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家園》是王小波雜文作品的精選集，分為文化篇、藝術篇、社會篇三部分。文中話題大多涉及文化狀態與知識分子的命運。王小波站在平民的視角，從犀利的批判意識出發，以他獨特的坦率與深刻、機智與黑色幽默，構建起獨特的精神家園，將一道思想的盛宴呈現在我們面前，讓我們感受他對思想、對自己、對寫作的真誠。
李銀河獨家授權 推薦珍藏版本,“浪漫騎士、行吟詩人、自由思想者”王小波精選集,收錄王小波書信、隨筆、小說代表作一百余萬字
王小波（1952.5—1997.4）
當代著名小說家、思想家，當過知青、民辦教師、工人、理科學生，后于美國匹茲堡大學取得文學碩士學位。1988年回國后，在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任教。1992年成為自由撰稿人。1995年以中篇小說《黃金時代》成名。作品被廣泛閱讀，經久不衰。
序
工作·使命·信心——《黃金時代》得獎感言
我為什么要寫作
關于格調
我的精神家園
關于“媚雅”
藝術與關懷弱勢群體
小說的藝術
蓋茨的緊身衣
另一種文化
關于幽閉型小說
從《黃金時代》談小說藝術
《懷疑三部曲》序
《懷疑三部曲》后記
用一生來學習藝術
我對小說的看法
生活和小說
關于文體
長蟲·草帽·細高挑
卡爾維諾與未來的一千年
與人交流——《未來世界》得獎感言
《血統》序
個人尊嚴
君子的尊嚴
我看老三屆
我是哪一種女權主義者
寫給新的一年（一九九六年）
有關“偉大一族”
居住環境與尊嚴
飲食衛生與尊嚴
有關“給點氣氛”
奸近殺
蘇東坡與東坡肉
文明與反諷
有關貧窮
賣唱的人們
工作與人生
環境問題
寫給新的一年（一九九七年）
男人眼中的女性美
愚人節有感
驢和人的新寓言
北京風情
卡拉OK和驢鳴鎮
從Internet說起
我對國產片的看法
明星與癲狂
為什么要老片新拍
商業片與藝術片
電影·韭菜·舊報紙
舊片重溫
欣賞經典
電視與電腦病毒
好人電影
中國為什么沒有科幻片
電腦特技與異化
有關愛情片
承認的勇氣
外國電影里的幽默
都市言情劇里的愛情
《祝你平安》與音樂電視
李銀河的《中國人的性愛與婚姻》
李銀河的《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
擺脫童稚狀態
拷問社會學
《他們的世界》序
《他們的世界》跋
關于同性戀問題
有關同性戀的倫理問題
域外雜談·衣
域外雜談·食
域外雜談·中國餐館
域外雜談·住
域外雜談·農場
域外雜談·盜賊
域外雜談·行
文化的園地
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
打工經歷
門前空地
在美國左派家做客
關于格調
最近我出版了一本小說《黃金時代》，有人說它格調不高，引起了我對格調問題的興趣。各種作品、各種人，尤其是各種事件，既然有高有低，就有了尺度問題。眾所周知，一般人都希望自己格調高，但總免不了要干些格調低的事。這就使得格調問題帶有了一定的復雜性。
當年有人問孟子，既然男女授受不親，嫂子掉到水里，要不要伸手去拉。這涉及了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假如“禮”是那么重要，人命就不要了嗎？孟子的回答是：用手去拉嫂子是非禮，不去救嫂子則“是豺狼也”，所以只好從權，寧愿非禮而不做豺狼。必須指出，在非禮和做豺狼之中作一選擇是痛苦的，但這要怪嫂子干嗎要掉進水里。這個答案有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但不是最壞，因為他沒有說戴上了手套再去拉嫂子，或者拉過了以后再把手臂剁下來。他也沒有回答假如落水的不是嫂子而是別的女人，是不是該去救。