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學獎得主阿來，憑《機村史詩》獲得第七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杰出作家獎
41歲即獲得茅盾文學獎的藏族作家阿來，可以說是歷屆茅盾文學獎*年輕的獲獎者之一。而這套《機村史詩》六部曲（原名《空山》）則為他帶來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杰出作家獎的榮譽，因為他的寫作，旨在辨識一種少數族裔的聲音，以及這種聲音在當代的回響。阿來持續為一個地區的靈魂和照亮這些靈魂所需要的儀式寫作，就是希望那些在時代大潮面前孤立無援的個體不致失語。《機村史詩》正是這一評價的*恰當寫照。
花瓣式立體結構，書寫一座藏族山村的編年史
《機村史詩》（六部曲）由《隨風飄散》《天火》《達瑟與達戈》《荒蕪》《輕雷》《空山》六部構成，講述了一個藏族村莊，在過去的政治制度解體后，如何自愿和非自愿地納入到新的社會體制下。改變的過程是破碎的，因此阿來的寫作也放棄了傳統一氣呵成的長河結構，而采用六個小長篇加十二個短篇（六個關于新的事物，六個關于與新社會適應或者不相適應的人物）構成的花瓣式立體結構。在這套結構獨特的長篇小說系列中，主角不是某個個人，而是這座村莊本身。
比《塵埃落定》花費更多心血，更沉重，對社會的認知價值更大
《機村史詩》關注的不僅是西藏的村莊，更是所有的村莊，所有的群體。如果說《塵埃落定》寫的是歷史，那么在阿來看來，《機村史詩》關注的就是現實，而現實更難寫，也更沉重，但這樣對社會的認知價值也更大。
一部村落史，幾句題外話
代后記
阿來
這是一座村莊的歷史。
一座村莊的當代編年史，從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這半個世紀，中國進行了史無前例的社會實驗從政治到經濟。這場實驗，目的在于改變人，也改變社會面貌。中國鄉村，在國家版圖上無論是緊靠中心還是地處僻遠，都經歷了革命性變革，與種種變革帶來的深刻滌蕩。
我自己出生于一個偏遠的村莊，在處于種種滌蕩的、時時變化的鄉村中成長。每一次變革都帶來痛苦，每一次變革都帶來希望。
即便后來拜教育之賜離開了鄉村，我也從未真正脫離。因為家人大多都還留在那里，他們的種種經歷，依然連心連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為這樣的村莊寫下一部編年史。
所以，這部小說的主角是一座村莊。
我給這座村莊另起了一個名字：機村。機，是一個藏語詞的對音。機，也不是一個標準的藏語詞，而是藏語里一種叫嘉絨語的方言里的詞。意思是種子，或根子。
是的，鄉村是我的根子。鄉村是很多中國人的根子。鄉村也是整個中國的根子。因為土地和糧食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雖然今天人們正大規模遷移到城市，但土地與糧食依然在那里。
當我決定要寫一部編年史時，發現自己不能沿著熟悉的路徑，寫一部傳統的長河小說。這五十年中，無論是政治運動還是經濟浪潮的沖擊，都使得在鄉村中，沒有一個人或一種人，或一個家族，像長河小說中那樣始終處于舞臺的中心。在政治運動的沖擊下，在經濟潮流的激蕩中，鄉村不斷破碎，又不斷重組。斷裂，修復，再斷裂，再修復……這個過程，至今還在繼續。在這個過程中，那些順應新形勢的人或主動或被動，不斷登場，又不斷被淘汰。所以，如果我要以變化的村莊為主角，就得隨時去蹤跡那些因時因勢成為中心，或者預示著鄉村變遷方向的新的人物。如果這樣，這部小說將不會有一個完整的結構。以破碎的結構對應不斷重組的鄉村，形式本身都成了某種隱喻。小說初版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宣傳給這種破碎一個好聽的命名：花瓣式結構。花瓣是空間的，向心的。而編年史是線性的，有始無終的。這也是今天中國鄉村變遷的真實圖景。
所以，這部小說只好寫成互相銜接的六個故事，每個故事都是人的命運，也是鄉村的命運。每個故事都各有主角。這樣寫完了覺得還不夠，我又寫了十二個小故事。六個關于新的事物，六個關于與新社會適應或者不相適應的人物。
寫下這些文字前兩小時，我還在一個正式宣布脫貧的村子中行走，身上還帶著養雞合作社雞場的味道，還帶著公司加農戶的蔬菜大棚中那些圣女果的味道。鄉村為中國發展犧牲自己的時代正在過去，城市返哺鄉村的時代開始到來。但在我小說結束的那個時間點，這還只是一個渺遠的希望，但鄉村已然看見了一點救贖的希望。
