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積聚三十多年心血之作，完整而又巧妙地梳理了德國浪漫派的歷史，“細致入微”而又“宏闊之至”。使讀者既能深入到德國浪漫派諸派別其里，一窺各派別的細致“風貌”；又能延展至與德國浪漫派有關的同時代文學現象、文化思潮以及政治事件等廣闊視野里，*方位、多角度的把握這一文學現象。本書行文酣暢淋漓，嚴謹灑脫，趣味雋永，使德國浪漫派的靈性、自在盡現字里行間，十分具有可讀性。
作為一種資產階級文藝思潮，浪漫派政治上所追求的是自由解放，擺脫封建專制主義統治。啟蒙運動精神孕育下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是檢驗人們政治立場、思想傾向的試金石。1792 年，年方19歲的浪漫派作家蒂克在致友人的信里表示：“現在，我日夜思念著法蘭西，如果她遭殃，我就蔑視整個世界。” 隨著法國革命和戰爭的發展，戰爭與和平問題牽動著千百萬人的心，它成了街談巷議的話題和文人墨客寫作的主題。針對康德的論著《為了持久的和平》（1795），青年弗 ? 施萊格爾發表了他的重要政論文章《試論共和主義》（1796）。他從天賦人權的觀點出發，認為公民不僅享有立法權，也應擁有執法權，并且在無法忍受專制主義壓迫或者憲法遭到破壞時，甚至還有暴力反抗的權利。施萊格爾的文章不僅批判了康德的錯誤觀點，同時也反駁了英國政治家伯克（Edmund Burk）及其追隨者對法國大革命的攻擊。伯克在《反思法國大革命》（1790）一書里，以所謂暴力行為違反歷史發展規律和傳統為由，譴責法國大革命，鼓吹漸變式的改革。他的書譯成德文后，廣為流傳。人們曾認為它對德國浪漫派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使人們改變了對法國大革命的態度。弗 ? 施萊格爾這篇文章以及他在90年代寫作的其他論著，對事情的是非曲直作出了明確地分析和判斷。
藝術上，浪漫派向往創作自由，弗 ? 施萊格爾聲稱，浪漫主義文藝不受任何文藝法則制約，“詩人的‘專斷’，不容忍任何法規約束”，乃是浪漫主義詩歌的“第一條法則”。詩人諾瓦利斯本著啟蒙運動精神，提倡思想的獨立自主，他說：“理智不是要求人人都是他自己的立法者嗎？世人應該只服從他自己（制定）的法則。” 浪漫派并沒有讓他們的文藝主張停留在口頭或書面上，而是將其付諸實踐，在創作中，他們的確“獨斷專行”，隨心所欲。浪漫派之前的德國文學，存在理性化、教條化的現象和傾向。給人以索然寡味的感覺，除歌德、席勒等少數個別作家外，在國外影響寥寥。浪漫派給它“注入新鮮的血液”（梅林語），使之生機勃勃，富有魅力，從而改變了它的面貌和形象。
啟蒙運動思想家所確立的思想，尤其是事物不斷發展并日臻完善的觀念，也為早期浪漫派所接受。孔多塞關于人類社會能夠不斷進步和完善自身的理論，對19世紀的哲學和社會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在最后一部，同時也是最重要和最著名的論著《人類精神進步史梗概》中，闡明了人類社會可以不斷進步、日臻完善的觀點，要消滅民族之間和階級之間不平等的看法。這部論著的發表，特別是由于它產生的特殊背景（作者1794 年3月在獄中死亡前完成），在德國尤其在早期浪漫派中引起廣泛關注。如上所述，1795 年，在這部論著問世當年，弗 ? 施萊格爾就及時撰文熱情稱贊。他的胞兄奧 ? 威 ? 施萊格爾原來也打算撰文嘉許，論文雖然沒有寫成，但他1798年在《斷片》第195 則里對這位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和哲學家表示了敬意。