但是你不能對孟子說，在生活里，人命是最重要的，犯不著為了些虛禮犧牲它—說了孟夫子準要和你翻臉。另一個例子是舜曾經不通知父親就結了婚。孟子認為，他們父子關系很壞，假如請示的話，可能一輩子結不了婚；他還扯上了一些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話，結論是舜只好從權了。這個結論同樣不能令人滿意，因為假如舜的父親稍稍寬容，許可舜和一個極為惡毒的女人結婚，不知孟子的答案是怎樣的。假如讓舜這樣一位圣賢娶上一個惡毒的婦人，從此在痛苦中生活，我以為不夠恰當。倘若你說，在生活里，幸福是最重要的，孟老夫子也肯定要和你翻臉。但不管怎么說，一個理論里只要有了“從權”這種說法，總是有點欠嚴謹。好在孟子又有些補充說明，聽上去更有道理。
有關禮與色孰重的問題，孟子說，禮比色重，正如金比草重。雖然一車草能比一小塊金重，但是按我的估計，金子和草的比重大致是一百比一—搞精確是不可能的，因為草和草還不一樣。這樣我們就有了一個換算關系，可以作為生活的指南，雖然怎么使用還是個問題。不管怎么說，孟子的意思是明白的，生活里有些東西重，有些東西輕。正如我們現在說，有些事格調高，有些事格調低。假如我們重視格調高的東西，輕視格調低的東西，自己的格調就能提升。
作為一個前理科學生，我有些混賬想法，可能會讓真正的人文知識分子看了身上長雞皮疙瘩。對于“禮”和“色”，大致可以有三到四種不同的說法。其一，它們是不同質的東西，沒有可比性；其二，禮重色輕，但是它們沒有共同的度量；最后是有這種度量，禮比色重若干，或者一單位的禮相當于若干單位的色；以上的分類恰恰就是科學上說的定類（nominal）、定序（ordinal）、定距（interval）和定比（ratio）這四種尺度（定距和定比的區別不太重要）。這四種尺度越靠后的越精密。格調既然有高低之分，顯然屬于定序以后的尺度。然而，說格調僅僅是定序的尺度還不能令人滿意—按定序的尺度，禮比色重，順序既定，不可更改，舜就該打一輩子光棍。如果再想引入事急從權的說法，那就只能把格調定為更加精密的尺度，以便回答什么時候從權，什么時候不可從權的問題—如果沒個尺度，想從權就從權，禮重色輕就成了一句空話。于是，孟子的格調之說應視為定比的尺度，以格調來度量，一份禮大致等于一百份色。假如有一份禮，九十九份色，我們不可從權；遇到了一百零一份色就該從權了。前一種情形是在一百和九十九中選了一百，后者是從一百和一百零一中選了一百零一。在生活中，做出正確的選擇，就能使自己的總格調得以提高。
對于作品來說，提升格調也是要緊的事。改革開放之初有部電影，還得過獎的，是個愛情故事。男女主角在熱戀之中，不說 “我愛你”，而是大喊“I love my motherland”，場景是在廬山上，喊起來地動山搖，格調就很高雅，但是離題太遠。國外的電影拍到這類情節，必然是男女主角擁抱熱吻一番，這樣格調雖低，但比較切題。就愛情電影而言，顯然有兩種表達方式，一種格調高雅，但是晦澀難解；另一種較為直接，但是格調低下。按照前一種方式，邏輯是這樣的，當男主角立于廬山之上對著女主角時，心中有各種感情：愛祖國、愛人民、愛領袖、愛父母，等等。最后，并非完全不重要，他也愛女主角。而這最后一點，他正急于使女主角知道。但是經過權衡，前面那些愛變得很重，必須首先表達之，愛她這件事就很難提到。而女主角的格調也很高雅，她知道提到愛祖國、愛人民等，正是說到愛她的前奏，所以她耐心地等待著。我記得電影里沒有演到說出“I love you”，按照這種節奏，拍上十幾個鐘頭就可以演到。改革開放之初沒有幾十集的連續劇，所以真正的愛情場面很難看到。外國人在這方面缺少訓練，所以對這部影片的評價是：雖然女主角很迷人，但不知拍了些啥。
