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的困境：美國保守主義智庫的興起》中立智庫和保守主義智庫是當今美國智庫的兩大主流。保守主義智庫的興起頗具傳奇色彩，尤其是其中的旗艦——傳統基金會。相對于國人已經非常熟悉的中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傳統基金會的實力和影響力毫不遜色，其濃重的政治化色彩看似新鮮，實則沉重。無論是美國的政治體系還是保守主義智庫，都已深陷政治化旋渦，政治的清明、智庫的理性，正面臨*的挑戰。
作者歷時五年，遍訪美國一線智庫和政府部門，通過大量一手訪談和英文文獻的梳理，深入挖掘美國智庫與政治思潮、權力轉換和制度變遷之間的內在關系，并試圖從智庫的維度透析美國社會和政治體系的兩大癥結——兩極化和民粹化——前者導致了五十年來越來越嚴重的兩極對立，后者如今則體現為茶黨和特朗普現象的政治運動化，兩者共同帶來了對保守主義智庫的需求，也刺激了保守主義智庫日益嚴重的政治化。
王海明，法學博士，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秘書長。畢業于北京大學，曾擔任《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評論員、研究員、社論委員會召集人，已出版《第二波》《變革二十年：交通銀行與中國銀行業嬗變》等著作。2003年創意并開始主持《21世紀北京圓桌》專欄，共組織450場圓桌討論；2008年至今任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秘書長；2011年至2016年7月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常務副院長，2016年7月起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2015年10月至今任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2016年3月至2017年6月任北方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長，2017年6月起任北方新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2016年3月至今任四十人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副理事長；2016年6月至今任四十人金融研究院副理事長；2016年7月至今任上海浦山新金融發展基金會副理事長；2016年8月至今任絲路規劃研究中心副理事長。
前 言／ I
第一章 美國保守主義智庫的興起
一、傳統基金會：思想有其結果／ 004
二、保守主義智庫崛起：“思想市場”的平衡／ 016
訪談實錄：傳統基金會的政治邏輯／ 028
第二章 保守主義智庫的歷史契機
一、自由主義建制與文化內戰的開始／ 040
二、保守主義的崛起及其政治勝利／ 053
訪談實錄：傳統基金會與保守主義運動／ 065
第三章 美國智庫的政治化轉型
一、從中立智庫到意識形態智庫／ 078
二、意識形態智庫徹底的政治化／ 092
訪談實錄：PIIE 何以成為頂尖中立智庫／ 104
第四章 保守主義智庫的“政治前途”
一、問題與主義：誰主沉浮？／ 119
二、特朗普時代：智庫的前途？／ 131
訪談實錄：布魯金斯學會的核心價值觀／ 140
第五章 美國智庫的政治空間及其癥結
一、美國政治體制的宏觀結構／ 156
二、美國政治運作的微觀變遷／ 165
三、民粹化、兩極化與金元化挑戰／ 173
附錄一：美國智庫與相關概念／ 190
附錄二：研究現狀及研究方法／ 201
參考文獻／ 211
深度訪談的部分機構與名單／ 223
后 記／ 231
一、傳統基金會：特朗普背后的特殊力量
2016 年，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世人為之震撼，隨之而來的是對特朗普大旗下政策議題的關注。作為美國共和黨的候選人，特朗普很大程度上給人以保守主義的印象：反對奧巴馬醫改、減少政府管制、大幅度減稅、加強移民監管等。同時，他也為保守主義注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如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在設置這些議題的過程中，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智庫，特別是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起到了重要作用。
傳統基金會可謂特朗普背后的一支特殊力量。之所以說特殊，一方面，傳統基金會以智庫的形態存在，又明顯不同于華盛頓廣泛存在的中立智庫，它有著非常明確的意識形態傾向，其政治游說特點尤為突出；另一方面，它也遠強勢于華盛頓其他保守主義智庫 —— 傳統基金會可謂美國保守派的大本營，“試圖為政治提供正確的方向”。總之，傳統基金會旗幟鮮明且舉足輕重。作為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智庫的旗艦，傳統基金會對特朗普的支持明顯體現在他贏得黨內候選人之后。特朗普當選總統之后，傳統基金會的支持又進一步：幾乎為他的每一項政策“出謀劃策”，從經濟政策到最高法院法官提名，因而被認為是特朗普政府的“影子轉型團隊”。
