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型社會組織發展模式研究》選擇以政治嵌入為分析視角，從策略建構、制度安排、社會組織反應以及應用價值等四個方面對引導型社會組織發展模式進行了系統化理論建構。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世界經濟、社會的轉型所引發的“全球結社革命”推動了社會組織在世界范圍內迅猛發展。幾乎同一時期，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大幕，社會組織也獲得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社會組織因其具有不同于政府、營利組織的獨特優勢，在民生訴求的反映、公共服務的供給、社會矛盾沖突的調解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正逐步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主體。
目前，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中國的發展理念、發展道路、發展走向，因此，著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以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已成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要求。本書是就講好社會組織發展的“中國故事”而展開的一種學術形式嘗試。其實，對于中國社會組織的發展邏輯，無論是法團主義模式還是自由主義模式都面臨著解釋困境。本書中，作者通過對一個地區社會組織發展實踐的研究，發現了當代中國一個具有特色的社會組織發展模式正在形成，并將其稱之為“引導型社會組織發展模式”。這是依據中國本土經驗而生成的發展模式，它不同于傳統法團主義或自由主義模式，有其自身獨特理論內涵，并對中國社會組織發展邏輯進行了清晰表達。
一直以來，關于“發展模式”的研究，多以“歐美模式”為標桿，而缺乏對西方之外特別是趕超型現代化國家社會變遷與轉型及本土經驗的真切把握。本書作者以一個地區的社會組織發展為典型個案，通過長期的觀察與思考、深入的調查與分析，展示了在劇烈社會變遷過程中社會組織的發展邏輯，概括和提煉出社會組織發展經驗，分析了生成社會組織獨特發展路徑的土壤。由此，實證研究構成了本書一大特色，這有助于深刻把握社會組織發展的本土經驗與實踐邏輯。
本書視野寬廣，邏輯嚴密、分析透徹。既有縱向的歷時性分析，也有橫向的比較分析；既關注模式的“生產過程”，又對模式作出了理性探討；既有事實的講述，又有理論的分析。其中關于模式何以可能、理論內涵、困境問題及其未來走向的探討，引人深思，許多話題仍值得學界進一步展開深入思考。
李瑜青
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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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夢成，安徽金寨人，中共上海市浦東新區區委黨校副教授，社會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中國民主與法治建設，社會組織發展與管理。在學術刊物上公開發表論文30余篇，參與撰寫著作2部，主持和參與市級課題2項，市黨校系統課題5項。
第一章 引言
一、 問題提出及研究意義
（一） 問題提出
（二） 研究意義
二、 文獻綜述
（一） 國外關于社會組織的研究
（二） 國內關于社會組織的研究
（三） 研究不足及趨勢述評
三、 理論視角與研究方法
（一） 理論視角
（二） 研究方法
四、 概念界定與研究內容
（一） 概念界定
（二） 研究內容
第二章 浦東新區區情及引導型社會組織發展模式由來
一、 兩次歷史機遇與浦東新區社會組織發展
（一） 浦東新區的區情
（二） 浦東新區社會組織發展概況
二、 浦東新區形成新模式的基礎背景
（一） 社會事業開發的繁重任務
（二） 社會事業管理格局困境的突破
（三） 體制機制創新的歷史使命
（四） 勇于創新的開發隊伍
三、 探索歷程
（一） 組建承接政府管理職能的"載體"（1993-1995）
（二） 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服務（1996-2000）
（三） 培育專業化的社會服務機構（2001-2004）
（四） 營造社會組織發展的整體環境（2005年至今）
小結 浦東新區形成新模式的動力與條件
第三章 利弊權衡：引導型社會組織發展模式策略建構
一、 社會組織發展的驅動因素
（一） 快速城市化導致社會需求急劇增加
（二） 地區間經濟社會建設競爭的壓力
（三） 國家政策的宏觀激勵
（四） 國外先進理念與實踐的示范
二、 社會組織發展的制約因素
（一） "小政府、大社會"體制運行困境
（二） 重管理的國家微觀制度與政策
（三） 社會組織自身發育不良
三、 利弊界定：政府權衡的關鍵因素
（一） 社會組織發展的實際收益
（二） 社會組織發展的潛在風險
四、 策略建構：引導社會組織發展
（一） "引導"的涵意
（二） 引導的策略
小結 為何引導：平衡收益與風險之間的張力
第四章 柔性運行：引導型社會組織發展模式制度安排
一、 發展空間讓渡：公共部門的改革
（一） 理論基礎與設想
（二） 改革的實施路徑
（三） 改革的困境與問題
（四） 以"增量改革"推動"存量改革"：再改革的思路
二、 政府資源支持：新型政社合作關系的構建
（一） 何謂"新型"
（二） 理論依據與現實基礎
（三） 機制與載體
（四） 政府資源選擇性支持邏輯
三、 社會系統支持：社會資源的動員
（一） 社會資源的支持作用
（二） 社會資源動員的手段
（三） 社會資源動員的困境
（四） 再完善的思考
四、 柔性化管理：過程監管機制的建構
（一） 登記管理體制的謹慎改革
（二） 規范化評估的正面激勵
（三） 全面規范化建設的倡導
（四） 樞紐型社會組織的分類管理
（五） 社會組織黨建的政治引領
小結 嵌入：發揮黨政資源的顯性與隱性功能
第五章 社會組織適應性反應：引導型社會組織發展模式同步效應
