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撥開中國經濟重重迷霧
中國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11年，長達33年的時間里，實現了年均9.9%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當人們習慣于這個高速增長之后，對2012年以來中國增長減速，就容易產生疑惑。那些對中國經濟前景的誤判，一定是產生于錯誤的觀察方法和偏頗的理論依據。一旦將這些認識中國經濟增長的錯誤方法論予以澄清，必將撥開悲觀論調的重重迷霧，重新看到中國經濟前景的一片光明。
一、如何打破不可能三角
快與慢的經濟發展規律
宏觀經濟學本來是由周期理論和增長理論兩部分構成的，但是，專注于周期問題研究的學者往往缺乏增長視角。主流經濟學家習慣于把觀察到的經濟增長減速，作為需求不足導致的周期現象來進行分析，因此，他們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夠扭轉經濟下行趨勢，而在增速下行的勢頭始終未能觸底的情況下，便會表現出過分悲觀的情緒。然而，把這個方法論應用于觀察中國經濟增速的減緩，無疑犯了經驗主義的錯誤，因為中國經濟面臨的不是周期現象，而是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表現，從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是經濟發展規律作用的結果，是進入經濟新常態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們把世界各經濟體按照人均GDP進行排列，可以看到，經濟體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經濟增速遞減只不過是規律性的現象。處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國，與之前自身處在較低收入水平時比較，增速有所降低無疑再正常不過。更應該關注的是，按照世界銀行的分組標準，中國無論是在2000年以前處于低收入水平階段時，還是在2000年2010年期間處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階段時，以及目前處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階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時，其經濟增速都顯著高于同樣發展階段里所有國家的平均水平。因此，無須從周期性、需求側著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彈，從供給側認識新常態，才會看到中國經濟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國外經濟學家如巴羅教授，從增長視角觀察中國經濟減速。他們認為，中國長期的高速增長是一種趕超現象，是經濟增長趨同的成功案例，從趨同遞減假說出發，不可能長期保持高速趕超，中國增長終將減速。中國以往實現趕超型高速增長，原因在于改革開放消除了妨礙資源配置的體制性障礙，釋放人口紅利，現在雖然增長減速，但中國經濟趕超的條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底氣。并且，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挖掘傳統發展動能，培養新的發展動能，我們還可以收獲看得見摸得著的改革紅利，進一步提高潛在增長率。
量與質的經濟發展內涵
我們并非盲目樂觀，而且毋庸諱言，中國經濟也存在著自身的問題。然而，問題不在于增長的速度而在于增長的內涵，即存在著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符合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減速，不僅沒有惡化這些問題，反而有利于解決此類問題。事實上，恰恰是在增長速度下行的同時，中國經濟以更快的步調走向更加平衡、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軌道。
經濟增長平衡性提高。從拉動需求的三駕馬車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產業發展加速，第二第三產業之間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產業產值比重首次過半，在過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國正在形成新的區域經濟增長點，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趕超，地區發展更加平衡。
經濟增長新動能加速形成。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必然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即在傳統增長動能變弱的同時，新動能開始蓄勢而發。例如，有的國內智庫根據人力資本含量、科技密集度、產業方向和增長潛力等因素，識別出一些行業以代表新經濟，并構造了一個新經濟指數，發現該指數與傳統的采購經理指數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現下行趨勢的情況下，新經濟仍然保持逆勢而上。