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參與：私人利益與公共行動/現代政治經濟學前沿譯叢》作者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政治經濟學問題：人們為什么有時候會積極參與像游行、示威、罷工這些公共活動，而有時候卻把時間投入到私人事務中？他發現了這個在私人參與和公共參與之間的循環，即人們有時候會將幾乎全部時間投入到私人事務中，有時候會拿出較多時間參與公共事務，并重點對原因加以解釋。他給出了一個看上去簡單，但卻非常重要的解釋：失望。赫希曼通過引入失望概念解釋了私人一公共一私人的循環。
赫希曼是當代偉大的知識分子之一,其著作改變了人們對經濟發展、社會形勢和人的理解。本書通過公眾在私人領域的失望和公共領域的失望，解釋了從私人參與到公共場所參與有回到私人參與的循環過程。作者通過淺顯易懂的語言解釋了許多重要的問題。
對像溫度這類物理現象的估計，背景很重要。例如，哈瓦那的居民在11月份攝氏15度的日子會感覺非常寒冷；而同樣攝氏15度對于2月份赫爾辛基的居民而言卻是舒適的。當我們評價自己擁有的物品時，背景也同樣重要。因此，140平米的房子對郊區最上層中間階級的居民而言會小得不舒服，然而對相鄰城市中的貧窮居民而言卻異常寬敞。不按照這些方式理解“背景非常重要”的分析家會發現，要理解或解釋許多普遍的行為是困難的。
批評家經常抱怨新古典經濟理論完全忽視了社會背景的作用。作為回應，許多經濟學家引用了博弈論的最新成果。在這些著作中，明確假定人們會對其他人將如何解釋以及將如何作出反應進行預期，并且在他們自己做決策時考慮這些反應。實際上，這一步是對早期著作的一種完善，那些早期的著作假定決策者完全忽視其他人。即便如此，它仍然構成了社會相互依賴這一受到嚴格限制的概念。
在最近的一次研討會上，當主流理論家描述下面的兩人博弈時，提供了其如何受限之一瞥。試驗者給參與人A10美元，并且要求參與人A在兩個提議中選擇，在他自己和參與人B之間分享這10美元：（1）每人5美元；（2）自己9美元，參與人Bl美元。一旦參與人A作出了選擇，參與人B要么選擇接受，則博弈結束，每個參與人得到提議的份額；要么選擇不接受，則兩個參與人什么也得不到。發言者解釋道，新古典經濟理論預言參與人將提出9美元／1美元的分配方案，因為對參與人A而言9美元優于5美元；并且理性自利的邏輯將使他認為參與人B會接受這個提議，因為得到1美元將比什么也得不到要好。“實際上，大多數人不是會拒絕這樣的單方提議嗎？”坐在聽眾席上的一位研究生問道，他意識到對參與人B來說，1美元的吸引力要依據他所處的背景來決定。發言者回答道：“但那僅僅是個惡意的做法！”他明顯感覺到自己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問題是在全世界的實驗室試驗中，參與人A很少會作出預測中的單方提議，并且當他真這樣做時，參與人B通常會拒絕。
如果我們相信人們在這種情況下對他們自己動機的描述，那么像惡意這樣的東西在他們的拒絕中確實起了一定的作用。現在的年輕經濟學家好像并未因這種動機在社會行為中表現出的可能性而感到震驚。相反，這群人中的某些聰明者——包括最近享有很高專業聲望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得主——正在盡力拓展理性經濟模型以包含它們。
事情并不總是如此。20年前，經濟學專業最有成就的一些成員勉強承認，人們在某種顯著的程度上偏離了狹隘的理性選擇模型的預期。
艾伯特.O．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1915年生于德國柏林。1941年移民美國，先后在伯克利、耶魯、啥佛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1974年加入普林斯頓大學高級研究所。赫希曼一生著述頗豐，以英語出版的著作有14部，以其他語言出版的有10部，大多數著作被譯成多國語言，如《經濟發展戰略》被譯成十多國語言。
艾伯特·O．赫希曼和《轉變參與——私人利益與公共行動》
序言：關于艾伯特·O．赫希曼《轉變參與——私人利益與公共行動》出版20周年
前言
引言：私人一公共循環？