按照后一種方式，男主角在女主角面前時，心里也愛祖國、愛上帝，等等。但是此時此地，他覺得愛女主角最為急迫，于是說，我愛你，并且開始帶有性愛意味的身體接觸。不言而喻，這種格調甚為低下。這兩種方式的區別只在于有無經過格調方面的加權運算，這種運算本身就極復雜，導致的行為就更加復雜。后一種方式沒有這個步驟，顯得特別簡捷，用現時流行的一個名詞，就是較為“直露”。這兩種方式的區別在于前者以愛對方為契機，把祖國人民等一一愛到，得到了最高的總格調。而后者徑直去愛對方，故而損失很大，只得到了最低的總格調。
說到了作品，大家都知道，提升格調要受到某種制約。“文革”里有一類作品只顧提升格調，結果產生了“高大全”的人物和“高大全”的故事，使人望之生厭。因為這個緣故，領導上也說，要做到政治性與藝術性的統一—作品里假如只有格調，就不成個東西。這就是說，格調不是評價作品唯一的尺度。由此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另外那種東西和格調是個什么關系？這個問題孟子肯定會這么回答：藝術與格調，猶色與禮也。作品里的藝術性，或則按事急從權的原則，最低限度地出現；或則按得到最高格調的原則，合理地搭配。比如說，徑直去寫男女之愛，得分為一，搭配成革命的愛情故事，就可以得到一百零一分。不管怎么說，最后總要得到“高大全”。
我反對把一切統一到格調上，這是因為它會把整個生活變成一種得分游戲。一個得分游戲不管多么引人入勝，總不能包容全部生活，包容藝術，何況它根本就沒什么意思。假如我要寫什么，我就根本不管它格調不格調，正如談戀愛時我決不從愛祖國談起。
現在可以談談為什么別人說我的作品格調低—這是因為其中寫到了性。因為書中人物不是按順序干完了格調高的事才來干這件格調低的事，所以它得分就不高。好在評論界沒有按禮與色一百比一的比例來算它的格調，所以在真正的文學圈子里對它的評價不低，在海外還得過獎。假如說，這些人數學不好，不會算格調，我是不能承認的。不說別人，我自己的數學相當好，任何一種格調公式我都能掌握。我寫這些作品是有所追求的，但這些追求在格調之外。除此之外，我還懷疑，人得到太多的格調分，除了使別人詫異之外，沒有實際的用處。
坦白地說，我對色情文學的歷史有一點了解。任何年代都有些不爭氣的家伙寫些丫丫烏的黃色東西，但是真正有分量的色情文學都是出在“格調最高”的時代。這是因為食色性也，只要還沒把小命根一刀割掉，格調不可能完全高。比方說，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出了一大批色情小說，作者可以說有相當的文學素質；再比方說，“文化大革命”里流傳的手抄小說，作者的素質在當時也算不錯。要使一個社會中一流的作者去寫色情文學，必須有極嚴酷的社會環境和最不正常的性心理。在這種情況下，色情文學是對假正經的反擊。我認為目前自己尚寫不出真正的色情文學，也許是因為對環境感覺魯鈍。前些時候我國的一位知名作者寫了《廢都》，我還沒有看。有人說它是色情文學，但愿它不是的，否則就有說明意義了。
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人和“文革”時的中國人一樣，性心理都不正常。正常的性心理是把性當作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但不是全部。不正常則要么不承認有這么回事，要么除此什么都不想。假如一個社會的性心理不正常，那就會兩樣全占。這是因為這個社會里有這樣一種格調，使一部分人不肯提到此事，另一部分人則事急從權，總而言之，沒有一個人有平常心。作為作者，我知道怎么把作品寫得格調極高，但是不肯寫。對于一件愚蠢的事，你只能唱唱反調。
（本篇最初發表于1995年第四期《中國青年研究》雜志）
我的精神家園
