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中國大陸正面臨經濟轉型，力爭擺脫停滯在生產鏈的底端的處境，向生產鏈的上游進發。在此背景下，以大陸代工為主要合作基礎的兩岸經濟該如何避開沖突、適應對方？
本書從上海自貿區和臺灣示范區建設著眼，給未來的兩岸經濟合作繪制了全新的路徑。
盛九元，經濟學博士，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兼任清華大學臺灣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兩岸產業合作小組咨詢專家、兩岸企業家峰會特聘專家等。
吳中書，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兼任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曾任臺灣經濟學會理事長等。
第一章 以自貿區為載體實現兩岸產業對接的新思路
兩岸產業對接與合作已有30 余年的發展經驗，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不斷拓展對接領域，不斷深化對接方式。然而，隨著兩岸發展基礎和發展水平不斷變化，以及國際經濟格局的紛繁復雜，兩岸產業正面臨著“對內低水平競爭、對外低端鎖定”的“雙低”局面。基于對兩岸現有產業對接基礎和對接形勢的判斷，本章重點分析兩岸面對“一帶一路”和自貿區建設的發展新機遇，以及基于這一歷史機遇期兩岸產業“在轉型中實現互補”的發展新思路，以及“點—線—面”共同推進兩岸產業對接的發展新方式。
第一節 兩岸產業合作的特點及發展趨勢
經過30 多年的合作，兩岸經濟合作取得長足的發展。從合作內容看，主要以投資和貿易為主，而臺商投資亦基本集中于制造業領域。隨著大陸整體經濟的發展，兩岸產業合作的要素結構與發展的階段性差異逐步彌合，從而使兩岸產業合作亟待在現有基礎上進行提升與轉型。
一、兩岸產業合作概述
由于兩岸關系的特殊性，兩岸產業合作的發展與深化除受到產業自身的內外因素驅動外，還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因素、兩岸的產業政策、投資環境、優惠措施、臺商與大陸地方政府的互動關系等影響，呈現發展的多樣化特征。作為兩岸經濟合作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兩岸產業合作成為推動兩岸經濟合作深化的重要載體，而且通過綿密的分工合作網絡的形成與延伸，也為兩岸形成經濟合作機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一）兩岸產業合作的形成機制
由于發展水平、政策導向、體制因素、資源稟賦、產業目標的巨大差異，兩岸產業結構存在諸多不同。這主要體現在四方面：
首先，產業發展的階段不同。大陸仍處于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制造業在整體經濟發展中所占比重偏高；而臺灣已基本進入服務經濟時代，服務業比重高達七成，與發達經濟體接近。
其次，制造業的內部結構不同。大陸傳統產業的主體仍是制造業，而臺灣制造業中高科技產業所占比重高，尤其是電子信息產業和光電產業已成為制造業中的支柱型產業。
再次，大陸作為具有全球性影響的經濟體，已經逐步形成門類齊全、發展相對均衡的產業結構；而臺灣的產業構成則具有明顯的集中性特征。例如，2009 年半導體與面板產業產值占臺灣制造業產業的一半以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最后，兩岸產業的發展模式不同。大陸產業仍以投資驅動型為主，主要依靠資本、勞動力與資源的投入來帶動產業實現規模擴張；而臺灣產業發展已基本進入創新驅動階段，以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見長。在上述差異中，兩岸產業發展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共性，就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制造業依舊是推動經濟增長主要動力。目前，大陸第二產業比重仍是GDP 主要構成部分；而臺灣盡管服務業比重高達七成，但在GDP 構成中，對外貿易仍是帶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顯示出口行業對經濟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臺灣的出口結構中，貨物貿易占九成，因此，制造業作為經濟發展核心動力的重要性尚難以撼動。從這一角度分析，兩岸產業合作的基本內容必然是以制造業為主體的，這一點從臺商對大陸投資的產業結構中可以得到驗證。應當看到，這些差異性正是推動兩岸產業互補合作的基本驅動力。
由此分析，兩岸產業合作的動因來源于內外兩方面。從內部因素看，由兩岸產業資源稟賦的巨大差異所引致的產業合作比較利益以及臺灣經濟環境變化引起的產業外移，使得兩岸產業合作存在巨大的互補合作空間。這是推動兩岸產業合作不斷深化的原動力。從外部環境看，面對日本、韓國的激烈競爭，以及東盟各經濟體、中國大陸的快速趕超，臺灣地區產業發展面臨著前后“夾擊”的巨大壓力，迫使其必須通過與大陸合作實現優勢互補，獲得新的發展空間。事實證明，無論是臺灣的夕陽產業（傳統產業）、策略性產業（高科技產業尤其是電子信息產業），還是新興產業（綠能產業），大多通過對大陸的投資與合作達到延緩衰退周期、促進產業成長的目標，顯示通過產業合作，確實實現兩岸在要素資源、產業結構、技術水平三方面的優勢互補，從而形成產業之間強大的利益驅動機制，推動著兩岸產業合作的深化。
（二）兩岸產業的合作模式
從已有的資料分析，當前的兩岸產業合作主要有三種模式，即產業分工、投資和貿易。
產業分工是兩岸產業合作的基本形式。如前所述，由于兩岸產業結構、要素稟賦、比較利益優勢的差異，決定了兩岸分工呈現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并存的特點。這兩種分工方式在兩岸各類產業合作中均存在。從產業門類來看，在以出口導向為主的高科技產業的合作中，垂直分工仍是最主要的形態；而在以內銷導向為主的產業中，水平分工最為普遍。總體而言，隨著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兩岸合作的深化，水平分工將成為兩岸分工的常態。
投資是當前實現兩岸產業合作的主要途徑。由于產業發展的水平差異，現階段兩岸產業合作仍以臺商對大陸的投資為主導，再加上臺灣當局對陸資入臺的限制，使得現階段單向投資仍是兩岸產業合作最顯著的特征。貿易是推動兩岸產業合作的主要動力。在東亞產業分工網絡中，由于缺乏最終產品的消費者，因此兩岸產業合作的重點并非生產最終產品在當地消費，而是采用以生產零組件和中間制成品在大陸加工裝配成最終產品并實現出口為主的模式，具有典型的“投資帶動貿易”特征，屬于加工貿易方式。這種方式是兩岸產業合作的重要形式。其具體模式就是臺灣母公司投資大陸的子公司，而子公司的產品直接或經返臺再加工后供出口，由此產生出東亞區域產業分工中典型的由出口帶動的第二次乃至第三次出口需求拉動的效果。這既是兩岸產業合作的重要方式，也是臺商投資“出口極大化”效應產生的源泉。
需要指出的是，高科技產業是兩岸產業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處于兩岸產業合作中的核心地位，這種細致、綿密的合作也為兩岸經濟合作的深化提供了有利條件。從目前情況看，在高科技產業發展方面，兩岸各具優勢。大陸的優勢在于產業發展門類齊全、基礎研發能力強；臺灣的優勢在于與國際市場結合度高、制程先進、獲利能力強。具體到兩岸產業合作，臺灣仍居于主導地位。這主要是由合作載體是以臺灣的優勢產業為主，以出口導向為主，合作主要圍繞臺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展開所決定的。從現階段兩岸高科技產業的合作態勢看，主要體現五方面的特點：一是以大企業為主，二是以電子信息產業為核心，三是產業地區集聚度高，四是本地化趨勢明顯，五是以加工裝配為主（也就是臺灣承擔國際代工的延伸）。上述特征具有典型的東亞區域產業分工特點。因此，對國際產業分工背景下的兩岸產業合作進行研究就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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