正是在包括孔多塞在內的啟蒙運動思想家“不斷發展”的思想影響下，弗 ? 施萊格爾把浪漫主義文學稱為“漸進的詩”（progresive Poesie）。這位浪漫派理論家、代表人物之所以這樣說，顯然有他自己的道理。在他看來，世間萬事萬物，無不在不斷發展變化中，這個“發展變化”是無窮無盡的，盡善盡美的事物是沒有的，完美無缺的文藝作品也是不存在的。因此，浪漫主義的詩只能是“漸進的詩”。浪漫派把無窮無盡和永無止境（Unendlichkeit）看作自己所追求的藝術理想。這個理想蘊涵著事物不斷發展變化、永無止境的辯證法思想。弗 ? 施萊格爾給浪漫主義詩所下的定義，體現了浪漫派的藝術主張和理想。從上面的簡略敘述不難看出，浪漫派的某些見解同啟蒙運動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早期浪漫派不僅繼承而且發揚了啟蒙運動精神。漢斯 ? 馬耶爾在《不幸的意識》（1986）中評論盧卡契對浪漫派的評價時指出： 盧卡契否定了浪漫派繼承歌德以及德國啟蒙運動某些基本立場的歷史合理性，他不僅把啟蒙運動與浪漫派看作是尖銳對立的，“而且與馬克思不同，他未看到恰恰在德國歷史思維上，浪漫派作家與啟蒙運動的基本觀念相比，是一個重要進步；他未看到啟蒙運動的，因而也是資產階級的某些自由解放的科學原則，不是經過德國古典文學，而是首先經過早期浪漫派獲得繼續發展的。” 雖說浪漫派與啟蒙運動有著繼承關系，但毋庸諱言，兩者在下列問題上也存在矛盾： 其一，在宗教問題上；其二，在理智同情感和幻想的關系上；其三，在早期浪漫派作家同一些后期啟蒙運動者的關系上。
在宗教問題上，浪漫派作家同啟蒙運動者發生了嚴重的碰撞。他們對“正教”（Positive Religion）情有獨鐘。早期浪漫派圈內的基督教神學家、現代基督教新教神學締造者施萊爾馬赫，在關于宗教問題的演說里堅決捍衛“正教”，攻擊啟蒙運動者把“自然教”（Natürliche Religion）當成真正的宗教。在他看來，自然教“只是個微小和單薄的宗教”，很少顯示出虔誠來。因此他責怪啟蒙運動者只重視自然教而憎恨正教。 諾瓦利斯在他的《基督教或者歐羅巴》里嚴厲批判了啟蒙運動，說它對天主教的憎恨“逐漸上升為對圣經，對基督教信仰，最終甚至上升為對宗教的憎恨”。
正是啟蒙運動使世人從教會的監督下，從宗教的思想牢籠中解放出來，從而為浪漫派的產生創造了必要的前提。然而浪漫派在享受啟蒙運動恩惠的同時，卻也付出了代價，亦即失去了同基督教的聯系。可是，教會是不允許浪漫派所追求的那種不受任何約束的思想自由存在的。施萊格爾兄弟、諾瓦利斯和施萊爾馬赫等人，既要享受那樣的自由，卻又不愿失去同教會的聯系，于是便試圖另起爐灶，獨自創造一個宗教。事實表明，他們的創建計劃無非是一紙空文。這樣，1808 年，在諾瓦利斯逝世（1801）數年后，弗 ? 施萊格爾終于皈依了天主教，其他早期浪漫派作家隨后也相繼投入天主教的懷抱。這意味著他們同啟蒙運動的精神漸行漸遠。隨著早期浪漫派在19世紀初年的解體，浪漫派開始向后期過渡。
早期浪漫派與后期浪漫派的一個區別，反映在對待啟蒙運動的態度上。同早期浪漫派相比，后期浪漫派對啟蒙運動的譴責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艾興多夫對啟蒙運動的看法和態度在文學界比較典型。他在其《18 世紀小說同基督教的關系》（1851）一書里，對啟蒙運動進行了全面的攻擊，這位詩人持這樣的態度并不奇怪，因為他是個天生的天主教徒，判斷問題的是非曲直總以天主教信仰為準繩。據稱，他之所以敵視啟蒙運動，是因為啟蒙運動“導致蔑視任何正教特別是天主教”。在他看來，啟蒙運動的罪惡在于：“啟蒙運動最終的后果……乃是而且無非是生活的漸漸終結”，家庭被“腐蝕”，國家遭“蠶食”，在“日甚一日的粗野的和日益強烈的破壞欲中，上帝終將被取締”。
