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簡稱“中國學所”，是依托世界中國學論壇而建立。2004年，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上海社會科學院成功舉辦了首屆世界中國學論壇。中國學所于2012年3月正式成立。作為常設研究機構，中國學所為論壇提供學術支撐，同時借助論壇提升其對海外中國學的研究。
第二章 英國頂尖智庫最新中國觀
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亦稱“查塔姆宅院”，是世界久負盛名的國際問題研究機構，多年來在全球智庫排行榜上位列前茅。該研究所向來重視中國研究，其“亞洲研究項目”近年特別重視研究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在世界上加速崛起的態勢，尤其是中國新一屆領導人上任以來的中國所展示的“全球個性”。
第一節 關于中國的“全球個性”
根據英國皇家研究所的定義，所謂國家的“全球個性”，是指一國自身所定位的國際身份及其相應的外交與安全政策模式。中國的全球個性尤其體現于：中國在多邊論壇中的立場，對國際和平與安全問題的看法，與全球及地區強國的關系（特別是與美國和“金磚國家”的關系）。
國外觀察家總體上相信，近年來中國的確在呈現某種新的全球個性，似乎已經告別鄧小平時代“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的國際姿態，開始更加大膽地表達并追求自身在世界舞臺上的國家利益，特別是中國自己所定義的那些“核心利益”。一句話，中國的新全球個性體現出“大國崛起”的顯著特征。
外界注意到，中國的這種全球新個性內涵復雜，目前尚在形成中，在中國內部對此尚多有爭議。爭議的焦點在于：中國的崛起對自身原來的發展中國家身份會帶來何種影響，中國是否應當更加積極地去“修正”國際體系及地區秩序，中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到底應該積極有為到何種程度？人們也提到，中國長期的大國歷史傳統、近代的屈辱感受、２０世紀的革命歷程、最近３０年的外交經驗等，也構成了中國全球新個性的組成要素。外界注意到，中國的國際關系模式已經發生變化，不但中國政府在參與塑造中國的全球個性，而且中國的“非國家行為體”也參與其中。隨著中國越來越多的海外投資等商務活動，隨著更多的中國公民走出國門，“非官方”因素也日益加入到中國的全球個性中。國外觀察家因此強調，不能因為通常認為中國屬“威權主義”或“鐵板一塊”而忽略了“非官方”部門的活躍性。
此外，不僅中國國內因素影響著中國全球個性的塑造，而且國際因素也在參與有關塑造過程，尤其是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傳統的國際經濟平衡已被打破，傳統的政治版圖也在發生變化，這就使得中國在機遇之外也面臨一系列不確定因素，其中突出的就是中美關系和中日關系。這些因素是否構成風險，特別是中國對這些風險屬良性還是惡性的判斷，都將反映到中國的全球個性中。
外國人注重研究中國的“全球個性”，是希望通過把握這種國家個性，將來能更快速、更準確地判別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行為方向與反應模式，從而讓自己能更有效地加以應對。
第二節 關于中國的“崛起問題”
中國崛起被海外公認為中國新個性中的本質特征；然而，英國部分觀察家援引國際上某些輿論，就中國的崛起提出了若干質疑：一是認為中國至今本質上只是作為一個地區強國在崛起，尚未達到一個全球強國的地步；二是認為中國的崛起主要體現在經濟領域，在外交、文化、軟實力、軍事等方面，中國尚未達到相應的崛起程度；三是認為中國的崛起包含著一些內在風險，主要涉及政治治理、社會穩定、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問題。故此，與其說中國“崛起”，莫如說中國是在“擴散”，也即中國的崛起尚缺乏深度，中國還只是一個“部分強國”。
英國人依據自身的霸權歷史，強調霸主的承繼不僅僅是物質或經濟意義上的，更還有規范和法統的內涵。以此觀之，在美國與中國之間，目前不可能發生世界領導地位“易主”的可能，籠統的多極化以及單純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都不足以轉化為霸權衣缽的移交。在外國觀察家看來，中國上下紛紛強調打造“軟實力”和“國際話語”，正說明了中國的崛起還不到火候，尚存在軟肋。不過，英國研究者也指出，某些國際包括美國輿論有時夸大中國崛起所面臨的挑戰，并往往低估中國崛起的步伐，而實際上，這種步伐可能來得相當地快。正因如此，英國的分析家更關注一個具體問題，即中國到底是會滿足于當一個既有國際體系的“遵守者”，還是要當一個“修正者”？據觀察，從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到２１世紀初，中國更多地扮演了國際體系遵守者的角色，體現為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加入世貿組織、協調東盟等國際組織，等等。