又如哈佛大學學者用經濟復雜度指數衡量經濟體的出口多樣性和復雜程度，中國該指標的全球排位，從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顯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經濟發展的分享性明顯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發展階段變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開始朝有利于勞動者和低收入群體的方向變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農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鎮居民。以不變價格計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達2.67∶1的峰值后，逐年縮小至2014年的2.40∶1，與此同時，全國基尼系數從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為2014年的0.47。
改革、增長和穩定的統一
最近，穆迪分析人員斯卡特表示，中國確立并尋求的改革、增長和金融穩定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終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時期內放棄其中一個。之所以把三個目標割裂開，賦予其彼此獨立且對立的性質，也是由于作者因循了流行的觀察視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國經濟面臨問題的本質。一旦我們從供給側觀察現象、分析問題和尋找出路，就會發現，改革、增長和穩定三者之間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長的關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學上最穩定的結構一樣，從供給側入手，正確選擇結構性改革方向和優先領域、分寸恰當并精準地推進這些改革，既可直接達到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目標，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風險，實現經濟和金融穩定。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性質，可以從其目標即提高潛在增長率來理解。有利于提高生產要素供給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改革，即屬于此類改革，應該放在改革日程的優先位置。例如，在勞動力總規模不再增長的情況下，提高勞動參與率是今后一個時期擴大勞動力供給的重要選擇。我們的分析表明，勞動參與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為潛在增長率贏得0.88個百分點的改革紅利；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則可以贏得0.99個百分點的改革紅利。這方面的改革包括戶籍制度改革、降低企業成本和交易費用的政策調整、從體制上拆除不利于競爭的進入和退出障礙等等。由于這類改革著眼于供給側，無須過度倚重需求側的刺激政策，因而也降低了金融風險，因此可以打破所謂的改革、增長和穩定不可能三角。
二、如何實現L型中高速增長
認識減速：這次不一樣
現在最重要的經濟問題就是增長速度下行，其他許多問題都是由此衍生出來的。所以應該首先分析經濟減速是如何形成的。最近國際和國內都有很多討論，國際國內各種聲音都有，有些人認為中國面臨的是周期性的減速，還是一些人從長期趨勢角度分析。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幾個。
薩默斯認為經濟增速不可能長期持續超常，終究要回到均值水平，就是世界平均增長速度（大約3%）。他們預測從2013年到2023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平均是5%，從2023年到2033年平均是3.3%，即回到了均值。他們沒有給出理由，只是說有這樣的統計規律。
巴羅認為如果具備了若干條件，后起國家的增長速度會更快一些，最終會與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趨同。但是從長期來看，趨同的速度不會超過2%這個所謂鐵律。中國過去大大超過這個速度了，所以到了減速的時候。因此他對中國經濟的增速預測也是3%左右。這個預測已經被證明是錯的。
上述兩個研究都是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說盡管都在講中國，但是都沒有找準中國的特點，所以沒講出中國特有的故事。
艾肯格林等把所有具備長期數據的國家放在一起進行統計分析，發現了一些減速的規律。他們認為在大約中國目前的收入水平上，各國基本都經歷了減速，減速的幅度可以超過此前增速的一半。他們探討減速除一般規律之外，還包含了一些國別的因素，就是不同的國家可能有自己的因素。
總的來看，這些研究都依據了某種方法，也發現了一些規律，但是，也都具有只見森林不見樹木的缺陷，講的更多的還是森林，而中國是一棵不同尋常的大樹，所以其結論對中國來說未必全都具有適用性。
林毅夫主張，中國的問題是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增長乏力造成的，所以問題在于需求側，所以是周期性的。在他看來，中國目前人均GDP相當于美國的20%，這個階段相當于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年，臺灣的1975年和韓國的1977年。在那之后這四個經濟體都經歷過20年的高速增長，所以他得出了中國經濟長期增長潛力8%的結論。
他采用發展階段比較的方法，固然一般來說是對的，但是，用人均GDP來判斷發展階段可能忽略了中國的一個重要特征未富先老。雖然中國人均GDP比較低，但是老齡化程度已經不低于甚至超過了很多其他國家和地區。