在如何看待理智同情感和幻想的關系上，浪漫派作家與啟蒙主義者再次狹路相逢。如上所述，浪漫派重主觀，厚情感，愛幻想。啟蒙運動崇尚理性主義和理性至上，這自然引起浪漫派的反感和非議。在他們看來，理性主義乃是文藝之大敵，它勢必扼殺文藝，使之枯燥乏味，喪失魅力。諾瓦利斯在《基督教或者歐羅巴》一文中抱怨說，一些啟蒙運動者“孜孜不倦地把文藝從自然中，從大地上，從人的靈魂和科學中清除出去。—根除神圣的任何痕跡，通過冷嘲熱諷使人們對一切動人的事件和人物的懷念變得興味索然，拆除世界上一切五光十色的裝飾……”
此外，在處世哲學問題上，早期浪漫派同一些“平庸淺薄”的后期啟蒙主義者（如弗 ? 尼古拉、卡 ? 戈 ? 萊辛、梅克爾）也發生了沖撞。以尼古拉為首的這伙“平庸之輩”所倡導的健康理智、中庸之道和功利主義這類說教，令浪漫派作家極為反感。這幫“凡夫俗子”竟敢援引萊辛的精神，甚至竟敢將這位德國啟蒙運動代表人物抬舉為“平庸啟蒙運動的英雄”（Held der seichten），更令他們怒火中燒。在他們看來，“平庸的啟蒙主義者”與鼠目寸光、因循守舊、熱衷于中庸之道和囿于平凡瑣事的市儈是一路貨色，理應受到口誅筆伐。弗 ? 施萊格爾在著名的《論萊辛》（1797）一文中，對這伙“平庸的啟蒙主義者”進行了尖刻的批判，以捍衛真正的萊辛精神，他說：“的確，倘若萊辛重返人間，看到人們不厭其煩地贊美那些他本人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加以否定的東西，看到人們懷著片面和不公正的偏愛，只是分析和頌揚他本人竭力給予最低評價，并且較少談論的那些東西，與此同時，卻根本不愿意和不能夠覺察到他的言論、評論中最獨特和最重要的地方，看到這些，他即使不感到驚訝，也會感到奇怪，他會露出并非毫無反感地微笑！”
弗 ? 施萊格爾接著指出：“恰恰是他生前曾經竭力抨擊的那些詩壇上中庸之道的衛士們（Mediocristen）、文壇上的穩健主義者和一知半解的頂禮膜拜者，竟敢將他美化為中庸之道的名流……仿佛他是他們中的一員！對此他肯定會感到吃驚的。”
對待啟蒙運動參與者，浪漫派善于根據其不同言行和表現，區別對待。對于尼古拉等一些“平庸的啟蒙運動者”，他們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痛斥，而對于歐洲的偉大啟蒙運動者諸如伏爾泰、狄德羅、達朗貝，他們十分敬佩和稱贊。諾瓦利斯就把伏爾泰尊為“最健康、最有教益的作家”。當然，他們也很賞識本國的門德爾松和康德關于啟蒙運動的論著。對德國啟蒙運動的旗手萊辛，他們推崇備至。在德國作家中，弗 ? 施萊格爾格外賞識的除格奧爾格 ? 福斯特，就是萊辛。他把這位德國啟蒙運動代表人物譽為“民族和時代的真正作家” ，屬于“革命英才”之列。他特別贊賞萊辛的個性和人格，稱他具有“可敬的剛強的原則性”，有“偉大、自由的生活作風”，有“最勇敢的獨立自主”精神。
《跳蚤師傅》手稿在法蘭克福出版商維爾曼斯處被當局查出。卡姆普茨隨即向內務部頭子弗 ? 馮 ? 舒克曼控告作者“違背紀律”，“公然粗暴地誹謗一位行政官員”。舒克曼在致首相哈登堡的公函中稱霍夫曼是個“玩忽職守、極不可信、甚至是危險的行政官員”，并聲稱要把霍夫曼此前在“直調會”任職審案中的態度，以及當年在波茲南用漫畫諷刺當地普魯士駐軍的事件一并進行清算。1822 年2 月7 日，怒不可遏的普魯士國王下令，24小時內務必審訊霍夫曼。2 月8 日，醫生海 ? 邁爾對霍夫曼的健康狀況作出結論，斷定他沒有出庭受審的能力，這才使這位生命垂危的患者得以幸免。