但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似乎開始在尋求一個國際體系“顯著修正者”的新角色。這種趨向在中國的非官方層面似乎更加明顯。當然，外方注意到，部分為了平衡 這一趨向，中國的官方還是比較強調，中國要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作為對美國了解最深的盟友，英國人特別指出，美國歷來展現出一種強大的自我修復和自我更新的能力，美國實力相對下降的態勢仍會發生逆轉，在出現一位強有力領導人之后更會如此。因此，決不能僅憑目前中美各自的發展勢頭就斷言，中國很快會替代美國。與此同時，老到的英國觀察家也指出，新舊霸主的交替未必一定要伴隨沖突，針對舊秩序進行重新談判同樣是可行的一條路，在互相依存、不斷加深的全球化時代就更是如此。就中國崛起態勢所引發的反應而言，英國觀察家認為，亞太地區的國家大致會有兩種反應方式：一是想搭中國的便車，這會讓中國重新成為一個地區“樞紐”，中國甚至會重拾歷史上朝貢體系下的那份榮耀；另一則是周邊國家會更加貼近美國，借以平衡中國的影響力，但這會加深亞洲內部主要國家之間的分裂。一定程度上現已出現后一種苗頭，好消息是，諸多亞洲國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間“選邊站”。
第三節 關于中國最近的“積極有為”
英國的分析家大多相信，中國自２００８年以來在外交上表現得更加積極有為，尤其體現于其地區政策上。當然，究竟應把中國的新姿態稱為“堅定”“強硬”，還是“咄咄逼人”，觀察家之間尚有分歧。大致而言，大家就中國近期的“積極有為”提出了以下四種原因分析：
第一，英國部分觀察家認為，積極有為反映了中國的國內政治變化，它主要源于２０１２年中國最高領導層的交替及相應執政方式的變化。外界尤其認為，在日本問題上中國這幾年的強硬姿態隱含了某種國內需要。當然，不少英國觀察家并不認同這一解釋。
第二，外界有人認為中國的積極有為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回應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當覺得美國正在加緊遏制中國并且在日本政策上出現反復之時，中國自然會作出更加強硬的外交回應。這一派觀點相信中國的外交政策仍是現實主義的，即本質上是防御性的而不是攻擊性的，是為了加強自身安全的需要，而不是為了擴張自身權力的需要。
第三，外界也有人認為中國的積極有為代表了某種“戰術性機會主義”。他們聲稱，中國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機后看到，“華盛頓共識”的對立面有了成長空間，各方對中國有了更高的市場依賴和金融期待。于是，在西方面臨困難之際，中國感到首先在日本、南海等區域性問題上可以更明確地主張自己的一貫立場。這種看法甚至從中國１９７４年西沙之戰和１９９５年收復美濟礁等案例中找到了先例。
第四，外界還有人認為中國是在戰略性（而非戰術性）地尋求改變東亞的地區秩序，試圖首先在周邊地區強化中國相對于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影響力。
當然，外界也注意到，這種所謂戰略追求更見于民間，中國官方的聲音始終還是強調要“睦鄰友好”。但外界注意到，中國新領導層提到了“底線”外交，在更強有力地強調甚至擴大自身“核心利益”，這似乎蘊含著中國的某種戰略追求。在對中國近期積極有為的外交姿態作出評估時，英國的研究者相信，中國并不想（暫時也無能力）把美國從東亞趕走，但中國顯然希望限定美國在該地區的角色范圍。他們判斷，中國提出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就是要讓美國知道，時代已變，美國不該在亞洲享有不受約束的優勢地位。英國學者認
為，這就是新興大國在向原有霸主要求進行“重新談判”。
既然是一種重新談判，英方判斷，中國在本地區的積極有為應該是精準掌控的，并不是動用武力的前奏。總體而言，外界判定，中國的積極有為不會導向“激進的修正”，中國將會從自身利益出發，小心謹慎而又目光長遠地推動地區和國際秩序的漸變，但這不排除中國在某些問題上也會采取先發制人的主動姿態。
第四節 歐洲如何面臨中國崛起