第一章 論失望
失望在偏好變化中的作用
嚴肅對待失望
第二章 消費者失望的各種類型
真正日用品的特權地位
耐用消費品
服務
第三章 對新增財富的通常敵視
來自18世紀英國和法國的歷史證據
反對新產品的多方面案例
第四章 從私人關注轉向公共舞臺(一)
對消費者失望的退出和呼吁反應
解釋生活風格的變化：意識形態和二階意志
第五章 從私人關注轉向公共舞臺(二)
集體行動和回應
為什么搭便車遭到唾棄？
第六章 參與公共生活的挫折(一)
我們想象力的貧乏
過度承擔義務與沉溺
第七章 參與公共生活的挫折(二)
投票的參與不足
有關普選權起源的歷史離題
第八章 私有化
腐敗
暴露出來的公眾德行
私人領域的吸引力
結論
術語與人名對照表
《轉變參與：私人利益與公共行動/現代政治經濟學前沿譯叢》：
其他社會科學家已經對這種模型化人類尋找滿足和幸福的方式提出了批評。首先，他們對把所有搖擺尾巴的動物都弄成狗的經濟學家提出了責難，這些經濟學家將適合市場的分析拓展到了所有其他人類行為。他們的研究表明：“商品本身以及購買他們的收入，跟使人們幸福的東西——自治、自尊、家庭幸福、放松壓力的閑暇、友情——只有非常弱的關聯。”其次，貨幣和非貨幣需求不僅難以區分，而且社會安排通常只有特定的影響和大概的目的，像崇拜、悲慟、串門、參與公共事務（通過選舉和其他方式）與創造收入的活動或消費活動不可比——確切地說，剛剛列出的這些非貨幣活動中的大多數是作為義務構造出來的。換句話說，我們社會安排中的大部分意味著預防下面的情形：滿足在邊際上的等值是從我們的不同活動中得出的，而這正是經濟模型的癥結所在。
根據我的觀點，這種批評雖然有趣、貼切，但遠遠不夠。它仍然是從欲望全面排列的前提下得出來的，所有的人都迫切需要立即得到滿足。值得贊揚的是，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對人類欲望——且p“幸福”的基本構成要素——實際上如何形成比經濟學家要感興趣得多。《轉變參與：私人利益與公共行動/現代政治經濟學前沿譯叢》中，一般的程序是通過觀察和反省來研究社會背景和人類行為，勾畫出欲望構成的確切序列和層次，這些能夠對幸福的感覺作出某些重要解釋，包括從食物到友情和本質上值得的感覺，也包括從“擁有”（having）到“成為”（being）。許多對幸福構成的研究都是沿著這條思路進行的，特別是自從社會學家發現詢問人們是否幸福（以及現在是否比以前幸福等）是可能的，這種發現不僅與收入還與大量的諸如自治、自尊等其他變量聯系起來是可能的之后。
這些研究的麻煩在于，它們讓人很接近經濟學家的最初假定，即消費者自己具有大量的知道強度的欲望，而這些強度是他根據價格調整的。經濟學家和研究幸福的社會學家們都按照追求一系列固定目標或者按照一系列他們知道的價值操作的個人來思考問題。現在，對我來說，這一點好像是男人和女人們行事方式的一種錯誤觀念。在這《轉變參與：私人利益與公共行動/現代政治經濟學前沿譯叢》中，我盡力解釋的世界是這樣一個世界，人們認為他們想得到某物，就可以得到它；使他們沮喪的是，發現他們不想要他們想的那么多或者一點也不想要，或者他們一點不知道的其他東西才是他們想要的。我們從來沒有按照某些心理學家建立起來的欲望的綜合層次行事，這些心理學家研究了人類的各種追求和“需要”，但是在我們現實存在的任何一點上——并且對整個社會通常也是正確的——我們追求一些可以被其他目標代替的目標。
這就是我在《轉變參與：私人利益與公共行動/現代政治經濟學前沿譯叢》中使其盡可能可以理解的過程。我認為這是本研究的一個重要局限。在《轉變參與：私人利益與公共行動/現代政治經濟學前沿譯叢》中，我只處理了從私人消費目標向為公共利益行動的轉變，或者相反的轉變。當然，還存在其他一些轉變，比如從收入最大化到尋求不同形式私人幸福的轉變，這些私人幸福是通過家庭和朋友的培育或者其他“后物質主義”的生活方式[15]實現的。但是，我有兩個觀點修正了把我自己限制在私人一公共一私人循環中的決定。首先，需要從某個地方開始進行；我給自己設定的任務是如此精妙和費勁，以至于我不能夠從任何一個地方立即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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