《跳蚤師傅》后來雖然發表了，但經過當局審查機構的刪節，已變成面目全非的東西。那些揭露卡姆普茨一伙辦案中弄虛作假，惡意誣陷的章節被抽了出來，一直封存在普魯士檔案館里，直到1905年才被發現。《跳蚤師傅》的原稿于1908 年（一說1906 年）公開發表后，霍夫曼晚年的政治思想狀況才為世人知悉。歌德時代的中篇小說（Novelle），多以故事的“新奇”和“聞所未聞”為主要特征。霍夫曼發展了這些特征，使之具有了神秘莫測和令人恐懼不安的色彩。中短篇小說在他的整個文學創作中占有獨特地位，它們大多收入《仿卡洛風格的幻想作品》（1814）、《夜譚》 （1816 — 1817）和《謝拉皮翁兄弟》 （1819 — 1821）等3個多卷本小說集里。此外還有個集子名為《最后的小說》，收入了他的14個中短篇作品。這說明在霍夫曼文學創作中，中短篇小說數量占有很大比重，雖說它們并非篇篇都是精品，卻不乏膾炙人口的名優佳作，諸如：《 騎士格魯克》《除夕之夜的離奇經歷》《賭運》《斯居戴里小姐》《德 ? 拉皮瓦埃迪爾侯爵夫人》《虱子海瑪托哈》《美麗的曼陀羅》和《表兄的樓角窗口》等。
《騎士格魯克》 （1809）是霍夫曼的處女作，這是一篇文學隨筆，描寫故事的敘述者“我”同早已亡故的德國18世紀作曲家克里斯多夫 ? 格魯克（1714 — 1787）于19世紀某年一個秋日在柏林的“奇遇”。“我”所遇見的這個人雖說舉止古怪，但他的藝術見地不凡，因此“我”樂意了解他，并跟隨他去了他的住處，欣賞他彈唱《阿爾米達》 （格魯克的代表作之一），但他始終不知道這個怪人姓甚名誰。臨別時，怪人才自報家門稱“我是騎士格魯克”。作品通過這個怪人的言論批判了當時的藝術現狀、批判了音樂界的半瓶醋水平。在作者看來，他的主人公雖然舉止古怪，其藝術追求卻是高尚的，在他身上體現了真正藝術家的氣質。今日的讀者閱讀這篇小說，一定會想到安娜 ? 西格斯描寫卡夫卡與果戈里在布拉格“奇遇”的故事，作者仿效霍夫曼，讓不同國度，不同時代的作家奇跡般地坐在一起，議論文學領域的是是非非。由此可見，霍夫曼小說藝術的影響是多么久遠。
《除夕之夜的離奇經歷》 （1815年春）是霍夫曼受到密友沙米索《彼得 ? 施萊米爾奇遇記》 （又名《失去影子的人》，1814）的啟發而創作的。《彼得 ? 施萊米爾奇遇記》寫一個窮愁潦倒的年輕人外出謀生時，被一個魔鬼裝扮的人所迷惑，用自己的影子去換取對方的魔袋。雖然他從此要什么有什么，頓時成了富豪，但因為沒有影子而處處遭人嘲笑，不敢白天和月夜外出，而且還失去了女友。《除夕之夜的離奇經歷》的主人公施皮克爾，是一個已婚德國畫家，同樣受到幽靈的捉弄，使他如醉如癡地愛上天仙般美貌的女子朱麗塔。除夕之夜他與朋友來到意大利的佛羅倫薩，在這里他又見到自己夢寐以求的情人。歸國時，他愿意把自己鏡中的影像留給對方，以表示其愛的真誠。從此他因為沒有鏡中的影像而墜入無邊的苦海，處處遭人嘲笑，還被妻子拒之門外。絕望之際，他表示愿意把自己的身體、生命和靈魂獻給朱麗塔，以換回自己的鏡中影像。朱麗塔要求他向自己和她的一個神醫朋友發誓，斷絕與其家庭的關系，永遠忠于自己。正當他用鮮血書寫誓言時，他的發妻闖進來，警告他不要上當。這時他才恍然大悟，迷途知返，扔掉紙和筆，怒斥對方是地獄中的惡棍。朱麗塔和她的神醫朋友頓時消逝。施皮克爾的荒唐行為得到妻子的諒解，不過他仍然需要找回自己的鏡中影像。小說的結尾頗為耐人尋味，施皮克爾外出尋找自己的鏡中影像途中，遇見了為失去自己的影子而苦惱的彼得 ? 施萊米爾。兩人結伴而行，但動機各異，前者想得到后者的鏡中影像，后者則想得到前者的影子，但結果事與愿違，兩人的希望都成了泡影。這樣的結局似乎表明，蒙受黑暗勢力捉弄的人，雖然迷途知返，但卻苦海無涯。
