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THE GREAT DIVIDE
一條巨大的鴻溝，橫亙在當代美國社會中間，將那些被稱為“百分之一”的巨富們和其他人隔絕開來——這是誰都無法否認的。他們的生活和我們完全不同，不論憂愁煩惱還是心愿抱負，甚至點滴的生活細節，都和我們判若云泥。
普通的美國人擔心的是孩子上大學的高昂費用、家庭成員的大病醫療和他們退休之后的生活安排。在以往如潮汐般洶涌的經濟大蕭條中，深陷其中的成百上千萬美國人所想的只是能否保住自己的房子，然而即便如此，數百萬人已然失去了居所。
而那些“百分之一”的富人們，談論的卻是其他的問題。諸如應當買什么樣式的噴氣式飛機，如何更好地避稅（試想如果美國叫停瑞士銀行的信息保密協定會怎樣？開曼群島還安全嗎？安道爾呢？），等等。在南安普頓的沙灘上，這些人相互抱怨著鄰居家的噪聲，而自己卻坐著直升機在紐約進出自如。他們同樣也擔憂自己若是身家破敗會怎樣，只是這必定是一個很長的過程，且很少會發生。
不久以前，我參加了一位為人爽朗又熱心公益的億萬富翁舉辦的晚宴。被這條巨大的鴻溝持續困擾著的他將一些商界巨擘和前沿學者，連同其他一些為經濟不平等擔憂的人召集在了一起。在晚宴前的閑談時間，我碰巧聽到一位通過繼承一大筆財富而晉升的億萬富翁在談論一部分懶惰的美國人搭便車的問題。而此后不久，他們就開始大言不慚地談論避稅話題。席間，絕代艷后和斷頭臺的故事被這些富豪們數次引用，以相互提醒不能讓不平等發展到不可控制的程度。“勿忘斷頭臺”為晚宴定下了基調。這次宴會中這些富翁闡釋的觀點，正是本書的核心觀點——在美國，社會階層的不平等并非不可避免，它不是無情的經濟規律的產物，而是政府的政策和施政手段造成的。他們想要表達的是，應當由政府來改善這種不平等的狀況。
越來越多的富翁們意識到，假使社會大眾的收入停滯不前，他們的財富賴以增長的宏觀經濟也難以持續增長。這就是為什么這百分之一的人越來越多地開始迫切關注社會經濟的不平等。
樂施會從精英云集的2014年達沃斯經濟論壇年會中帶來了證明世界經濟不平等的有力證據：假設有一輛載有85位世界級的億萬富翁的客車，它所承載的財富相當于世界人口中較為貧窮的50%，即30億人所擁有財富的總和。1一年之后，這輛客車需要的乘客數變少了——80位億萬富翁就足夠讓這個天平平衡。同樣驚人的是，樂施會得知世界最富有的1%人口擁有這個世界將近一半的財富；并且在2016年的時候，他們就將擁有能與余下的99%人口總和相等的財富。
然而，這條巨大的鴻溝存在的時間并不長。猶記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幾十年，美國的經濟發展勢頭強勁，社會作為一個整體齊步前行，大眾分享著繁榮的果實。底層貧窮的人們財富的增長速度比上層富有的人們更快。
那正是美國的一個黃金年代，但即便是那時年幼的我，也能看出日漸顯露的頹勢。在密歇根湖南岸印第安納州的加里城——這個國家的標志性工業重鎮長大的我，已然被貧困、不平等、種族歧視和一波又一波的失業浪潮的景象所包圍了。勞動糾紛在那時十分普遍，因為工人們都想從國家備受稱贊的繁榮時代中分到屬于自己的那塊蛋糕。媒體用華麗的辭藻表示美國已然進入中產階級社會，但我能看見的只是那些低于中產階級的人們，在這社會的變革中寂然無聲。
我的家庭并不富裕，但是我的父母按照自己的收入規劃好了生活方式，而這也是對鴻溝宣戰的重要部分。那時的我身上穿的是哥哥穿過的衣服，這些衣服都是母親在店鋪促銷的時候買來的，價格雖然稍高，但結實耐用。“可不能撿了芝麻丟西瓜”母親這樣說。母親在大蕭條時期畢業于芝加哥大學，在我長大的過程中，她一直幫著父親管理保險業務。在她工作的時候，我們兄弟姐妹就由我們的“幫忙阿姨”照看。“幫忙阿姨”名叫米妮·法耶·埃利斯，是一位陽光可愛又勤勞能干的阿姨。即便那時我只有10歲，我心中還是有些許疑惑：為什么在這個本應所有人都富有，本應給所有人提供機會的國家里，這位阿姨卻只讀過6年書？為什么她要來照看我們而不是她自己的孩子們呢？
在我高中畢業之后，我的母親終于有機會去追求她自己的人生理想——重回學校學習并考取教師資格證，去小學教書。她在加里城公立小學教書。白人身份讓她免試進入了學校，于是她在這所事實上的種族隔離學校中成為少數白人教師中的一員。在她67歲被強制退休的時候，她開始在印第安納州西北的普渡大學教書，為了能讓盡可能多的學生接受到大學教育而努力工作。在她跨入耄耋之年的時候，她終于退休了。