寫完這部小說，已經又過去了十幾年的時間。當年的希望已經不再是那么渺茫。
機村是一個藏族村莊。
但不是一個異族文化樣本。
雖然，要寫那樣一個鄉村的命運，自然要寫出文化所遭逢的挑戰與改變。但文化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民族也不是。今日鄉村的普遍命運是不分文化，不分民族的。從世界范圍看，甚至是不分國家的。今天鄉村面臨的變遷是整個國家的，甚至是世界性的。
我無意用這部小說提供一幅文化風情畫。
這部小說也不是舊鄉村的一曲挽歌。
我不是一個一味懷舊的人，而是深知一切終將變化。
我只是對那些為時代進步承受過多痛苦、付出過多代價的人們深懷同情。因為那些人是我們的親人、同胞，更因為他們都是和我們一樣的人。
看起來具有強烈的特殊性的機村，其實也蘊含著更多的普遍性。
很長時間以來，中國的文學，但凡涉筆到漢族之外的族群，在絕大多數讀者、批評者那里，都不會被當成是真正的中國經驗、中國故事的書寫。寫入憲法的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這樣一個現實，在中國知識界還未成為一個真切的認知。他們的認識還是封建氣息濃重的大一統的歸化觀，所以對他而言，但凡關涉少數民族生活的書寫，至多提供了一個多樣性的文化樣本，只具有文化人類學研究的意義。而我以為，只有把這些非漢族的人民也當成真正的中國人，只有充分認識到他們的生活現實也是中國的普遍現實，他們的未來也是中國未來的一部分，這才是現代意義上真正的天下觀。惟其如此，各民族的知識分子，才能使優勢的一方不陷于自大，以為只有漢民族才是真正的中國；也才能使弱勢的一方不墮入褊狹，以為無論如何也不會成為真正的中國。只有這樣雙向地警醒與克服，我們才會有一個完整的中國觀，才會建立起一種超越性的國家共識。
在這一點上，中國知識分子迄今并未提供有價值的識見。
鄉村在時代變遷中，付出的另一個代價，是自然環境的毀敗。這也是中國普遍現實之一種。在我寫下的機村故事中，有大量篇幅，都涉及森林的消失。
離開故鄉后，有很多年，我都不情愿回到故鄉的村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忍心看到那些森林的消失，山野的荒蕪。當年，涉筆這些森林的毀敗時，我心里的痛楚，甚至會比寫下鄉親們艱難的生活更為強烈。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中國社會從政府到民間對此都有了足夠的警醒。所以，小說里有了一個人物，一個毀敗過森林，又開始維護森林的人物。這是鄉村的一種自我救贖。這是一直處于被動狀態中的鄉村的覺醒。我很高興捕捉到了這樣的希望之光。這是我真實的發現，而非只是為小說添上一個光明的尾巴。
現在，我每次回鄉，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親，盡力看顧著山林。那些殘留的老樹周圍，年輕的樹茁壯成長，并已郁閉成林。從清晨到傍晚，都有群鳥在歌唱。
出家門幾十米，我就坐在了蔭庇著我兒時記憶的高大云杉的蔭涼中，聽到輕風在樹冠上掠過，嗅到濃烈的松脂的清香。如今，我也不用再擔心，這些樹會有朝一日在刀斧聲中倒下。
這部小說首版的名字叫《空山》。
這名字總讓人想起王維的詩，但我寫下這個名字時并沒有那么從容閑適的出世之想。那時的現實還讓人只看到破碎的痛楚，而不是重構的藍圖。從佛教傳入中國以來，一個中國人不管是不是真的佛教徒，好多時候，空都是一種精神安慰。今天打算重版此書時，我更看到那些艱難過程的意義。所以，才給這部小說一個新的名字：《機村史詩》。
美國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說：倘若遵照荷馬、維吉爾、彌爾頓創作史詩的標準，我們現今已沒有可稱為史詩的體裁。但他又在他名為《史詩》的批評集中，把《白鯨》、《追憶似水年華》和《源氏物語》這樣的作品也納入了史詩的范疇。他以《圣經》中雅各為例，重新定義了史詩：英勇地整夜搏斗，拖住死亡天使，以求贏取更長的生命賜福。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鄉村在那幾十年經歷重重困厄而不死，迎來今天的生機，確實也可稱為一部偉大的史詩。
2017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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