2010年，中國15歲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達到峰值。這個現象發生在日本的時候不是1951年，而是1990年到1995年期間；韓國是2010年到2015年期間，比中國還晚一點；新加坡是2015年到2020年期間。如果按人口轉變階段來看，而不是簡單以人均GDP看，中國的發展階段已經大大的不一樣了。
撫養比是反映人口紅利的指標。日本的人口撫養比在1970年就基本降到底部，但沒有馬上上升，而是穩定了20年，從1990年代才開始上升。中國的人口撫養比大體上也是2010年左右降到最低點，隨后迅速上升。新加坡和韓國到達這個轉折點的時間跟我們差不多。這同樣證明了中國是在非常低的人均GDP水平上就開始喪失了人口紅利。
從這個人口角度看，中國可能沒有20年平均增長8%的機會了。良好的人口年齡結構能夠導致勞動力充足，人力資本充足，勞動力的轉移還能使資源的配置效率提高，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低撫養比有利于高儲蓄率和資本回報率。人口紅利消失意味著所有上述因素都會逆向變化，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
我們預測了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變化。2010年之前潛在增長率大體是10%，從那開始就迅速降到了十二五時期的7.6%，從十三五開始進入6.2%的階段。潛在增長率是供給側因素形成的，周期性需求側因素只能導致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的偏離。如果把實際增長率減去潛在增長率，可以得出增長率缺口。如果這個缺口是負數，說明沒有把生產能力充分發揮出來。只有在負的經濟增長缺口的時候，需求側的寬松政策才能刺激經濟增長。
如果認為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仍然是10%，而現在的增長速度是6%到7%，則會得出負的增長率缺口，就會使人們認為減速是由于周期性、需求側的因素，就會不斷提出經濟下行何時觸底的問題，就要期待政策刺激和一個V字型的反轉。事實上，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已經降下來了，不是10%了，所以也沒有明顯的負增長缺口。經濟減速是因為潛在增長率下降，而不是因為需求不足。
刺激不起來的潛在增長率
從供給側認識經濟增長，就意味著放棄國民經濟恒等式（或所謂三駕馬車需求因素分析法），而轉向從生產函數的角度，觀察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因素。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是勞動力的持續短缺從而導致工資上漲。與任何商品一樣，數量出現短缺，價格就上漲。在一定時間內，工資的上漲可以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去彌補，但是如果勞動力短缺過于嚴重，工資上漲得過快，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跟不上，就會導致單位勞動成本的提高。單位勞動成本與工資成正比，與勞動生產率成反比。其過快提高，意味著與發達制造業國家相比，我們在制造業上的比較優勢趨于下降。
第二是新成長勞動力和人力資本逐漸減少。新成長勞動力包括各級各類學校每年畢業未升學和輟學的年輕人，即每年真正進入勞動力市場就業的人。這部分人也代表著人力資本的增量。新成長勞動力增長速度下降，也就意味著人力資本改善速度下降。計算表明，從2014年到2020年，每年新成長人力資本（新成長勞動力乘以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長率是負1.3%。
第三是資本大規模替代勞動，導致資本勞動比的過快上升，進而，如果人力資本不能同步得到改善的話，資本回報率則不可避免下降。根據白重恩等人計算，2008-2013年期間，資本回報率下降了45%。這也是投資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第四是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間縮小，傳統模式下的城鎮化也即將減速。過去經濟增長既靠生產要素的積累，也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而在中國，接近一半的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來自于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轉移到生產率高的部門，即資源重新配置效率。這種趨勢很可能也會越來越弱，甚至會逆轉。真正的農民工增量來自于16歲到19歲的農村人口，這部分人口在2014年達到峰值，此后開始絕對減少，相應地，農民工增長率也減慢（下圖）。這意味著疾風暴雨式的勞動力轉移，及其實現的資源重新配置也即將結束，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速度也會大幅度的減慢。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紅利
經濟體制一些領域的改革進度尚不盡如人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遇到因為包袱重而等待、困難多而不作為、有風險而躲避、有陣痛而不前的推進困難。這有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并不是每個人都真信改革能帶來紅利。改革紅利看不見、摸不著，至少不敢說哪一項改革對應著哪部分紅利。相反，實行需求側的刺激政策，可以識別出財政性投資增加多少或者銀行發放多少貨幣對應著GDP增速的百分點。所以有些地方和部門改革決心不大，反而傾向于使用刺激性政策手段，延誤改革時機。