就像和我同時代的很多人一樣，我對于變革的到來總是缺乏耐心。我們被告知社會的變革是很難的，是需要耗費大量時間的。盡管我并沒有像我的同齡人一樣在加里城經受苦難（除了一點點的歧視之外），我卻和他們感同身受。在我研究國民收入的相關數據幾十年之前，我憑借直覺感受到美國并不像它所宣稱的那樣是一個機遇之地。一些人或許有很好的機會，但另一些人卻幾乎沒有。小霍雷肖·阿爾杰像是一個神話，但是他的經歷是很多勤奮工作的美國人所無法復制的。我很幸運地獲得了國家提供的機會：因為得到一份國家獎學金而進入艾姆赫斯特學院讀書。這份機遇讓我得以在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能夠把握更多的機遇。
就像我在《美國黃金年代的神話》一書中提到的，在我就讀于艾姆赫斯特學院的第三年，我從物理專業轉到了經濟學專業。我想知道為什么我們的社會是像現在這樣運轉的。我選擇做一個經濟學家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理解不平等、歧視和失業，我更希望它能教會我如何防止這些弊病危害國民。在羅伯特·索洛和保羅·薩繆爾森（兩人后來都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兩位導師的指導下，我在麻省理工學院博士論文中最重要的一章里集中探討了收入和財富分配的決定性因素。這篇文章于1966年在計量經濟學會（由關注數學和統計應用經濟學的經濟學家組成的國際性協會）中展示，并于1969年發表在《計量經濟學》雜志中。盡管半個世紀過去了，它依然為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框架。
對有關經濟不平等問題分析的讀者不多。大眾中如此，經濟學家中亦然。人們對這個話題并不關心。在經濟學專業領域內，有的人甚至對此抱有極大的敵意。自里根成為總統開始，美國的社會不平等程度極大的深化了，但人們對于不平等的態度依舊是無視。芝加哥大學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知名經濟學家羅伯特·盧卡斯教授堅稱：所有對基本的經濟學理論有害無益的研究方向中，最誘惑而毒害最大的就是對于資源分配問題的研究。2
和很多保守的經濟學家一樣，盧卡斯教授所倡導的幫助窮人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國家經濟的蛋糕做大。他相信，假使我們過于關注那塊分給窮人的蛋糕，就會減少對如何把蛋糕做大的研究，而后者才是更為基礎的問題。經濟學長久以來的傳統認為這兩個問題（關于效率和分配的問題，即關于蛋糕的大小和蛋糕的分配）是可以分開考慮的；經濟學家的目標是找出把蛋糕做到最大的方法，這個任務是艱深但又重要的。至于如何分蛋糕那是政治上的事情，與經濟學家們并無關聯。
諸如盧卡斯教授的一類觀點在經濟學專業領域中十分盛行，也就無怪乎經濟學家幾乎對國家中日漸擴大的經濟不平等視若無睹了。他們不會關注在GDP不斷增長的時候，大部分美國人的收入卻停滯不前的現實。這種忽視說明他們是無法對當前經濟中出現的情況做出合理解釋的，他們不能明白這樣增長的不平等中蘊含著什么，更不能制定出能讓國家走上一條不同道路的策略。
這就是我在2011年《名利場》雜志中將這個問題分享給更多人時大受歡迎的原因。最終刊登的文章《百分之一——其人、其行、其利》也確實比我幾十年前在《計量經濟學》雜志上刊登的文章有了更多的讀者。我在《名利場》的文章中談及99%的美國人都在一條停滯的船上的社會現實，成為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我們是那99%”。那篇文章中談到的理論在下文中會反復出現：如果不平等狀況有所緩解，那么我們這99%的人和那1%中的很多人都能從中受益。那1%中的人若是為了自身利益著想，就更應當幫助建立一個分化更少的社會。我這樣說并不是想引起一場新的階級間的斗爭，而只是想建立一種新型的國家凝聚力，以彌合這個由來已久的巨大鴻溝。
