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憲制作為人類歷史上持久存在的制度經驗，有其自己的邏輯和合理之處。但近年來社科領域特別是法學領域，對于中國自己的制度研究較少。作者從法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多個學科的宏觀視角出發，對歷史中國的憲制經驗進行了總體把握和深度總結，揭示了歷史中國千年傳承、具有強大活力的原因，并力圖闡釋中國在制度文明上獨有的貢獻。本研究從歷史中國所面臨的至關重要的核心政治問題出發，逐一闡釋了“齊家”“治國”“平天下”等構成制度，以及軍事制度、官僚體系、經濟制度等，從而重構了歷史中國的制度圖景。
蘇力，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北京大學法學院天元講席教授，長江學者。祖籍江蘇，1955年愚人節出生于安徽合肥。少年（1970年）從軍，再當工人；1978年恢復高考后，復員軍人進了北大法學院，獲學士學位；1985年讀研期間，赴美留學，先后獲碩士、博士學位。1992年起任教北大法學院至今。先后獨立發表論文200余篇，出版個人獨著、文集和譯著20余種。
從國家的構成（constitution）來看，中國在世界各國中很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在于她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古老，或獨一無二的持續至今，而在于她居然會出現。
這不可能只是某個人的天啟，或某些人的刻意追求。在特定意義上，中國的構成一定是種種機緣巧合，因此是偶然。但巧合和偶然也不會是沒有道理，一定有其內在的脈絡或事理；其中包括了人為，因為人想活下去，出生在某片土地上，近代之前，一般也就只能在那里活下去，渴望能活得好一點。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存活下來了，那些人為以及其中的道理、脈絡或事理，也就留存下來了。無人刻意，但因長期穩定的自然條件，即所謂“天時”和“地利”，會塑造這里的人們，在共同適應大自然的過程中形成行為互動的基本格局，即所謂“人和”。無論稱其為不愆不忘的舊章，還是令人敬畏的祖制，甚至生長于此的普通人也未必自覺（也無需自覺），其中至少有些就是這個政治文化共同體的基本制度。就其實在意義，我稱之為構成；就其規范意義，我稱其為憲制。在諸多西文中，一國的構成和憲制是同一個詞，意思全等。
本書關注并試圖從理論上來解說中國的憲制/構成。我省略了“歷史”二字對中國的限定，因為這個憲制不僅僅屬于過去，它也一直影響和規定著近現代直至今天的中國。但更重要的理由是，我希望以此表明，即便不是所有國家，至少中國這樣的文明國家，這樣的大國，其憲制是一個結構、整合和構成的事件，是一個過程。這就意味著，本書追求一種理論敘述，而不是歷史敘述。
引論頭四節討論貫穿全書的四個重要問題。（1） 有何理由特別關注中國的憲制？特別是，如今已有許多理論，還有“憲法（也寫作constitution）學”；這個“學”的意味就是說它有普遍解說力，甚至應普遍遵循。（2） 如果中國憲制/構成是特殊的，又何以特殊，有何理由說這一特殊不是刻意標榜，標新立異？（3） 針對西方歷史實踐塑造的憲法理論關注，挪用中國古人的“齊家，治國，平天下”，我把中國憲制劃分為相互勾連和糾結的這樣三個領域，討論為什么中國必須同時又必須分別應對這三個憲制問題。以及（4） 為什么本書稱憲制，而不是更流行的憲法？對這些問題的分析將便利本書各章展開具體討論，或許有助于讀者整體把握中國構成/憲制問題。最后一節則概述本書的基本結構。
國家的構成/憲制難題
一塊土地上有人類活動就算有了“文明”。但這不意味著，自然而然地且必然地，就會出現一個或一系列政治共同體，構成一個或一些國家。即便文明古老，山水相連，有共同的祖先因此屬于同一種族或族群，分享了共同或相近的文化，所有這些因素或單獨或共同，都未必足以構成（constitute）一個穩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共同體。
中國人愛說自古以來。但時間并不天然有內在的說服力，相反這里的時間需要解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是目前公認的古人類發源地，但古代人類的幾大文明都不源于此。甚至，直到歐洲人建立殖民地前，這里一直基本是部落社會。在原生的古代文明中，古埃及、古巴比倫以及古印度文明都比中國文明更久遠，卻全都早就徹底失落了；基本是近代以來，靠著外來文明的努力，甚至因外來文明的記錄和保留，才算重建了與這里的土地有關，卻與這土地上的人民的生活幾乎無關——除旅游外——的歷史。歐洲文明的最重要來源之一，古希臘文明，也是如此。
中國文明早熟的說法也不成立。這只是用一些語詞來打馬虎眼，似是而非。這種說法隱含了一個經驗上不可驗證的關于社會發展普遍和先驗的時間標準。這其實是19世紀和20世紀社會進化觀的產物。
曾有學者斷言，中國大一統和歐洲眾國分立，是因為中國的自然地理條件更易于統一。