第二，改革要靠全社會努力（激勵相容）。改革成本可以確定是由誰來承擔的，但改革紅利并不是由支出了成本的主體排他性獲得的，而是具有外部性。由于改革成本的分擔和紅利的分享還沒有界定清楚，因此產生了改革的激勵不相容問題，造成改革難以推進。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著眼于提高勞動參與率、生育率、人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等方面，以達到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效果。三去一降一補也是為了改進資源配置效率，提高潛在增長率。我們的測算表明，在相關領域推進改革，可以帶來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同時，以不同的力度和方式推進改革，會帶來不盡相同的改革效果。
固然，根據權威人士的說法，就算不刺激，經濟也跌不到哪兒去，到2050年中國經濟增速才會降到世界平均值，在這之前還是高于世界平均值的；但是，實質性推進改革就能取得更好的結果。我們的模擬表明，改革越徹底、力度越大，未來的潛在增長率就越呈現出L形狀。
三、如何釋放城鎮化新紅利
當前，世界各國形勢都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特別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其很可能會對經濟全球化產生向后拉的動力。
這個動力到底能不能把全球化往后拉？我們不知道，但至少我們可以一方面盡己所能地推進全球化，另一方面做好我們的事情。這對于經濟學家來說有兩點，一是實現經濟拉動力向內需轉變；二是要進一步挖掘供給側的經濟增長因素，清除舊的障礙，所以我把新經濟增長因素看作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城鎮化是獲取人口紅利的主要手段
中國經濟到了這個發展階段，我們的經濟增長就不會在原來那個量級上了，在2010年之前我們測算的經濟潛在增長率應該在10%左右，總體上實際增長速度有波動，但長期趨勢也是在10%左右。
201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中國人口紅利已經在消失，因此在十二五時期我們測算的潛在增長率是7.6%，事后也證明我們的實際增長速度是7.8%。按照我們現在的測算，如果沒有別的因素，改革紅利還沒有充分顯示出來的情況下，十三五期間大概是6.2%的潛在增長率，盡管這樣，我們的實際增長率也仍然在我們的潛在增長率之上，因此我們現在沒有通脹，也沒有周期性失業的發生。但我們還是要探討有什么方式能夠讓我們保持中高速，能夠比靜態測算出來的潛在增長率更好一些，這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認為城鎮化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領域。
有很多人認為經濟增長還會回到原來的水平上，或者說我們現在遭遇的還是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他們會問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歷史上其它經濟體在我們這樣的人均收入水平上都沒有減速，還會保持很長時間的高速增長，為什么我們在人均收入水平這么低的情況下（相當于美國的20%）速度就要降下來呢？我想主要是判斷經濟發展階段時不能僅僅依據人均GDP水平，還有一個重要指標是人口結構，要看人口結構究竟有利于經濟增長，能夠創造人口紅利，還是可能會產生人口負債，成為阻礙經濟增長的因素。
我們用人口扶養比和東亞幾個先行國家做比較，即15歲到59歲生產力強的人口能夠支撐的依賴性人口（15歲之前以及60歲之后）情況。扶養比下降比較低的時期很自然就是人口紅利比較充足的時期，反過來就意味著人口紅利在消失，人口結構變成了食之者眾，生之者寡。2010年進行人口普查時，總體來說扶養比正好下降到了最低點，在這之前是不斷下降的人口紅利沖突，到了最低點之后就迅速上升了。歷史上日本大概在1970年開始降到了谷底，但它沒有立刻上升，直到20年之后才上升，因此維持了高達20年的較低的人口扶養比。新加坡、韓國人均收入目前比我們高很多，但他們的人口扶養比的變化趨勢跟我們幾乎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我們在較低的收入水平上達到了比較高的老齡化程度，比較早地喪失了人口紅利。
過去我們獲取人口紅利的主要手段其實是借助了城鎮化，特別是農民工從農村、農業這些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城市和非農產業，這是一個重要貢獻，未來如果還能繼續保持下去，我們還可以得到經濟增長的動能。
城鎮化將為我國提供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和源泉
另外，新型城鎮化可能還有一些新的經濟增長源泉。下面，我們分析的是改革時期傳統城鎮化如何為經濟增長做貢獻，今后其貢獻方式將如何發生變化。
一、城鎮化主要是勞動力從農村轉向城市，給我們帶來了充分的勞動力供給，勞動力供給也是重要的生產要素，不會構成經濟增長的瓶頸。農民工一直在城鎮就業，但它過去并沒有被統計在城市的就業人群里，現在這部分人占的比重逐年增大，已經是穩定的在城鎮就業的人口了。
為什么過去不統計農民工，現在統計農民工呢？因為城鎮對勞動力需求越來越強烈，勞動力短缺現象越來越嚴重，農民工在城鎮就業也就越來越穩定、越來越持續、時間越來越長。無論在住戶調查還是企業調查中，都越來越把農民工當作城市就業者。很顯然，農民工和向城市轉移的農業勞動力成為了勞動力供給的重要因素。
