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唐代翻譯印度佛經之后，二十世紀是中文翻譯歷史上的第二個高潮時期。來自歐美的“西學”，以巨大的規模涌人中國，參與改變了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這在人類文明史上也是罕見的。域外知識大規模地輸入本土，與當地文化交換信息，激發思想，乃至產生新的理論，全球范圍也僅僅發生過有數的那么幾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漢語翻譯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紀阿拉伯人翻譯希臘文化，有一場著名的“百年翻譯運動”之外，還有歐洲十四、十五世紀從阿拉伯、希臘、希伯來等“東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譯古代文獻，匯人歐洲文化，史稱“文藝復興”。中國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大量翻譯歐美“西學”，可以和以上的幾次翻譯運動相比擬，稱之為“中國的百年翻譯運動”、“中國的文藝復興”并不過分。
運動似乎是突如其來，其實早有前奏。梁啟超（1873-1929）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白明末徐光啟、李之藻等廣譯算學、天文、水利諸書，為歐籍人中國之始。”利瑪竇（Mateo Ricci，1552-1610）、徐光啟、李之藻等人發動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譯運動，比清末的“西學”早了二百多年。梁啟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譯了天文、歷算等“科學”著作，還翻譯了諸如亞里士多德《論靈魂》（《靈言蠡勺》）、《形而上學》（《名理探》）等神學、哲學著作。梁啟超稱明末翻譯為“西學東漸”之始是對的，但他說其“范圍亦限于天（文）、（歷）算”，則誤導了他的學生們一百年，直到今天。
從明末到清末的“西學”翻譯只是開始，而且斷斷續續，并不連貫成為一場“運動”。各種原因導致了“西學”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戰火打斷；受清初“中國禮儀之爭”的影響；歐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以及儒家保守主義思潮在清代的興起。鴉片戰爭以后很久，再次翻譯“西學”，仍然只在上海和汀南地區。從翻譯規模來看，以上海為中心的翻譯人才、出版機構和發行組織都比明末強大了，影響力卻仍然有限。梁啟超說：“惟（上海汀南）制造局中尚譯有科學書二三十種，李善蘭、華蘅芳、趙仲涵等任筆受。其人皆學有根底，對于所譯之書責任心與興味皆極濃重，故其成績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啟超對清末翻譯的規模估計還是不足，但說“戊戌變法”之前的“西學”翻譯只在上海、香港、澳門等地零散從事，影響范圍并不及于內地，則是事實。
對明末和清末的“西學”做了簡短的回顧之后，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二十世紀的中文翻譯，或日中華民圍時期的“西學”，才是稱得上有規模的“翻譯運動”。也正是在二十世紀的一百年中，數以千計的“漢譯名著”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必讀教材。1905年，清朝廢除了科舉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學堂”的方式舉行，而不是原來嘗試的利用“書院”系統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學、中學，數理化、文史哲、政經法等等學科，都采用了翻譯作品，甚至還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國讀書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種新的標桿，即在“四書五經”之外，還必須要參考一下來自歐美的“西方經典”，甚至到了“言必稱希臘、羅馬”的程度。
我們在這里說“民國西學”，它的規模超過明末、清末；它的影響遍及沿海、內地；它借助二十世紀的新式教育制度，滲透到中國人的知識體系、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中，這些結論雖然都還需要論證，但從一般直覺來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國二十世紀的啟蒙運動，以及“現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與“民國西學”的翻譯介紹直接有關。然而，“民國西學”到底是一個多大的規模？它是一個怎樣的體系？它們是以什么方式影響了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這些問題都還沒有得到認真研究，我們并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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