我十三歲時，常到我爸爸的書柜里偷書看。那時候政治氣氛緊張，他把所有不宜擺在外面的書都鎖了起來，在那個柜子里，有奧維德的《變形記》，朱生豪譯的莎翁戲劇，甚至還有《十日談》。柜子是鎖著的，但我哥哥有捅開它的方法。他還有說服我去火中取栗的辦法：你小，身體也單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實際上，在揍我這個問題上，我爸爸顯得不夠紳士派，我的手腳也不太靈活，總給他這種機會。總而言之，偷出書來兩人看，挨揍則是我一人挨，就這樣看了一些書。雖然很吃虧，但我也不后悔。
看過了《變形記》，我對古希臘著了迷。我哥哥還告訴我說：古希臘有一種哲人，穿著寬松的袍子走來走去。有一天，有一位哲人去看朋友，見他不在，就要過一塊涂蠟的木板，在上面隨意揮灑，畫了一條曲線，交給朋友的家人，自己回家去了。那位朋友回家，看到那塊木板，為曲線的優美所折服，連忙埋伏在哲人家左近，待他出門時闖進去，要過一塊木板，精心畫上一條曲線……當然，這故事下余的部分就很容易猜了：哲人回了家，看到朋友留下的木板，又取一塊蠟板，把自己的全部心胸畫在一條曲線里，送給朋友去看，使他真正折服。現在我想，這個故事是我哥哥編的。但當時我還認真地想了一陣，終于傻呵呵地說道：這多好啊。時隔三十年回想起來，我并不羞愧。井底之蛙也擁有一片天空，十三歲的孩子也可以有一片精神家園。此外，人有兄長是好的。雖然我對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也無異議。
長大以后，我才知道科學和藝術是怎樣的事業。我哥哥后來是已故邏輯大師沈有鼎先生的弟子，我則學了理科；還在一起講過真偽之分的心得、對熱力學的體會，但這已是我二十多歲時的事。再大一些，我到國外去旅行，在劍橋看到過使牛頓體會到萬有引力的蘋果樹，拜倫拐著腿跳下去游水的“拜倫塘”，但我總在回想幼時遙望人類智慧星空時的情景。千萬丈的大廈總要有片奠基石，最初的愛好無可替代。所有的智者、詩人，也許都體驗過兒童對著星光感悟的一瞬。我總覺得，這種愛好對一個人來說，就如性愛一樣，是不可少的。
我時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來思考問題，很多煩難的問題就變得易解。人活著當然要做一番事業，而且是人文的事業；就如有一條路要走，假如是有位老學究式的人物，手執教鞭戒尺打著你走，那就不是走一條路，而是背一本宗譜。我聽說前蘇聯就是這么教小孩子的：要背全本的普希金、半本萊蒙托夫，還要記住俄羅斯是大象的故鄉（肖斯塔科維奇在回憶錄里說了很多）。我們這里是怎樣教孩子的，我就不說了，以免得罪師長。我很懷疑會背宗譜就算有了精神家園，但我也不想說服誰。安徒生寫過《光榮的荊棘路》，他說人文的事業就是一片著火的荊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著。當然，他是把塵世的囂囂都考慮在內了，我覺得用不著想那么多。用寧靜的童心來看，這條路是這樣的：它在兩條竹籬笆之中，籬笆上開滿了紫色的牽牛花，在每個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藍蜻蜓。這樣說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說服安徒生，就要用這樣的語言。維特根斯坦臨終時說：告訴他們，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這句話給人的感覺就是：他從牽牛花叢中走過來了。雖然我對他的事業一竅不通，但我覺得他和我是一頭兒的。
我不大能領會下列說法的深奧之處：要重建精神家園，恢復人文精神，就要滅掉一切俗人—其中首先要滅的，就是風頭正健的俗人。假如說，讀者兜里的錢是有數的，買了別人的書，就沒錢來買我的書，所以要滅掉別人，這個我倒能理解，但上述說法不見得有如此之深奧。假如真有這么深奧，我也不贊成—我們應該像商人一樣，嚴守誠實原則，反對不正當的競爭。讓我的想法和作品成為囂囂塵世上的正宗，這個念頭我沒有，也不敢有。既然如此，就必須解釋我寫文章（包括這篇文章）的動機。坦白地說，我也解釋不大清楚，只能說，假如我今天死掉，恐怕就不能像維特根斯坦一樣說道：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也不能像司湯達一樣說：活過，愛過，寫過。我很怕落到什么都說不出的結果，所以正在努力工作。