本文同樣針對“我們為什么要關注不平等的增長”這一問題進行探討，這不僅僅是有關價值觀與道德的問題，更是一個有關經濟的問題，關于社會性質的問題，關乎我們的國家認知的問題。在這之中還有更大的戰略性利益。盡管我們維持著龐大的軍費開支——近乎是世界軍費開支總和的一半，但我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結果顯示出了武力的局限性：即使在那些比美國弱小很多的國家中，我們也不能牢牢掌控哪怕是很小一塊土地。美國真正的力量在于它的“軟實力”，在于道德層面和經濟層面的影響力，在于它為其他國家做出的示范，和它在經濟和政治體制上的構想。
不幸的是，由于這不斷增長的不平等，美國經濟已經不再為大部分美國人民服務——修正通貨膨脹的影響后，普通美國家庭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25年前，而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比例反而增加了。相比之下，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卻是為大多數國民服務的。在美國的中產階級陷入停滯時，中國已然讓5億人口脫離貧困。一個不能為大多數國民服務的經濟模型顯然是不可能被其他國家效仿的。
《名利場》雜志中的文章思路在我的《不平等的代價》一書中得以延續。在那本書中我對一些話題做了深入探討，也正因為此，我在2013年受到《紐約時報》邀請，寫下了一系列關于社會不平等的文章，我將之稱為“巨大的鴻溝”。我希望通過這個系列文章，能夠進一步警醒國民正視這個問題：我們的國家不再是我們信任的那片充滿機遇的土地。我們已經變成了發達國家當中社會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國家，我們在個人機會上是極不平等的。我們的不平等體現在各個方面。但這些并非不可避免，它們不是經濟學定律的必然結果。恰恰相反，它們只是我們的政治和經濟政策的產物。若是現在的政策有所改變，那么我們必定能夠得到更好的結果，那將是更好的經濟發展（無論怎么測量）和更少的不平等。
我最初為《名利場》雜志寫的那篇文章，以及我為“巨大的鴻溝”系列欄目寫下的文章構成了本書的核心。在這15年間，我還每個月為世界報業辛迪加撰寫專欄。最初我是想為東歐劇變之后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提供新興的經濟學觀點，但在這期間世界報業辛迪加大獲成功，以至于全世界包括大多數發達國家都在轉載它的文章。當然，我為世界報業辛迪加寫下的很多文章都是有關不平等的。這本書中包括了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和在其他一些報紙和期刊上發表的文章。
盡管這些文章的主體是不平等，我依然決定加入幾篇有關大衰退的文章。這些文章寫于2007～2008年經濟危機時和危機后，美國與世界經濟陷入“大頹靡”的時候。我把這些文章加進本書當中，是因為經濟危機和不平等是密不可分的——不平等導向經濟危機，而危機會擴大現有的不平等，不平等的深化使得經濟嚴重下滑，讓經濟復蘇變得更加艱難。當然，就不平等本身而言，其對經濟危機的深度和時長并沒有不可避免的影響。但事實上，經濟危機并不是上帝的意旨，不像是百年一遇的洪水或是地震。它是我們給自己埋下的禍根，過度的不平等是我們自身政治和經濟政策的后果。
這本書大部分是關于不平等的經濟學原理的。但是就像我剛才所說的那樣，政治與經濟是不能被嚴格劃分開來的。在這本書的很多文章，包括我之前《不平等的代價》一書當中，我這樣描述了政治和經濟的關系：經濟不平等容易演變為政治不平等，政治上的不平等進而增長了經濟的不平等，在美國這個給金錢賦予無上權力的政治體系中更是如此，最終形成了惡性循環。但這個過程卻在近幾年加深了，這要歸咎于2008年經濟危機后成百上千億的資金被用來保護銀行而不是用來保護房屋持有者，因為大部分的美國人都被這樣的政治進程迷惑了。在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勞倫斯·薩默斯（他一手操縱放松管制政策，經濟危機由此滋生）等人的影響下，奧巴馬政府最初不但不支持，甚至還反對重建房屋信貸，以免除美國人遭受掠奪性和歧視性的銀行貸款。難怪這之后很多民眾對上下兩院均表示不滿。