傳統基金會的“影子轉型團隊”功能，突出體現在大法官的提名上。在美國政治體系中，最高法院的位置至關重要，大法官可謂“一言九鼎”，加之任職終身制的特殊安排，大法官的影響力往往可以持續二三十年而不受總統換屆的影響，傳統基金會著名法律專家埃德?米斯（Ed Meese）甚至認為，總統最能影響后世的權力在于挑選聯邦法官。因此，傳統基金會歷來注重加強對司法機構的影響，守衛美國最高法院這個保守派非常看重的陣地。2016 年，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突然去世，新總統面臨一次可以提名大法官的機遇，傳統基金會立即展開研究，為特朗普開列了一個可供選擇的清單。最終，傳統基金會協助特朗普提名并任命了保守主義法官尼爾?哥薩奇（Neil M. Gorsuch）作為最高法院法官，進一步鞏固了保守派的優勢地位。
傳統基金會的另一大優勢領域是設計政治理念和執政綱領。2014 年 6 月 6 日，傳統基金會時任總裁吉姆?德敏特（JimDeMint）提出了利用奧巴馬計劃 —— 包括醫改、氣候變化等一系列措施 —— 拯救美國的兩步走策略：“在 2014 年，我們的任務是停止流血；在 2016 年，我們的任務是拯救國家”，前者的意思是停止資金流失，后者則是指通過選舉讓保守派重新掌權，進而采取相反的政策。此前，為了使國家重回正軌，傳統基金會曾在 2013年發起一項名為“改造美國”（Reclaim America）的運動。特朗普在選舉時提出“讓美國再次強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很大程度上響應了傳統基金會的呼聲。
實際上，以“拯救國家”為推動力，傳統基金會早已炮制了相關的改革計劃，并在特朗普當選后將這些計劃交付給特朗普行政團隊及國會中的保守派議員，讓他們明白不存在不進行改革的理由。同時，傳統基金會也為新政府繪制了一系列新的“藍圖”，由此完成第七期《領導人的職責》（Mandate for Leadership）。這一期《領導人的職責》是一本 70 多頁的指導手冊，提供了實施保守主義觀點的具體步驟，為新政府建議了一個全盤的政策計劃。傳統基金會對它的會員表示，這本“新政府全盤政策計劃”將協助特朗普總統及其團隊從第一天開始就做好充足的準備。
時針撥回到 1981 年，傳統基金會首次發行《領導人的職責》即取得巨大成功，這部著作后來被譽為“里根革命的圣經”，傳統基金會也借此一躍成為美國影響力最大的保守主義智庫。特朗普就任總統的政府交接過程，讓傳統基金會重溫了當年為里根總統效力的感覺，其中的伏筆早在 2013 年就已經埋下。那一年，傳統基金會聘請茶黨旗手德敏特為總裁，因其民粹化傾向而頗受指責：“傳統基金會如此支持茶黨，以至于共和黨內對其是否還是正統的保守主義產生了疑問。” 這種爭議反而為傳統基金會與特朗普之間架起了橋梁。特朗普選擇德敏特的茶黨“戰友”、傳統基金會的邁克?彭斯（Mike Pence）作為競選搭檔，也正是抓住了保守主義民粹化的歷史趨勢。
傳統基金會又一次發揮作用的一個明顯證明是，特朗普新出臺的財政預算方案與傳統基金會 2016年最新版《領導人的職責》十分相似：均取消了阿巴拉契亞地區委員會，減少了對國家藝術基金會的資助，并停止了對法律服務委員會、美國公共廣播公司的贊助，等等。事后，傳統基金會發表文章，贊揚總統的新預算方案，支持總統削減冗余的行政經費，并建議特朗普進一步提高軍費開支。相對于以布魯金斯學會（The Brookings Institute）為代表的中立智庫，以傳統基金會為代表的保守主義智庫影響力似乎更為強大。那么，美國保守主義智庫如何興起 , 又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了政治的深處？在保守主義智庫興起的過程中，美國政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基于美國當前的政治形勢，保守主義智庫的前景如何？所有這些問題的回答，都要追溯到 20 世紀 70—80 年代的美國。
二、保守主義智庫的興起：從 1973年到 20 世紀 80 年代
比較而言，世界各國智庫中數量之多、影響力之大，非美國莫屬。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16年 1 月發布的《2015 年全球智庫報告》（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統計，2015 年全球 6846 個智庫當中有 1835 個來自美國，遠遠超過排名第二的中國（435 個）和排名第三的英國（288 個），而且美國智庫占據了全球排名前十位中的六個，分別是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外交關系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蘭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和威爾遜中心（Wilson Center）。在美國，智庫在政治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以至于有論者將智庫稱為立法、行政、司法和媒體之外的“第五種權力”。