《賭運》 （1818 — 1819）的故事圍繞著一個騎士的賭博運氣和冒險經歷展開。騎士梅內爾原先鄙視和厭惡賭博，涉足賭場后卻成了狂熱的賭棍。運氣總是與他相伴，因而賭運亨通。他逢賭必贏，很快就成了巴黎最富有的人。后來頭上的“吉星”離他而去，變成逢賭即輸。末了，不僅把全部家財輸光，而且還賠上了夫人。小說通過騎士梅內爾這個人物，揭露和批判了賭博的危害： 它使人喪失良好的品德，甚至失去人性，變成冷酷無情的人，最終傾家蕩產、家破人亡、身敗名裂。《賭運》屬于歐洲和德國傳統的框架結構小說之列，如《一千零一夜》、博伽丘的《十日談》、歌德的《威廉 ? 邁斯特》等。所謂框架結構小說，是一種傳統的文學形式： 一篇小說插進一個或多個故事，或者說，一個故事引出一個或多個故事來。霍夫曼的《謝拉皮翁兄弟》中的一些作品，所采用的就是這種框架結構形式。《賭運》是一篇構思巧妙，情節引人入勝的小說。
中篇小說《斯居戴里小姐》 （1819）在霍夫曼最著名的小說集《謝拉皮翁兄弟》中占有特殊地位。近兩個世紀以來，它被不斷重版，還多次被改編成戲劇或廣播劇，成了作者傳頌最為廣泛的作品，對它的介紹和評價需要多花費一些筆墨。小說以17世紀路易十四統治時期的巴黎為背景，寫一個古怪藝術家的離奇故事。金首飾匠卡迪亞克為無法克制的占有欲驅使，經常深夜外出謀殺他的顧客，奪回已賣出的首飾，致使全巴黎籠罩在一片恐怖之中，連女作家斯居戴里小姐也被卷入刑事案件中來。卡迪亞克在一次作案中被人刺死，巴黎人終于結束了多年來的恐懼與不安。
這篇小說被人稱為“真正謝拉皮翁式的小說”，這是因為它既有歷史依據，又是想象的產物，這就是說，從小說創作所依據的素材與構成的成分來看，它是歷史事實與作家幻想結合的產物。霍夫曼一生未曾到過巴黎，對100多年前的巴黎社會與法國宮廷生活并無直觀的了解。但他涉獵過大量有關的歷史文獻和資料，諸如伏爾泰的文化史巨著《路易十四時代》 （1751）、法國學者皮塔瓦爾的《獨特稀奇的訴訟事件》 （德文先后出版于1782；1792 年）等，特別是德國歷史學教授瓦根賽爾的《紐倫堡編年史》為霍夫曼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資料，他從中了解到法國女作家斯居戴里小姐的奇聞軼事，接觸到許多發生在當年巴黎貴族社會觸目驚心的訴訟案件。根據這些史料，霍夫曼為小說繪制了一幅現實主義或者近乎現實主義的社會歷史背景圖，并在此基礎上虛構了一個古怪藝術家的離奇故事。主人公卡迪亞克是個古怪的人，也是個狂人。他不僅外貌古怪，而且心靈和舉止也很反常。此人作為一個手藝人，“技藝十分精湛”，他不情愿也不能容忍自己的杰作落入他人手里。強烈的占有欲和變態心理，驅使他成為藝術狂人，墮落為強盜和殺人犯，最終落得個遇刺身亡的下場。小說在追溯“藝術狂人”瘋癲與犯罪原因時，提出了所謂生物遺傳學問題。作品把主人公的變態心理和無法克制的占有欲，歸因于母親懷他時一次可怕的外遇對胎兒產生的奇妙影響。也就是說，主人公的問題是遺傳的，天生的。這種神秘主義的解釋，這種宿命論觀點，流露了作者對主人公的同情和憐憫。其實，霍夫曼筆下的卡迪亞克，并非徹頭徹尾的壞人，而是個精神分裂、雙重性格的悲劇人物。