我一向反對增刪之前寫下的文章，或是修改它們。我也不會把刪去的東西加上來以滿足所謂的字數要求，重要的觀點和想法是必然要保留的。3用新聞體寫作有很多優點，字斟句酌，言簡意賅，突出時效，又沒有學術寫作的諸多繁文縟節。在寫這些文章的時候，我總是會引入一些時新的討論，而又謹記除此之外要將更深層次的信息傳達出去。我希望這本書能在這些宏闊的主題上表達得體。
作為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我很少寫專欄。而直到世界報業辛迪加在2000年邀請我的時候，我才開始每月按時為他們寫作專欄。這項任務讓我極大地增加了對那些每周寫一到兩篇專欄的人的尊敬。相比而言，每個月寫一篇專欄則是有很大選擇空間的。在每個月中世界發生的諸多經濟大事里，總有一個是最值得關注并能夠傳達更多信息的。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有4項社會的核心元素造成了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當中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平等現象，即這條巨大的鴻溝：一是管理不善，二是經濟全球化，三是州政府的角色問題，四是市場的問題。就像這本書中所展示的那樣，這4個元素互相關聯。不斷增長的不平等與宏觀經濟的問題、2008年經濟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大衰退之間，前者既是后三者的原因，又是它們的結果。不論全球化帶來了多么迅速的增長，它仍舊加劇了不平等，而正是如此，我們對全球化的管理開始產生了不妥之處。對我們自身經濟和全球化進程的管理不善反過來又和我們政治體系中的特殊利益群體產生了關聯。我們的政治體制越發代表那1%的群體。但是當政治成為我們當前問題的部分原因時，我們只能通過政治來尋找這些問題的解決之道，因為市場自身是不能解決這些問題的。不受約束的市場只能帶來更多的壟斷、更多的金融行業違規和更不穩定的貿易關系。只有通過民主機制的改革，即讓政府對全體人民負責，更多地反映全體人民的利益，我們才能彌合這條巨大的鴻溝，讓國民共享、國家繁榮。
本書中的論文分為8個部分，每部分有一篇小的介紹性文章導入，以介紹該部分寫作的背景，或是談論一些在這些文章中未能詳談的問題。
我將以“序幕：裂痕初現”開始。在經濟危機前的幾年，我們國家經濟的領導者（包括前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夸口說新的經濟模式能夠使我們避免先前危害我們經濟的經濟波動，這所謂的偉大的改進能夠讓我們進入低通脹率和“高”增長率的新時代。但稍稍靠近一點看，就能發現這堂皇宣言的背后是大規模的經濟管理不善和政治腐敗（其中的一部分在安然丑聞中暴露出來）。更壞的是，經濟的增長成果并沒有由大多數美國人分享，巨大的鴻溝只是日漸加深。這一章中將描述經濟危機的產生以及它的后果。
在第1章將介紹一些關于不平等的關鍵問題（包括《名利場》雜志中刊登的《百分之一——其人、其行、其利》和《紐約時報》中“巨大的鴻溝”系列的開篇文章），之后我將在第2章用兩篇文章回憶我早期是如何對這些問題產生了興趣。第3、4、5章將會闡述不平等的測度、原因及結果3方面的問題。第6章中我將集中討論對于一些核心政策的看法。第7章中我主要關注的是其他國家的不平等情況以及針對這一問題的政策設計。最后，第8章我將探討當今美國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勞動力市場的積弱。我在這一章中提出了我們如何能最好地解決勞動力與市場的問題，以及如何讓他們在體面的工作崗位上拿著合適的工資。后記包括了和《名利場》編輯卡倫·墨菲的一篇訪談，其中談到了一些在不平等的討論中被反復提到的問題，比如：美國在哪一步走錯了？那1%的人不是創造就業的人嗎？如果社會更加平等最終是否還是會傷害到那99%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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