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學／人類學傳入中國至今百余年，學科歷史不僅涉及一類知識的累積過程，也是這類知識在中國被接受和再演化的過程。這個過程通常被研究者冠以“本土化”的名稱加以討論。民族學／人類學“本土化”的內涵由兩個彼此關聯的過程構成：一、如何結合本土社會和知識的傳統創造中國新知；第二，在現代中國締造的過程中，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的“本土化”意味著“國家化”特征的日益明顯。
《多重情境下的西南民族研究：基于李紹明的民族學史考察》是關于新中國成立后大陸地區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國家化”歷程的學科史，重點討論文革前十七年。全書以人物人生為線索，試圖對一位新中國培養的民族學學者——李紹明進行人類學式的學科史分析（the anthropology of an anthropologist），以期理解這段“民族學中國特色”的學科歷史。
《多重情境下的西南民族研究：基于李紹明的民族學史考察》以李紹明為個案的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史研究，主要的分析對象是李紹明的口述訪談材料以及他的學術作品。該書研究目的在于，通過分析這位新中國培養出來民族研究者的學術人生，去理解具有“人類學中國特色”的20世紀50、60年代中期的民族學或者民族研究形成的過程、特征、得失及其影響。
伍婷婷，云南昆明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學士，北京大學歷史學碩士，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人類學博士。現任職于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主要研究范圍是學科史、西南區域民族史。
緒論
一 研究意義
二 研究回顧
三 材料、方法、概念的說明
第一章 新中國的第一代大學生
第一節 社會學系里的民族學組
一 新舊華西的模樣
二 華西的教育
第二節 歷史學系里的民族學組
一 院系調整
二 川大的教育
第三節 西南民院研究班
第四節 新型人才的誕生
第二章 改造民族的中心工作
第一節 “在實踐中去鍛煉、去學習”
一 出走阿壩：參加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
二 上涼山去：四川調查組的任務
第二節 涼山的問題：社會性質之爭
一 社會性質調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與中國特性
二 中國古史分期討論
三 涼山社會性質之爭
第三節 學術與政治：涼山奴隸制社會的判定
一 四川調查組的結論
二 判定涼山社會性質：從小組報告到最終結論
三 改造民族：調查中的政治任務
四 學術與政治之間的距離
第三章 少數民族的國家書寫
第一節 重返阿壩：調入羌族調查組
第二節 統一國家歷史中的少數民族
第三節 史志結合：一條研究少數民族的路徑
一 “向蘇聯學習”：蘇聯民族學的影響
二 照搬蘇聯經驗可以嗎？
三 歷史的維度
四 一種風格、兩個時代
第四章 “大西南”的民族研究
第一節 舊問題的新討論：再論社會性質與族源
一 特殊的奴隸社會：再論涼山社會性質
二 西南民族的族源：氐羌入川說
第二節 學科重建：民族學是什么
第三節 西南情結：區域研究的視野
一 理解西南
二 從“六江流域”到“藏彝走廊”
結論
參考文獻
《多重情境下的西南民族研究：基于李紹明的民族學史考察》：
所需條件。國外學者對選舉民主所需要條件的研究不僅僅局限于傳統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幾個方面的分析，還拓展到許多新的領域，這些研究逐漸涉及一些影響選舉民主的更加細微的一直被人忽視的、卻有可能是決定性的因素，比如精英關系、發展序列、制度變量、軍事變量，等等。
由于眾多實行選舉民主的非西方社會并沒有真正實現對政治自由的切實保障，甚至走向了它的反面，而且一些采取西方民主制度的非西方社會常常鼓勵排外主義的和反西方的政治運動。這眾多的選舉實例證明了非西方的選舉結果常常不同于西方社會的選舉結果，或者并不導致民主。因此一些國外學者認為，選舉民主可能不僅僅需要選舉。比如羅斯托提出了“精英關系”變量，認為只有當一個社會的精英們同意政治博弈規則而不是冒國家解體的威脅時，選舉民主才能發生。因此選舉民主需要精英的支持，尤其是一些沒有民主傳統和選舉經驗的社會，如果社會精英支持選舉民主，那么才能逐步將非精英也納人選舉民主的規則體系，從而保證選舉民主的正常運行。賓德和達爾提出了影響選舉民主的另一種因素，即“發展序列”變量。達爾認為，當政治競爭先于大眾參與發生時，民主建立與鞏固就相對容易。賓德則認為民主確立過程中的認同危機、合法化危機、管治危機要在參與危機和分配危機之前得到解決。還有一些學者提出了制度變量，在選舉民主中如果制度缺乏或者國家缺乏自主性，那么選舉民主就不能有效運轉。另外，如果軍隊與政治家之間存在實際或潛在的意識形態鴻溝，也是對選舉民主不利的因素。最后，對于選舉民主的條件，國外學者強調最多的還是自由主義的傳統。在西方，選舉民主建立在自由主義的政治傳統之上，這一傳統的核心是人權和法治。①而非西方社會由于缺乏自由主義的傳統，選舉經常會被某個利益集團、政黨、軍隊所操縱而導致選舉民主變質，因此這些學者認為選舉民主只能在擁有自由傳統的條件下才能發揮良好作用。所以把西方的自由主義傳統輸入非西方社會，使非西方的選舉民主與西方接軌，才能避免其出現的種種問題。這種觀點，雖然是西方中心主義的，但是它卻使研究選舉民主的學者更加關注選舉民主所需的政治自由以及公民權利，從而有效地拓展了選舉民主的研究視野，也有利于我們對選舉民主所需的條件作出更明確的界定。
3.對選舉民主局限性的研究
當前大量的選舉民主國家出現了不民主的現象，不僅是選舉民主的運行導致嚴重威脅到民主的政治領袖和政治團體的勝利，而且選舉產生的政府常常對個人的權利漠不關心，歧視少數民族，扼制新聞自由，甚至鼓勵警察濫施暴力。這種現象在新興的民主化國家尤其嚴重。許多新興的民主國家舉行自由選舉后，便立即進入政治動蕩和戰爭狀態，例如：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厄瓜多爾和秘魯、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里亞都爆發了兩國間的戰爭；蘇聯民主選舉以后，車臣地區烽火連天；還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戰爭，光是波斯尼亞戰爭中死亡的人數最保守估計都超過10萬人，成為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死亡人數最多的戰爭。總之，選舉民主的結果往往導致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劣質民主層出不窮：貪官污吏通過賄選當政易如反掌；大批政客只知道爭權奪利，永遠以民主的名義，行使民粹主義、部落主義和黑金政治之實；他們的國家也因此頻頻陷于動蕩甚至戰亂之中，經濟凋敝，民不聊生。
因此，國外學者開始質疑選舉民主的作用，他們認為在不同的社會，選舉似乎扮演著完全不同的角色，并開始談論“選舉主義的謬誤”和“自由選舉的陷阱”。正如施米特和卡爾所言：“不管選舉對民主政治有多么地關鍵，也僅僅周期性地舉行，并且只允許公民在由政黨提供的高度集中的對象里進行選擇。特別是在民主化過程的早期階段，這種情況易于衍生出令人眼花繚亂的變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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