美國智庫對于政治的巨大影響，尤其體現在意識形態智庫之中，其中的典型就是傳統基金會。美國 20 世紀 90 年代的眾議院議長、共和黨人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曾經說道：“毫無疑問，傳統基金會是在國家的思想論戰中影響最為深遠的保守派組織，不僅在華盛頓具有巨大影響，其威力簡直遍及全球。”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從數量還是政治影響力來講，無論從所獲得的社會捐助的規模還是公眾的關注程度而言，具有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傾向的智庫在美國華盛頓地區都遠遠超過自由主義或者進步主義傾向的智庫。對于這種保守主義智庫在美國政治體系內迅速發展且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現象，本書擬聚焦一個特定的歷史時間段專門分析。
本書將以傳統基金會的成立為切入點，重點分析美國保守主義智庫興起的緣由及其在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1980 年至 1988 年）和保守主義運動中的重要作用。之所以如此聚焦，是因為歷史地講，雖然一般認為美國智庫起源于 1916 年成立的布魯金斯學會，但是智庫以研究產品為基礎主動去影響政策和政治體系的歷史卻是非常短的，1973 年成立的傳統基金會可以說是最為典型的代表。筆者認為，傳統基金會與眾不同的關鍵在于其政治化特征。盡管“政治化”在傳統基金會發展的不同時期表現不同，卻足以成為分析這家智庫乃至理解美國意識形態智庫最重要的一把鑰匙。
美國保守主義智庫政治化的起點，就在傳統基金會誕生之時。1973 年是一個特別的年份：那一年之前，美國經歷了一個長達 100年的生產率高速增長時期，資本投入、人力投入、產出等多種要素都快速增長，并在 1928 年至 1950 年達到高峰。“百年盛世”之后，從 1973 年開始，美國的經濟增長開始趨勢性放緩，與 1960年至 1973 年相比，1973 年至 1979 年美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速下降了 1.2 個百分點（相當于下降了 45%）。1973 年，美國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為嚴重的滯脹危機，加之能源危機爆發、侵越
戰爭慘敗、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等一系列事件的觸動，美國人對之前的價值體系產生了統性反思，經濟的變化也伴隨了思潮、政治和社會層面的一系列變化。
思潮上的變化開始于 20 世紀 40 年代中期出現的一個耐人尋味的重大現象：保守主義運動（Conservative movement）或者保守主義革命（Conservative revolution）。保守主義運動著力攻擊 20世紀 30 年代開始的新政自由主義，一方面強調自由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對經濟的管制；另一方面，保守主義運動肯定社會文化中“沉默的大多數”（the silent majority）所信賴的價值觀，反對性自由、墮胎、同性戀乃至于吸毒等新潮的權利和自由。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融合主義”（fusionism）出現，保守主義思潮各派由此找到一個“哲學上的集合點”，并在 20 世紀 80 年代演變為政治上實實在在的實踐。其間，政治上的變化令人嘆為觀止：共和黨經歷了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競選的失敗和里根革命的巨大成功；美國政治完成了從左派主導到右派主導的巨大轉變，并逐漸走向兩極化。
美國兩極化政治的發展為意識形態智庫的興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空間和政策產品需求。尤其在里根革命時期，保守主義智庫的發展獲得了歷史難得的發展契機，成為美國政治生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基金會則進一步站到了保守主義運動的中央。
思潮和政治權力的演變為保守主義智庫的興起提供了歷史契機，保守主義智庫自身的發展又有其內在的政治化邏輯。本書立足歷史和政治的視角觀察美國保守主義智庫，可以更好地分析保守主義智庫產生作用的內在邏輯，理解其走向徹底政治化的必然，也有助于理解美國政治兩極化和民粹化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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