這實在錯得離譜。今日中國疆域面積是與整個歐洲相近。但若就自然地理條件而言，中國遠比歐洲復雜多了，交通聯系艱難多了。起碼，歐洲沒有沙漠、戈壁、高原以及長江與黃河這類古代人類很難逾越的重大自然障礙。但羅馬帝國在其最強大之際也從來不曾統一歐洲，只統治著環地中海地區。北美大平原也遠比中國的華北（黃淮海）平原遼闊，但在歐洲人殖民之前，那里一直是部落社會。
而且，山水相連就更沒法解說那些由瀝瀝啦啦一系列島嶼組成的國家了。不說日本，不說英倫三島，也不說當年遍及全球號稱日不落的大英帝國了。就說菲律賓吧，其疆域邊界竟然是以一系列經緯度交匯點間人為劃定的連線構成。但這也不奇怪。看看非洲許多國家的疆界，看看合眾國中西部許多州/國（states）的疆界，甚至看看不齊整卻隔離朝鮮半島南北的以及當年隔離越南南北的北緯38°和17°線！然而，最挑戰這一斷言的會是，有些國家山水完全不相連，中間硬生生隔著他國，典型如美國本土與阿拉斯加，一戰后德國本土與東普魯士，以及二戰后俄國本土與加里寧格勒。也并不都是強國或大國，這類疆域構成的國家還曾有1956—1971年間的巴基斯坦（由今天的巴基斯坦與孟加拉國構成，中間隔著印度），1958—1961年間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簡稱阿聯，由埃及、敘利亞以及北也門構成，中間隔著以色列、約旦甚至沙特）。
哲人、思想家或偉人的追求和努力會起點作用，但也不能夸大。“天下大同”或“世界和平”之類的愿景，即便加上政治家、軍事家的文韜武略，也未必總能頂事。古希臘羅馬有普適的自然法傳統，據說曾影響亞歷山大和凱撒大帝建立了橫跨歐亞非大陸的帝國。但為什么只是帝國——主要靠軍事強力將各地方攏在一起，其內部缺乏持久穩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的整合——呢？而且，這些愿景或理想其實一直都有，帝國卻如小船說翻就翻了。還不止一次。近代就有盧梭，有康德，還設想過永久和平的“世界”——其實是歐洲；也有過天驕拿破侖，或許還能掛上希特勒（？）。二戰之后，從煤鋼同盟，都走到歐盟了，但“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眼睜睜地看著英國脫歐。一代代歐洲人的努力，如飛蛾撲火，真誠且悲壯。
相比之下，至少從西周開始，中國就是個有模有樣的大國了。我不天真，不相信西周真就全面實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有歷史記載表明，西周真還不只是這兩句小雅，或一種說法。甚或，僅因后世的秦漢，界定了學人考察中國憲制的標準和參照系，西周才一直被標簽為“封建”，不被視為統一的王朝。事實上西周的統一程度，在我看來，可能超過羅馬帝國——想想春秋時期中原地區的“雅言”，想想更早時候周幽王的“烽火戲諸侯”！戰國時期，就有了由土地、人民和政事“三寶”構成的（諸侯）明確的國家概念，有明確的疆域（country）和文化認同（people/nation），而不只看政事或君王（state）。特別是鑒于“天子”概念本身意味著至高無上（sovereign），可以說西周已有了完全現代的國家概念了。此后中國確實屢經變革和革命，北方游牧民族或其他民族多次入主中原，乃至中外的文化本質論者愛說“崖山之后無中國”。但也就一說罷了。舊邦維新，自強不息，中國就是一次次舊邦新造。卻不只是“復盤”，幾乎每一次分合，都是中國疆域的一次擴大。
但中國這個“國”，相比起西方歷史上的各種國，一直很特別。她從一開始就不是城邦，也并非歐洲中世紀的封建邦國，也不像馬其頓或羅馬或蒙古那樣沒有多少內在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整合的帝國。甚至她不是一個民族國家——一位美國學人白魯恂就曾告誡其同仁，中國“只是一個偽裝成（pretending）民族國家的文明（civilization）”。這個說法其實還不夠味，還不貼切。為了本書讀者，我堅持用中文的“國”或“國家”，不認為中國必須符合某個西文詞的定義；但白氏的說法還是有助于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表述：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但這個統一并不限于指疆域空間。有鑒于人類歷史上眾多國家的發生和消失，這個多元一體的中國竟不可思議地穿越了時間長河。歷代政治家思想家都曾以不同方式強調了“百代皆行秦政法”。但在許多方面，其實還不只是秦。“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或“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這些詩句都已三千多年了，至今仍鮮活在中國社會生活中，即便沒寫進中小學課本，也沒人專門教，仍不時為普通中國人傳誦，甚至為普通人傳唱——想想鄧麗君的《在水一方》！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究竟什么因素促成了中國的發生和構成？