英國在關心中國的全球個性或中國的崛起態勢時，代表了一種獨特的角度，代表了“美國之外，不是中國鄰國”的那一類國家，主要是歐洲發達國家。這一類國家如今在反思，覺得有關中國的個性或崛起的國際話語至今太受美國聲音的影響了，它們覺得自己的判斷和立場不能再被美國的利益和美國的決策牽著鼻子走。在美國看來，中國的崛起代表了美國世界控制力的減弱，因而中國的崛起可能更是一個負面因素，而這些國家認識到這不應該是自己應當持有的立場。這類國家同時比較客觀地看到，中國的全球個性尚在形成之中，崛起既可以是“惡性”（轉化為軍事沖突，尋求推翻現有國際體系），也可以是“良性”（注重擴大國際合作，僅尋求改良現有國際體系）。具體往哪個方向走，除了受制于中國的國內因素外，也取決于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的行為方式。假如美國執意要圍堵并挑釁中國，那就會逼著中國往一條對抗的道路上走。基于這一觀察，這類國家意識到，在中國全球新個性的形成過程中，應當援用各種工具去協助塑造中國的良性行為，借此也可參與到亞洲地區秩序的演變中。正因如此，歐洲國家相信，在如今中國崛起的背景下，歐洲應當采取相對獨立的對華政策。英國之所以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問題上率先亮出自己的支持態度，很大程度上是要向世人表明，自己有意在對華問題上采取獨立的政策。同樣，法國人也認為，歐洲應該在亞洲安全問題上采取更加主動的政策，比如充分利用自己向該地區增加軍售這一砝碼；同時歐洲也應仿效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貿易安排，比如出臺某種類似于美國式“跨太平洋伙伴關系”那樣
的制度框架。
英國等歐洲國家在希望采取更獨立的對華政策的同時，也深感自己處在中美的夾縫中。它們不希望自己被迫“選邊站”，不希望陷于某種進退維谷的政策困局。為了自身的最佳利益，它們感到，一方面應當鼓勵美國將中國當作平等對話的伙伴，不要一味地把中國視為發起挑戰的“威脅”；另一方面也應鼓勵中國緩解與美國的緊張關系，特別是要減少在再造地區秩序時引發的風險。這些國家知道，如果自己太過接近美國的立場，那將有可能助長亞洲的分裂，而這不利于歐洲國家在經貿、環保等方面目標的實現。
總之，面對中國崛起所引發的國際變局，英國等歐洲國家深知應當創造性地重新評估自身國家利益：確定自身國家安全的最大利益和最大威脅究竟在何處？何種同盟關系或伙伴關系最有利于這一變遷的世界？應當造就一種什么樣的全球治理結構？等等。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崛起顯然已成為世界各國都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
第三章 政治的“適應性”：近年海外中國政治研究述評
近年來，在海外學者看來，中國的政治體制面對領導者更替、社會沖突、融入全球經濟等挑戰，學會了適應與應對。他們用“適應性”概念來解釋中國政治，并日益關注中、微觀層面的“治理”，進而形成了一種共識：中國政治變革的實質乃是國家政治體制逐漸適應日趨復雜的多元社會的漸進式過程，具有制約與平衡作用的多層次政府制度正在建立過程中。本章通過評述近年來海外中國政治研究熱點，試圖呈現當下研究中的趨勢、共識與分歧，并反思其背后的方法論。顯然，西方的既有理論和研究不足以全面解釋中國的實踐與經驗。
近年來，海外學者關于中國政治的研究趨向精細深入。他們注意到中國政治制度適應環境變化的壓力，并用“適應性”概念來解釋中國政治。特別是，他們非常關注中、微觀層面的制度化研究，即研究的視角開始從“政治體制”維度轉向“治理”維度，更多地從政體內部制度的延續與變革、政治的“適應性”、政府治理方式轉變等方面探討中國政治發展的特點與趨勢。
第一節 中國政治的“適應性”
西方學者習慣于用威權主義來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后發現代化國家（主要是拉丁美洲、東亞與東南亞）的政治轉型。長期以來，不少人也曾預言中國政治體制可能終結，進而轉變為民主政體。即使面對過去３０多年來中國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一些學者依然頑固地認為，要保持經濟增長，就必須實行民主政體。但是，中國的政治體制面對領導權更替、社會沖突、融入全球經濟等挑戰時，迅速學會了適應與應對。那么，數十年內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實現快速和深遠的組織、經濟和社會轉型的？為應對有史以來最快的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動蕩，中國政府運用了何種政治技巧和操作程序？這些問題遂成為海外中國研究者關注的焦點。
他們注意到中國政治制度適應環境變化的壓力，并用亨廷頓（Ｓａｍｕｌｅ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的政黨“適應性”（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概念來解釋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所謂“適應性”是指威權政體面對環境變遷的壓力，通過制度調整來鞏固自身的統治。與此相關的則是近年來學者們論述較多的威權彈性／韌性（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概念，以此指涉一個系統具有經受沖擊及擾亂的能力。適應性可以增強彈性的能力。早在２００３年，黎安友（ＡｎｄｒｅｗＪ．Ｎａｔｈａｎ）就發表了題為《威權主義的彈性》一文，承認中國的威權制度是一種能夠生長發育的體制，強調中國政府有足夠的能力緩解和處理各類矛盾，避免導致過激的社會變動。