（本篇最初發表于1995年11月30日《北京青年報》）
關于“媚雅”
前不久在報紙上看到一篇文章，談到有關“媚俗”與“媚雅”的問題。作者認為，米蘭·昆德拉用出來一個詞兒，叫作“媚俗”，是指藝術家為了取悅大眾，放棄了藝術的格調。他還說，我們國內有些小玩鬧造出個新詞“媚雅”，簡直不知是什么意思。這個詞的意思我倒知道，是指大眾受到某些人的蠱惑或者誤導，一味追求藝術的格調，也不問問自己是不是消受得了。在這方面我有些經驗，都與欣賞音樂有關。高雅音樂格調很高，大概沒有疑問。我自己在音樂方面品位很低，鄉村音樂還能聽得住，再高就受不了。
大約十年前，我在美國，有一次到波士頓去看個朋友。當時正是盛夏，為了躲塞車，我天不亮就駕車出發，天傍黑時到，找到了朋友，此時他正要出門。他說，離他家不遠有個教堂，每晚里面都有免費的高雅音樂會，讓我陪他去聽。說實在的，我不想去，就推托道：聽高雅音樂要西裝革履、正襟危坐，我開了一天的車，疲憊不堪，就算了吧。但是他說，這個音樂會比較隨便，屬大學音樂系師生排演的性質，你進去以后只要不打瞌睡、不中途退場就可。我就去了，到了門口才知道是演奏布魯克納的兩首交響曲。我的朋友還拉我在第一排正中就座，聽這兩首曲子—在這里坐著，連打呵欠的機會都沒有了。我覺得這兩首曲子沒咸沒淡、沒油沒鹽，演奏員在胡吹、胡拉，指揮先生在胡比畫，整個感覺和暈船相仿。天可憐見，我開了十幾個小時的車，坐在又熱又悶的教堂里，只要頭沾著點東西，馬上就能睡著。但還強撐著，把眼睛瞪得滾圓，從七點撐到了九點半！中間有一段我真恨不能一頭碰死算了……布魯克納那廝這兩首鳥曲，真是沒勁透了！
如前所述，我在古典音樂方面沒有修養，所以沒有發言權。可能人家布魯克納音樂的春風是好的，不入我這俗人的驢耳。但我總覺得，就算是高雅的藝術，也有功力、水平之分，不可以一概而論。總不能一入了高雅的門檻就是無條件的好—如此立論，就是媚雅了。人可以抱定了媚雅的態度，但你的感官馬上就有不同意見，給你些罪受……
下一個例子我比較有把握—不是我俗，而是表演高雅音樂的人水平低所致。這回是聽巴赫的合唱曲，對曲子我沒有意見，這可不是崇拜巴赫的大名，是我自己聽出來的。這回我對合唱隊有點意見。此事的起因是我老婆教了個中文班，班上有個學生是匹茲堡市業余樂團的圓號手，邀我們去聽彩排，我們就去了。雖不是正式演出，作為觀眾卻不能馬虎，因為根本就沒有幾個觀眾。所以我認真打扮起來—穿上三件套的西服。那件衣服的馬甲有點瘦，但我老婆說，瘦衣服穿起來精神，所以我把吃牛肉吃脹的肚腩強箍了下去，導致自己的橫膈膜上升了一寸，有點透不過氣來。就這樣來到音樂學院的小禮堂，在前排正中入座。等到幕啟，見到合唱隊，我就覺得出了誤會：合唱隊正中站了一位極熟的老太太。我在好幾個課里和她同學—此人沒有八十，也有七十五—我記得她是受了美國政府一項“老年人重返課堂”項目的資助，書念得不好，但教授總讓她及格，我對此倒也沒有什么意見。看來她又在音樂系混了一門課，和同學一起來演唱。很不幸的是，人老了，念書的器官會退化，歌唱的器官更會退化，這歌大概也唱不好。但既然來了，就沖這位熟識的老人，也得把這個音樂會聽好—我們是有這種媚雅的決心的。說句良心話，業余樂團的水平是可以的，起碼沒走調，合唱隊里領唱的先生水平也很高。及至輪到女聲部開唱，那位熟識的老太太按西洋唱法的要求把嘴張圓，放聲高歌“亞美路亞”，才半聲，眼見得她的假牙就從口中飛了出來，在空中一張一合，做要咬人狀，飛過了樂池，飛過我們頭頂，落向腦后第三排。耳聽得“亞美路亞”變成了一聲“噗”！在此莊重的場合，唱著頌圣的歌曲，雖然沒假牙口不關風，老太太也不便立即退場，癟著嘴假作歌唱，其狀十分古怪……請相信，我坐在那里很嚴肅地把這一幕聽完了，才微笑著鼓掌。所有狂野粗俗的笑都被我咽到肚子里，結果把內臟都震成了碎片。此后三個月，經常咳出一片肺或是一片肝。但因為當時年輕，身體好，居然也沒死。筆者行文至此，就擬結束。我的結論是：媚雅這件事是有的，而且對俗人來說，有更大的害處。