一、 社會組織生存的新環境
（一） 選擇性的政府放權
（二） 關鍵性公益資源的政府控制
（三） 結社自由權的適度限制
（四） 多元化的監管手段
二、 社會組織內部運作的適應性反應
（一） 迎合政府偏好的功能定位與類型選擇
（二） 符合政府期望的能力建設
三、 社會組織外部運作的適應性反應
（一） 獲取政府的特殊信任
（二） 順應政府需求的變化
小結 受嵌：社會組織的政治關聯與功能失調
第六章 政社合作治理：引導型社會組織發展模式應用價值
一、 合作治理基礎條件的實現
（一） 合作信任基礎的確立
（二） 社會組織"質"與"量"的發展
二、 合作治理共識的形成
（一） 政府職能轉變：政府"退位"與社會組織"補位"
（二） 公共服務供給方式：政府"掌舵"與社會組織"劃槳"
（三） 公共服務供給方案：政府決策與社會組織參與
三、 合作治理實踐的展開
（一） 政府"單中心"供給公共服務格局的改革
（二） 社會組織協調復雜利益矛盾優勢的利用
（三） 行業協會承接政府轉移職能的探索
小結 實踐趨向：黨政主導的參與式治理
第七章 結論與討論
一、 模式何以可能：中國社會發展的"特殊性"
（一） 先整合后分化的現代化路徑
（二） 富有歷史使命的全面領導的執政黨
（三） 前所未有的社會轉型
二、 比較分析：模式的理論內涵
（一） 時代背景與問題指向
（二） 制度特色與發展路徑
（三） 國家與社會組織的功能與角色
（四） 運行支點與結構關系
三、 困境與問題：尚未定型的模式
（一） 政府介入與組織自主性
（二） 執政黨外部進入與組織內部排斥
（三） 組織化利益表達與社會穩定
（四） 法外組織與法律規制
四、 未來走向：建立現代社會組織體制
參考文獻
《引導型社會組織發展模式研究》：
�。�1）機制創新：政府購買公共服務
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是全球新公共管理運動中出現的一個重要趨勢。20世紀70年代末，由于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政府職能擴張的弊端和矛盾日益突出、財政支出壓力、影響社會活力、官僚主義、浪費和效能低下等一系列問題日益尖銳，以至于各國普遍出現了所謂的財政危機、管理危機、信任危機，改革呼聲越來越高。于是1979年英國率先開始改革，美國緊隨其后，很快形成了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浪潮，其廣泛性、全面性和深刻性可謂前所未有，不僅幾乎所有國家都被卷入其中，而且行政體制和管理方式的所有方面幾乎都被重視。這次改革的重要特征，就是向“小政府”和承認市場價值回歸。例如，在最先發起改革的英國，差不多用了10年的時間對各個政府部門的每一項職能逐一進行審議。首先評議是否必須由政府承擔，能否交給市場和社會；如果必須由政府承擔，能否采用委托或購買服務的方式；如果前兩項都不行，必須由政府直接承擔和管理的，主管部門要提出改進管理、提高效率的幾套對比方案供評議選擇。經過這樣一個過程，他們把原來只占政府工作5%的決策工作留在了政府，把原來占政府工作95%的執行工作全部通過委托、出租、采購等購買服務的方式交給了社會；監督方面的改革，主要通過承接機構與政府公開簽訂合同和向社會公開承諾服務標準、質量的方式把日常監督交給社會公眾；同時通過招標采購的方式委托專業機構進行績效評估。
政府購買社會組織公共服務是政府支持社會組織的一種重要形式。盡管這一方式指向的直接目標是公共服務，但客觀上使社會組織獲得資金從而減輕其資金短缺的壓力，并一定程度增強了社會組織生存發展能力。其實，從世界范圍講，所有社會組織收入的34%來自公共部門方面，是政府機構或準政府機構通過撥款或合同或報銷的方式來實現的。在健康和社會服務領域的社會組織，主要收入來自公共部門的支持，而不是收益或收費。政府為健康領域的社會組織提供了一半資金。社會服務組織的收入中，來自政府的支持占其資金來源的42%，收費收益占38%，私人慈善占19%。而在政府主導模式的國家，社會組織收入的最大來源是國家公共部門的支持。這種狀況在西歐發達國家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非常明顯。但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與西歐國家有所不同�！暗湫汀钡纳鐣＠麌业奶卣魇钦峁┮徽椎纳鐣＠⻊�，西歐國家并非如此，它們更多的是創造一種福利伙伴關系，由政府來資助福利服務，但卻高度依賴社會組織來提供服務。因此，社會組織不僅不是被取代，政府資助的社會福利反而有助于激勵它們的增長。因此，不難理解這些國家擁有的社會組織比較大。數據表明，政府是其社會組織發展和壯大的主要源泉。
政府之所以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一方面是源于社會組織的特性。社會組織以公益為目的，且具有非營利性，提供社會公共服務是其重要功能之一，政府資助和支持社會組織，有助于提高社會組織的服務能力，改進公共服務的提供。另一方面，則源于社會組織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具有相對于政府部門的優勢。社會組織其組織結構的彈性，管理與運行的靈活性，貼近基層和公眾的草根性，對公眾需求反應的及時性等特點，使其比政府部門提供公共服務更有效率和效益，更能夠滿足公眾需求的多樣性和異質性。同時，與企業相比，其公益的宗旨和非營利的約束，使其更能保證公共服務的質量品質和公益性。
其實，中國政府購買社會組織公共服務動機主要在于改變公共服務由政府壟斷單一供給的傳統模式，引導社會資源參與公共服務供給，來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再者，通過競爭機制的引入，以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和效益，改變公共服務中成本高、效率低、質量低和群眾滿意率低的現象。
中國政府購買社會組織公共服務應該說是發端于浦東新區。1996年，上海市基督教青年會接受浦東新區社會發展局的委托將一個新建小區工建配套設施改造成社區中心——羅山街道市民會館并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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