他把造就這些制度績效的彈性空間稱為“威權彈性”。２００８年沈大偉（Ｄａｖｉｄ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出版了《中國共產黨：衰退與適應》，預期中國通過推廣各種試驗，可能增量地（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ｌｙ）推行政治改革。這一觀點在２０１１年以來的海外中國研究中不斷強化。２０１１年，韓博天（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Ｈｅｉｌｍａｎｎ）與裴宜理主編《毛的無形之手：中國適應性治理的政治基礎》，首次系統界定了中國政體保持權力的特性。該書提出，中國政治制度比我們預想的更多樣，也更有彈性。政府無論何時面臨新挑戰，都會訴諸本土經驗，去尋找最有效的解決方法。于是，中國的政黨—國家在回應民眾要求之時，成功維持了其基本權力結構。何包鋼等人稱之為“協商性威權”：執政黨聰明地處理領導人和平繼替，吸納社會和經濟精英進入自己的隊伍，對媒體有系統的控制和利用，嚴密控制非政府組織，逐漸運用審議式民主實踐（例如公開聽證會和投票）來說服和影響民眾。
學者們還強調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其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在謝淑麗（ＳｕｓａｎＳｈｉｒｋ）、傅高義（ＥｚｒａＦ．Ｖｏｇｅｌ）、沈大偉等人看來，這一統治方式上的“適應性”和彈性與中國在過去３０多年取得的經濟成就一樣，都是鄧小平及其繼任者實行“實用主義”政策的結果。比如傅高義，在其２０１１年出版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一書中，就把鄧小平稱為“實用主義者”或“實干家”。
不止如此，近年來的海外研究更重視將當代中國的政治發展方式與中國革命的遺產相聯系。《毛的無形之手》一書指出：中國當代政治體制的制度化的靈活性形成于中國革命傳統成型時期（１９２７—１９４９年）和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中國在漫長的革命歷史中形成了一套靈活多變的政策制定方法，用以應對突如其來的變化和不確定性。新中國成立以后的政治則表現出一種不斷試驗和改革，不止于確保政權穩固的政策風格。政權的威權主義彈性建立在廣泛的實用多元主義，而非早期那種僵化的意識形態的基礎上。而韓博天告訴我們，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共產黨的農村紅色根據地的土改試驗中，以及１９４９年前的農村重建項目中都已體現了這種靈活的、試驗特征的治理方式。裴宜理于２０１２年出版的新書《安源———發掘中國的革命傳統》②通過考察毛澤東、李立三在安源的革命活動，再次強調了類似觀點：對革命傳統的不斷動員是中國共產黨獨特的能力，也是其合法性的重要來源。以“歷史終結論”聞名的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Ｆｕｋｕｙａｍａ）走得更遠，從古代歷史中尋找中國制度的獨特性。在２０１１年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革命》中，他認為中國古代國家性質不是絕對意義上的極權（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國家，而是威權（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國家。由于其管制的有效和精密，他甚至把中國的國家政權稱為“優質威權政府”（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這一模式一直延伸到當代中國。此外，他還分析了西方理論在解釋東亞模式和中國發展經驗上的不足。一些學者依照民主體制的類型來區分威權政體，提出“選舉型威權”“競爭性威權”。福山批評這些標準僅僅衡量了法治與問責，忽視了國家力量。法治與問責約束國家權力，但國家權力軟弱或殘缺的自由民主國家也無法有效服務于人民。中國的責任機制主要是對上負責，存在缺陷，但是政府努力給公民提供他們所需要的物品，尤其是安全、就業、不斷提高的生活水平等，這遠遠超過了大部分的類似體制。而這個現實是我們理解中國對于東亞地區以及世界范圍內的民主實踐產生挑戰的前提。
從根本上說，研究者強調中國政治的“適應性”，乃是對政治學中長期存在的“二元對立”思維的反思。對政權分類和政體變革的傳統研究關注“從獨裁到民主”“從計劃到市場”等問題，將共產黨執政的體制視為僵硬的、缺乏自我完善的能力。而且，傳統研究力圖在制度類別的框架中分析中國的經驗，實際上無助于理解一個有創新能力和競爭力的強大中國及其背后所蘊含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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