因為在這個憲制問題上，并沒有什么中國之前的“自古以來”，也沒有從一開始就在那兒熠熠生輝的中國的原點或中國原型，從此注定了中國，無論是人種的、文化的、政治的或疆域的。即便有，我們也不可能回到那個創世紀或大爆炸的原點，觀察這個沐浴著神光的起源，捕獲其精確本質，洞悉其最純粹的全部可能以及它蘊含的此后的持久同一性。這片今天稱為中國的土地，不僅經歷了很多王朝，在王朝之前也曾有眾多的部落或部落聯盟。歷代王朝中，有大一統的，也有分裂割據、并存或對峙的。統一治理整合了中國的王朝統治者，有來自典型農耕地區的（如秦漢），也有來自典型游牧或漁獵民族的（如元、清），還有無論血統或文化上都相當混雜的（如隋、唐）精英集團。但就這樣一點點，一點點，一點點地，就從“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這些看似完全異己的多元材質中，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構成了后代的這個中國。
因此，有理由也有必要考察在東亞這片土地給定的天時地利中呈現的“人和”，也即政治學和法學視角中的中國憲制，或歷史演化視角中的這個政治經濟文化共同體的衍生和構成。這個共同體的長期存活足以證明這些基本制度有令人無法拒絕和不能低估的強大正當性。
小農與大國
任何國家的，尤其是大國的，基本制度都一定嵌在該國的天時地利中。
直觀上看，華北平原，中華文明最重要的發源地和后世中國的核心區，位于亞洲東部，面對太平洋，近海島嶼很少，相距也頗遠，加之夏秋季莫測的臺風，就自然條件而言，這片土地，遠不如古希臘羅馬及包括北非在內的地中海周邊地區便于交流和商貿。地中海位于歐亞大陸西南，不受熱帶氣旋（臺風或颶風）威脅；說是海，其實也就是嵌在歐亞非大陸之間的一大咸水湖；南歐島嶼和半島很多，與北非沿岸相距不遠；這一地區海上交通便利，成本低，自然風險小。因此，東亞大陸的人財物的交流以及文化交流都要比環地中海地區困難多了。在這種條件下，要實現跨地區的政治社會整合和治理難度也大多了。甚至同北美大陸的平原相比，在這一地區也沒有什么理由早早就出現一個以穩定疆域為基礎的超大型政治文化共同體。
這個共同體的出現很可能首先與農耕有關。華北平原地勢平坦，水土適宜，氣候溫和，適合農耕，從關中平原一直向東，直抵大海，這片廣袤土地上早早就出現了星羅棋布的由小農構成的村落。雖然高度同質，小農經濟并不天然趨向形成大的社會共同體，更甭說大的政治共同體了。
傳統小農其實趨向于自給自足。最基本的生產消費單位大致是男耕女織的核心家庭或略大的家庭，對土地持久精耕細作，種植糧食和桑麻（宋元之后，逐步以棉花替代了麻），養殖不多的家畜、家禽，偶爾或還有漁獵。甚至男耕女織的描述也太粗略。至少，在中國的小農家庭中，幾乎所有家庭成員，包括老人和兒童，都會以人盡其力各盡其能的方式參加家庭財富和福利的創造。何止是“田夫拋秧田婦接，小兒拔秧大兒插”，“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甚至光屁股的牧童或漁童都以特定的方式參與了家庭的“生產勞動”。這里的引號意味著，這些行為其實無法接受現代人的本質化界定，對兒童來說，所謂的生產勞動既是農人的生產、生活和合作技能的學習和訓練，也是游戲和玩耍。小農家庭是當時農耕社會最具效率的企業。
小農家庭還承擔大量其他社會功能，如繁衍后代，贍養父母；不只有生產和生活，甚至有教育和文化傳承；教育涉及的知識和技能不僅有關生產勞動，而且有關社會組織交往。當家庭財政有余力之際，父母甚至會從下一代中選擇一位在他們看來合適的男孩去讀書，學習與農耕社區無關而與治國平天下有關的知識和技能，為國家政治生活培養人才。甚至，在中國歷史上小農家庭還一直承擔著政治治理的——如管教孩子的“家法”——以及類似宗教的——如祭祀——功能。如費孝通分析的，與現代核心家庭僅僅關注生育后代因此是臨時性社會組織不同，由于承擔了長期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宗教等社會功能，農耕家庭，即便很小，也是農耕社會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事業單位，是一種穩定的小家族。
核心家庭是基本生產生活單位，但除非在土地極端貧瘠的地區，小農的社會生活形態通常是由同姓的核心家庭組成不太大的村落共同體。聚居是人類繁衍的結果，但也還有其他重要社會功能：節省肥沃土地，便于鄰里互助，相互提供治安安全，也便于必要的集體行動，如修路、蓋房、抗旱、排澇乃至漁獵。這意味著村落中要有內部治理。即便血緣隨著世代多了會淡化，但久居一地，會分享語言、習俗和文化，有心理上的相互認同。在此基礎上，為同其他村落競爭，借助親緣或族群作為符號，建立政治性的組織機構，實行有政治意味的治理，把村落生活共同體和血緣共同體轉化為一種最小的政治共同體，幾乎水到渠成。只要商貿不發達，人員流動不大，世界各地的農耕區可能大致都會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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