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正義與城市規劃》借助當代西方文化理論，從空間正義視角介入城市規劃研究，一方面將空間正義這一理論術語應用于分析和解讀中西方歷史上經典的城市規劃案例，在規劃實踐中探索正義問題；另一方面將空間正義內化為一種批判視野和思考理路，強調其對中西方城市規劃實踐結果的檢驗和反思。
《空間正義與城市規劃》不僅引證了客觀的科學數據，也引證了大量中西方經典文學作品；不僅為城市規劃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益參考，也對文學研究的智庫功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上官燕，三峽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三峽大學歐美文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碩士生導師，北京外國語大學文學博士，康奈爾大學和劍橋大學訪問學者，項目負責人及首席專家，著有《游蕩者，城市與現代性，理解本雅明》（2014）。
王彥軍，燕山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問學者。
姚云帆，上海師范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中心講師，文學博士。
張杰，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文學博士，杜倫大學訪問學者。
《空間正義與城市規劃》：
作為當代最為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空間思想家之一，大衛·哈維對空間政治思想的理解，延續了列斐伏爾的思考，仍然將政治空間正義看作空間權利訴求對資本利益最大化的抵抗和顛覆方式。與列斐伏爾不同，哈維從《資本論》這一經典作品出發，把城市看作經過修訂后的資本主義現代生產規律最后的落腳點。在對空間政治正義著墨甚多的著作《社會正義與城市》中，他引用科學史家庫恩（Thomas Sammual Kuhn，1922-1996）的論述，將城市看作馬克思主義批判學說的一個“全新范式”。這并不意味著哈維對現代資本主義制度傷害下的被剝奪階層無動于衷，相反，他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的方式論證，當代資本主義的城市規劃方式，無法實現這些被剝奪階級的基本權利，而原因并不簡單在于，資本主義體系剝奪了他們所擁有的基本生活資料，而是這一制度在根本上剝奪了他們反抗資本利益最大化的權利和能力。
哈維指出，至少有兩種城市規劃手段，使現代資本主義得以有效阻止被損害的無權者實現自身的權利，從而阻礙了空間政治正義的真正實現。第一種方式出現在19世紀中期的法國巴黎，在拿破侖三世寵臣奧斯曼的主導下，整個巴黎進行了大規模的拆遷和建設，用寬敞的大道和透明的城市天橋（拱廊街），代替了老巴黎的窄路、死巷和老舊平房。②這一改建，確保了無產階級工人和下層居民無法利用復雜的城市道路建立街壘，對政府和國家暴力機關進行反抗，并讓國家對工人階級的集中監視和管理成為了可能。上述對工人階級反抗空間的剝奪，在大工業生產時代，有效地阻礙了城市工人維護自身權利的斗爭。但是，在名為“新自由主義”的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上述阻止空間正義實現的手段不再有效，原因在于，以集中管理的勞動密集型工廠，已經不再成為當代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主要空間，取而代之的，是分布分散，利用互聯網信息渠道定制，并以全球物流為中介的個性化代工工廠。在后一種空間下，機械化設備和以零工為主的“岌岌可危勞動”（precarious labor），成為現代工業生產主要勞動力。而城市空間則被白領工人、金融業打工者和高端服務業者所占據，后者代替了工人階級，成為城市反抗運動的主力。
哈維指出，相對于工人階級貫穿19世紀后半葉至20世紀初的武力罷工和軍事反抗，城市空間中的全新反抗主體無法以基本生存權利的實現為反抗目標。這是因為，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統治下，資產階級上層恰恰是通過這些生存權利的讓渡和生活福利與消費品的賄賂，使前者喪失其反抗意志，成為統治階級的幫兇。而唯一能夠激發新的反抗者的動力，是后者為了保障其消費水平和生存質量，所經歷的一系列代價：過度競爭所導致的不安全感，生態危機，資本利潤率降低和系統性金融危機下生存空間的不穩定特征。當這些“新無產者”意識到其“幸福的生活”不過是海市蜃樓時，他們才會要求讓渡公共空間，改變以占有優越空間為目標的生活方式，最終達到“捐棄所有權”（depossession），與窮困者分享空間權利的共產主義理想，在現代城市中實現平等的空間權利。
相對于以恩格斯、列斐伏爾和哈維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福柯對空間政治正義采取了另一種看法。福柯反對空間正義必須通過對權利的追逐而實現；相反，他似乎認為，現代西方城市通過一系列空間規劃，滿足不同群體的生存與發展權利，本身就是現代權力體系試圖宰制個體的手段。換句話說，在福柯心目中，越是以“正義”面目出現的城市空間規劃，越是不正義的，而這個論點一旦推到極端，就會得到一個有趣的命題：空間政治正義就是空間政治不正義。
福柯是如何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他是如何在論述具體的城市規劃實踐中，得以規避和解決對上一個命題的悖謬之處呢？通過對名為《安全、領土與人口》（Security，Territory，Population，）的法蘭西學院講演錄開篇的論述，福柯間接地思考了城市規劃與空間政治正義的關系。在這部講演錄的開篇，福柯就提出了三種規劃城市，而且這三種規劃城市的現實原型，都不誕生于自然人類聚落的演化，而是基于人造的規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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