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關孫先生最早期的革命思想及嘗試策進革命運動的直接資料匱乏，因此一直不為人所熟知。霍啟昌著的《孫中山在澳門(檔案中的孫中山先生澳門經歷)》集中分析討論有關這方面的第一手資料，即澳門政府檔案報刊、當時澳門出版的中葡文資料等，以便進一步了解孫先生為什么要去澳門行醫，其原因是否真的是寓革命于行醫，他到澳門及離開的正確時間，他在留澳時段認識了哪些人士，以及這些人士是否對他嘗試開拓革命運動有重要影響。
霍啟昌，1969年取得碩士學位，留校任教，1977年獲夏威夷大學博士學位。期間于1973年回港，出任香港大學副教授，任教香港大學長達二十年。1984至1994年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香港史編寫小組成員。1996年曾應聘到澳門大學。2001年澳門中西創新學院/大學創辦人之一，現在澳門中華拉丁基金會董事、澳門“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副會長、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顧問、澳門中西創新學院副院長、香港大學歷史系榮譽教授。
孫先生到澳門的時間辯證
最新發現有關孫先生在澳門行醫時居住地點解碼
孫先生離開澳門正確時間新探
孫先生為什么選擇澳門寓革命于行醫
孫先生在澳門的經歷對開拓革命事業的影響
結論
《孫中山在澳門：檔案中的孫中山先生澳門經歷》：
孫先生到澳門的時間辯證
一般學者都認為孫中山是1892年秋到澳門寓革命于行醫的。根據陸丹林的《革命史譚》記述，香港西醫書院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是在光緒十八年，即1892年7月22日。而據民國二十四年（1935）廣州嶺南大學孫逸仙博士紀念醫院籌備委員會編印《總理開始學醫與革命運動五十周年紀念史略》（以下簡稱《五十周年紀念史略》）的有關資料，則孫先生“以第一人畢業，其證書經校長及教員十三人試官八人及牧師書記官簽字，由香港總督羅便臣爵士手給，準其以內外科產科行世，是為香港第一張醫照，一八九二年七月廿三日所發”。這兩個報道都證明孫先生1892年7月底還是在香港的，所以說他最早也要在1892年秋季才能到澳門。那么正確抵達澳門應為何時呢？
特別一提的是，很僥幸本人與研究小組在仁慈堂查到孫先生租用該堂物業作為寓所的租約，而該租約是在1893年8月26日簽發的，承租人的英文簽名是SunYat-Sen（孫逸仙），該物業地址是議事亭前地14A。這一份珍貴文件非常重要，因為它證明毫無疑問孫先生曾住在這棟屋里。但一份1893年8月3日的仁慈堂行政委員會會議記錄有以下的一段記載：“仁慈堂事務所的書記員在此，談及一位中國醫生孫逸仙，他居住在仁慈堂的其中一間屋，打算租議事亭前地16號的一間屋，但請求清潔（該屋），因有一中國人在屋死去。行政委員會決定由建議者（孫逸仙）自己進行這項工作。”從以上新發現的文件中可知，孫先生最后可能是為了避免麻煩，決定不租16號，于8月26日轉租了14A的物業。但從這份記錄亦可得知，孫先生未租得議事亭前地14A前已暫時住在另一處仁慈堂物業，而這份報告是在8月3日寫的，因而可推測孫先生抵達澳門肯定是在8月3日前的一段時間，但由于本人未能找到進一步資料確定孫先生最初抵澳便入住的仁慈堂物業的地址，因而亦無法嘗試找尋孫先生在澳門最早居住房屋的租約。
孫先生曾向鏡湖醫院借款銀1440兩作開設中西醫局之用，而此借單“揭本生息贈藥單”仍留存至今，而單據所顯示的簽證日期是光緒十八年十月三十日即1892年12月18日。
孫先生來澳門寓革命于行醫可能與盧九、盧廉若父子有關。這可以在盧怡若老先生于1964年的回憶中得知。盧怡若以84歲高齡從澳門往臺灣出席孫中山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時，接受臺灣《新生報》訪問，談及盧家與孫先生的關系。
“原來，七十年前，澳門聞人張心湖母病，群醫束手，盧氏的父親盧焯之，乃介紹國父來澳門，經國父悉心治療，張心湖母親的病，很快的就好了，大家見國父的醫術精良，都堅邀國父在澳門懸壺濟世，國父一方面覺得盛情難卻，一方面認為澳門不失為發展革命力量的好地方，經盧焯之先生的安排，進入鏡湖醫院，成為該院第一位中國西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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