（本篇最初發表于1996年第二期《三聯生活周刊》雜志）
藝術與關懷弱勢群體
前不久在《中華讀書報》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在北大聽戴錦華教授的課，聽到戴教授盛贊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就發問道：假如你有女兒，想不想讓她看這本書？戴教授答曰：否。于是作者以為自己抓到了理，得意洋洋地寫了那篇文章。讀那篇文章時，我就覺得這是一片歪理，因為同樣的話也可以去問謝晉導演。謝導的兒子是低智人，筆者的意思不是對謝導不敬，而是說假如謝導持有上述文章作者的想法，拍電影總以兒子能看為準，中國的電影觀眾就要吃點苦頭。大江健三郎也有個低智兒子，若他寫文章以自己的兒子能看為準繩，那就是對讀者的不敬。但我當時沒有作文反駁，因為有點吃不準，不知戴教授有多大。倘若她是七十歲的老人，兒女就當是我的年齡，有一本書我都不宜看，那恐怕沒有什么人宜看。昨天在一酒會上見到戴教授，發現她和我歲數相仿，有兒女也是小孩子，所以我對自己更有把握了。因為該文作者的文藝觀乃是以小孩子為準繩，可以反駁他（或者她）的謬見。很不幸的是，我把原文作者的名字忘了，在此申明，不是記得有意不提。
任何社會里都有弱勢群體，比方說，小孩子、低智人—順便說一句，孩子本非弱勢，但在父母心中就弱勢得很。以筆者為例，是一絕頂聰明的雄壯大漢，我媽稱呼我時卻總要冠個傻字—社會對弱勢人群當有同情之心。文明國家各種福利事業，都是為此而設。但我總覺得，科學、藝術不屬福利事業，不應以關懷弱勢群體為主旨。這樣關懷下去沒個底。就以弱智人為例，我小時候鄰居有位弱智人，喜歡以屎在墻上涂抹，然后津津有味地欣賞這些圖案。如果藝術的主旨是關懷弱勢群體，恐怕大家都得去看屎畫的圖案。倘若科學的主旨是關懷弱勢群體，恐怕大家都得變成蜣螂一類—我對這種前景深為憂慮。最近應朋友之邀，作起了影視評論，看了一些國產影視劇，發現這種前景就在眼前，再看到上述文章，就更感憂慮。以不才之愚見，我國的文學工作者過于關懷弱勢群體，與此同時，自己正在變成一個奇特的弱勢群體—起碼是比觀眾、讀者為弱。戴錦華教授很例外地不在其中，難怪有人看她不順眼。筆者在北大教過書，知道該校有個傳統：教室的門是敞開的，誰都可以聽。這是最美好的傳統，體現了對弱勢群體的關懷。但不該是誰都可以提問。羅素先生曾言，人人理應平等，但實際上做不到，其中最特殊的就是知識的領域……要在北大提問，修養總該大體上能過得去才好。
說完了憂慮，可以轉入正題。我以為科學和藝術的正途不僅不是去關懷弱勢群體，而且應當去冒犯強勢群體。使最強的人都感到受了冒犯，那才叫作成就。以愛因斯坦為例，發表相對論就是冒犯所有在世的物理學家；他做得很對。藝術家也當如此，我們才有望看到好文章。以筆者為例，杜拉斯的《情人》、卡爾維諾的《我們的祖先》，還有許多書都使我深感被冒犯，總覺得這樣的好東西該是我寫出來的才對。我一直憋著用同樣的冒犯去回敬這些人—只可惜卡爾維諾死了。如你所見，筆者犯著眼高手低的毛病。不過我也有點好處：起碼我能容下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
（本篇最初發表于1996年2月28日《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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