《斯居戴里小姐》產生于德國偵探小說的濫觴時期，比美國愛倫 ? 坡的《莫格街謀殺案》早25年問世，一些評論家稱它為德國文學史上“第一部重要的偵探小說”，對后世此類小說產生過一定影響。無疑，這部小說含有眾多偵探小說因素，諸如特定的故事背景、謀殺、偵探活動等，作者還運用了一些偵探小說的技巧，例如把無辜的人描寫成犯罪嫌疑人，把罪犯卻描成無可懷疑的人，還有暗示誰是案犯，等等，當然也還描寫了案情是如何查清與處理的。人們有理由將這樣一篇作品歸入偵探小說之列，但從小說內容和結構來看，它卻并非純粹的和典型的偵探小說。也許作者本來就不打算把它寫成這樣的作品，而是要借助偵探小說模式，通過扣人心。
……
《魔鬼的迷魂湯》 （Die Elixiere des Teufels）是一部以意大利為背景的小說，描寫一個年輕修士梅達杜斯因喝了“迷魂湯”，犯下累累罪行的故事。小說主人公梅達杜斯是個卡卜齊修道士，在好奇心驅使下，偷喝了修道院秘藏的“魔鬼的迷魂湯”，頓生邪念，愛上來修道院做懺悔的美貌少女奧萊麗。他在逃出修道院，尋找美貌少女途中，看見維克托林伯爵墜入山谷，而他自己因與伯爵容貌酷似，被人誤認為是維克托林，他則將錯就錯，冒充伯爵與他的情人歐菲尼廝混在一起。他發現歐菲尼的女兒就是他苦苦尋找的奧萊麗，可是歐菲尼和奧萊麗的哥哥卻千方百計阻撓他與奧萊麗尋歡作樂，一時氣惱便殺了歐菲尼和奧萊麗的哥哥。梅達杜斯行兇后遁入一位侯爵的府邸，不巧在這里他又遇見奧萊麗，作為兇手，他遭到拘捕。孰料他的那位“同貌人”維克托林突然出現，承認自己是殺人兇手。原來他雖墜入山谷，但并未死，只是失去理智，成了一個瘋瘋癲癲的人。梅達杜斯獲釋后，佯稱自己是萊昂納特，與奧萊麗相愛。他們結婚那天，梅達杜斯忽然看見，囚車押著維克托林去行刑，情急之中他高喊自己才是那個兇手。他意識到自己暴露身份，兇多吉少，便用刀刺倒奧萊麗，倉皇逃跑，路上昏厥倒地，被人送進羅馬附近一家修道院。醒來后，他在那里閱讀了一位老畫家的手稿，從中得知自己的身世。原來他是意大利畫家達 ? 芬奇的學生弗蘭西斯科（Francesco）的后代，他的祖先由于背棄基督教，耽于感官享樂，用藝術褻瀆神靈，與女模特野合生子而遭天譴，其后代注定要成為罪人。他還弄清楚了，原來歐菲尼、奧萊麗兄妹、他那個“同貌人”維克托林，都是他的同父異母兄弟姐妹！他們也像梅達杜斯一樣，在承受著命運的詛咒。梅達杜斯決心回到自己原來的卡卜齊修道院，改邪歸正，在這里他又親眼目睹參加受戒禮的奧萊麗，被瘋瘋癲癲的維克托林用刀刺死。奧萊麗的死讓梅達杜斯從“迷魂湯”的迷惑中徹底清醒過來，他接受修道院長的建議，把自己一生非凡的經歷記錄下來，以警戒后人。小說《魔鬼的迷魂湯》就是梅達杜斯的真實記錄，他寫完這部自述，在奧萊麗去世一周年之際，在修道院里平靜地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魔鬼的迷魂湯》這部小說，充滿宗教神秘主義色彩和聽天由命的思想傾向。畫家弗蘭西斯科因耽于肉欲和褻瀆神靈而遭天譴，致使他的后人陷入瘋狂、亂倫、兇殺等罪惡之中而無法自拔。霍夫曼小說里描寫的愛情，已不具有任何神圣、浪漫和美麗的性質，只是一種令人沉淪的肉欲，這種靈與肉的沖突，最終導致人的毀滅。小說中唯一理智健全而又沒有惡行的人物，就是那位美貌少女奧萊麗，她的行動本來可以消除壓在家族身上的詛咒，最終卻死在維克托林手下。她的死亡是一個殘酷的象征，說明生在這個家族里的人，即使像奧萊麗這樣白璧無瑕，也難逃天譴的命運。梅達杜斯的覺醒象征著理性最終戰勝了肉欲，同時也象征著弗蘭西斯科罪惡家族的徹底滅亡。在西方文化中有“惡”的品性可以遺傳后代子孫，導致家族毀滅的說法，法國的所謂“薩德主義”（Sadismus），就是這種文化傳統最有說服力的一個例子。從這個角度來說，霍夫曼的《魔鬼的迷魂湯》具有懲惡揚善的美學效果，也是一部情節緊張，引人入勝，可讀性很強的小說。
……
新書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