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具有強烈使命感和批判精神的著名學者！ 一本振聾發聵、敢想敢說的書！ 劉勝軍，近年崛起的新一代中國經濟學人中極為突出的一位。他思想敏銳、觀點獨到、見解深刻、文筆洗練，且率真直言。這部文集薈集了他近兩年發表的一些甚有影響的文章。這些文章迅速、即時、深刻和尖銳地直擊當下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的一些現實問題，并提出了相當深刻的理性分析、現實評論和改革呼喊。這本書目光犀利，立場鮮明，敢想敢說。因此突破了對改革的常規認識，使人振聾發聵。
老人與改革
近年來，自豪于“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改革突然陷入了迷局。一些學者甚至將過去10年歸結為“改革已死”的10年。由于2012年適逢小平南巡20周年，不乏再來一次南巡的呼聲，只是“世間已無鄧小平”。于是，社會彌漫了對改革不進則退的焦慮感。
之所以說改革陷入僵局，并非杞人憂天。
其一，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很多決議，并未得到有效的執行，突出表現在央企壟斷和“國進民退”的現象。
其二，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日甚，一些本該取消的審批權不僅繼續存在，而且在一些領域出現了更多的審批“設租”行為。
其三，國強民弱的社會格局繼續強化。2010年僅“兩桶油”的利潤就超過民營企業500強之和。政府財政收入以兩三倍于GDP的速度猛增，年底突擊花錢已成常態。地方政府更成為當下房地產利益格局最大的受益者，房價調控始終投鼠忌器。
再次，由于政府掌握太多資源和權力，腐敗現象嚴重蔓延。不僅落馬官員個個“錢多、房多、女人多”，越來越多的企業家也在靠關系而非創新賺錢，導致“仇腐”幾乎等于“仇富”的尷尬局面。
最后，政府體系日趨龐大，公務員成了中國第一考；五級政府，人大、政協、黨委、政府四套班子構成了中國歷史上最龐大的政府。須知，政府是“非生產性部門”。“大政府”不僅意味著人民的沉重“養人負擔”，也意味著更大的腐敗風險。
可以說，某些“模式”之所以能夠興風作浪，與公眾對缺乏機會公平和社會正義的嚴重不滿情緒高度相關。眼下，中國不僅面臨改革與革命的賽跑，還面臨被極左民粹主義思潮綁架的危險——“唱紅”絕不只是娛樂一下而已那么簡單。
在中國改革再次站在十字路口的時刻，以吳敬璉、茅于軾、江平、資中筠等為代表的一批年逾八旬的老人成為改革的旗手。他們的言論既警示了改革的迫切性，也給出了改革的藥方。
改革為何停滯？
改革的推進，離不開相應的壓力和動力。20世紀80～90年代的改革順利推進，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的國企逼近破產，不改革就是死路。但現在，央企的高額利潤，反倒成了繼續改革的路障。正如吳敬璉所說：“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時候的認識是對的。但是現在看來，改革決議的落實情況并不好，主要是因為吃改革老本吃得太舒服了，甚至覺得不用改了。”
改革出現困局的另一個原因在于，目前政府自身的改革已經成為核心問題，而要政府自我改革、放棄過大的權力，無疑需要一場“靈魂深處的革命”。。吳敬璉指出：“中國整體改革能否順利推進，關鍵在于政府自身。目前的問題是政府支配資源的權力太大，下一步改革必須要劃清楚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必須把直接控制經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為提供公共服務的服務型政府，并將政府機關的官員更好地置于民眾的監督之下。”
改革的迫切性
在權力不斷干預經濟的形勢下，吳敬璉先生一再呼吁中國要警惕“權貴資本主義的陷阱”，絕非杞人之憂。吳敬璉說：“因為土地被征用，農民損失的價值、換句話說政府能夠拿到的土地價值是20萬億元～35萬億元，這么大規模的財富被政府控制，可見尋租空間有多大。”
腐敗無疑是社會穩定的最大威脅。資中筠感嘆：“腐敗哪個國家都有。不過當前中國的腐敗是彌漫性的，幾乎覆蓋所有領域，特別是本應是凈土的文化、教育領域。現存的法律和政治機制不足以有效遏制腐敗的蔓延。有一種‘中國特色’的腐敗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就是基于等級制的特權，各級掌權者合法地、不受監督地大量消費‘公款’，按‘級別’提供各種享受。”
強勢政府，也扼殺了企業的生存空間。資中筠說：“我們現在的制度和政策是逼良為娼的，做好事得不到好報，走邪門歪道容易得到好處。卿但是，靠尋租發財的企業家注定沒有安全感，這是出現新一輪移民潮的重要時代背景。吳敬璉回憶說：“去年浙江省的老省長請了一些民營企業家來座談，他們情緒都灰溜溜的，根本沒有信心，就想拿點快錢，然后投資移民。現在的市場環境有問題。” 缺乏監督的權力，也導致了社會的階層凝固化。厲以寧說：“靠本事成功的越來越少，農民工的兒子、孫子還是農民工。這種社會階層的凝固化，到了下個階段肯定會變成職業世襲化。既得利益集團，不愿回到計劃體制，也不愿進一步改革，形成阻力。”。《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發表的題為《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與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52～2002)》的文章指出：20世紀90年代后期，北大學生中，干部子女占比呈上升趨勢，到1997年該比例達到39.76％，首次超過專業技術人員子女，更遠超工人和農民階層。
可以說，近年來不斷增長的上訪、群體性事件，都在警示我們改革的迫切性。吳敬璉嚴厲警告說：“一旦路徑被鎖定(在權貴資本主義)——除非經過大的社會震蕩——就很難退出了。我們目前的情況就有這樣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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