二、我們知道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是資本積累，因為資本回報率比較高、儲蓄率比較高，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才有這么大的貢獻。農民工或城鎮化為什么能夠做到這一點？在供給側，如果人口扶養比，食之者寡，生之者眾，能夠把更多東西儲蓄起來形成投資，與此同時勞動力無限供給、資本報酬遞減現象不會過早發生，因此資本回報率也較高。目前的非戶籍人口，也就是城鎮化的新移民，他們具有更年輕、更具生產力的人口年齡構成，由于有了他們，我們整體城市的年齡構成更加合理，因此變得更有利于資本積累和資本回報率。
三、城鎮化對人力資本的貢獻表現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中來，不僅從數量上而且在質量上都對勞動力群體做出了貢獻，也就是說他們貢獻了人力資本。總體來算，農民工比城市本地戶籍勞動者的受教育年限還是要低一些的，但由于進城的農民工大部分集中在相對年輕的群體中，而這些相對年輕的農民工和城市中年齡偏大的那部分勞動者來比較，受教育程度就高了，因此當他們進城替代了逐年退休的那部分年老的城市職工，城市的人力資本也得到了改善，因此我們說城鎮化對人力資本的貢獻也是非常明顯的。
四、經濟結構的變化和城市化，說穿了其實是一個庫茲涅茲過程。庫茲涅茲是美國的一位經濟學家，他認為整個資源流動的過程就是逐漸向更有效率的部門和地區配置的過程，因此整體生產率就會隨之提高。在過去幾十年里，農業勞動力比重和數量都在迅速下降，但是如果看統計年鑒會發現我們還有29%的人口在務農。實際上，如果你到村莊里，至少到縣城里看中國經濟，你就知道農村哪怕一個在40歲以下的勞動力，都很難找到。
因此重新估算后我們發現目前只有19%的人口在務農（比較保守的統計），其他人都在非農產業，因為我們的估算和官方統計有一個差額，但不知道我們算的比官方統計多出來的這部分人應該放在第二產業還是第三產業，所以我把他們單獨列出來，正常的年份這部分人是在第二、三產業中，如果城市遇到不好的宏觀經濟形勢，需要他們退回去，他們就會又回到農業生產力的蓄水池里。但農業越來越機械化了，因此這部分人越來越回不到農業中去了，他們已經穩定地從事非農產業了，這個過程就意味著這部分勞動力的重新配置，就是我們生產力提高的重要源泉，所以我們說它是庫茲涅茲過程。
不能僅靠改變行政區劃來實現城鎮化
現在我們想把中國目前城鎮化推進的方式、具體渠道做一個分解，來預測未來城鎮化的趨勢。2010年的數據可以表明今年的情況，因為它最豐富。我們會看到城鎮化的源泉，也就是城鎮人口的增長只有16%來自于城市自身，我們把它叫做自然增長，其它的84%都是機械增長，即從非城市地區遷入的，這里面26%的人是農民工。還有5%的人口，從農村轉到城市的同時也得到了城市戶口。農民工是沒有得到城市戶口的。貢獻最大的53%的部分，這部分人口不是庫茲涅茲的過程，我們把它叫做就地轉移，工作性質沒變，居住地沒變，但因為行政區劃的變化，比如過去一個地方叫鄉現在叫鎮，人的身份可能就隨之而變，這部分對城鎮化有很大一部分的貢獻，但是這部分的貢獻有一定的虛擬性，并沒有真正的庫茲涅茲進步，只是人身份的改變而已。
因此真正有意義的是農民工這部分，農民工26%的貢獻率如果繼續持續，我們城鎮化就具有可持續性。據此我們預測一下未來的城鎮化。目前城鎮化率是56%，到了2020年大約是60%，但到了2030年的時候就減速了，按照現在的預測只有67%，即使這樣減速了的城鎮化也需要依靠每年幾百萬到上千萬的農民工繼續從農村轉向城市，我們把這部分人口叫做農業轉移人口。
這部分人口的趨勢如何？2014年時這部分人口已經到達了峰值，從去年開始它已經是負增長，農民工的增長速度也就會下降，城鎮化也會有減速的趨勢，因此我們需要推動城鎮化，需要進行改革，改革可以得到及時的改革紅利，也就證明，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加快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就可以提高城鎮化的潛在增長能力。
我們前幾年做了一個模擬，在2011到2020年期間，如果每年非農產業勞動參與率（勞動率供給）能增加1個百分點，對應這個時期的潛在增長率會增加0.88個百分點，幾乎是1:1。同樣地，如果全要素生產率的速度提高1個百分點，對應的潛在增長率幾乎也會增加1個百分點，因此這兩項改革是可以帶來真金白銀，實實在在顯而易見的改革紅利。
現在要推進改革，我想應該做三件事情：
一是真正認識到改革是有改革紅利的，改革和增長不是此消彼漲，有此無彼，而是改革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至少戶籍制度改革是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二是即使認識到改革能夠帶來紅利，但這個紅利能夠得到嗎？戶籍制度改革的成本已經確定了，目前來檻，城市政府一定要承擔這項成本，但它帶來的改革紅利對潛在增長率的提高是不是能夠完全排他性地被當地城市政府獲得呢？不一定，因此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變成了不對稱的東西，這時候必須做出恰當的制度安排，讓大家分擔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紅利，預期明確才可能推進改革。
最后我們應該看到，戶籍制度的改革也是一樣，要把目標定在機制體制的變化上，而不要用指標來考察它，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必須著眼于讓真正意義上的資源重新配置，推動城鎮化獲得改革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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