的地方，以色列人幾十年前才決定要發展葡萄酒釀造業，現在已經生產出上千萬瓶宴飲用的葡萄酒，而且用于出口。這里的溫度條件極端不利，土壤缺少養分,縱然有水，也只是鹽水抑或非常昂貴 ，勞動力則因稀缺而奇貴無比。可就在這塊曾經的不毛之地，人們已經取得了不凡的經濟成就。
然而，以色列的這一切是從最貧窮和最困難的環境中開始的，他們綠化內蓋夫沙漠的卓越成就被譽為技術和生物學上的突破，也是在沙漠環境中對土地管理和水資源管理的革新。以色列的土地和水資源幾乎全部都是國家所有的，這一特征在發達經濟體中仍然是獨一無二的。以色列農業的另一個特色是具有主導地位的合作社（希伯來語：kibbutz和moshav）。雖然管理系統正在逐步私有化，合作社仍占農業產值的80%。幾十年來，政府都是通過農業政策、分配配額、控制價格、抵制進口和提供補貼的中央計劃等干預措施來擴大農業的生產和出口。目前消除這些政策的有關改革正在進行中，但只能逐步地進行（OECD，2010）。
那些對色列的農業奇跡持懷疑態度的人可能會對這一切不屑一顧，認為這是一個代價高昂的、資本密集的虛幻空想，只有高收入國家才能負擔得起。幾乎沒有哪個發展中國家能調動資金、技術和技能，在沙漠中實現如此這般的農業成功——尤其是在過去20年中，這個國家的農業生產相對份額已經在下降，其在總就業和GDP中的份額分別下降至3%和2%以下。然而，這個故事主要向我們展示的是，如果好的政策得以實施，有力地支持和促進競爭性產業的出現，即使在最不可能的地方也可以實現經濟上的成功。以色列通過發掘一個潛在的而不是“天然的”比較優勢，成為農業技術，特別是干旱種植技術方面的世界領軍者，這是建立在知識和技術進步，以及來自國家大力支持的高成本融資基礎之上的。與迪普斯魯特小鎮的人很相像，內蓋夫沙漠中的以色列人同樣顯示了創業技能、創造力和堅韌不拔的毅力。但是，他們也受益于國家的大力支持，“有為”政府幫助他們甄別潛在的比較優勢，并且排除約束發展的障礙，進而使經濟由農業和資源向充滿活力的制造業和服務行業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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