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述說流亡西方的捷克人回鄉尋根，卻在現實巨大的落差中經歷迷惘、失望及尋找自我的過程。人們不斷地批評那些歪曲、重寫、偽造自己的過去，或是擴大某一事件的重要性而不提另一事件的人；這樣的批評是公正的（它們不可能不公正），但在此之前必須做一項更基本的批評，也就是對人的記憶本身的批評，因為人的記憶只能留住過去可憐的一小部分，這一選擇，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在神秘地進行，超越我們的意志和我們的興趣。
《無知》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作者：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譯者：許鈞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小說家，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爾諾：自1975年起，在法國定居。長篇小說《玩笑》、《生活在別處》、《告別圓舞曲》、《笑忘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和《不朽》，以及短篇小說集《好笑的愛》，原作以捷克文寫成。小說《慢》、《身份》和《無知》，隨筆集《小說的藝術》、《被背叛的遺囑》、《帷幕》，以及新作《相遇》，原作以法文寫成。《雅克和他的主人》，系作者戲劇代表作。
就像是斧斫的一樣，歐洲二十世紀的重大日子都刻下了深深的傷痕。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后來歷時最長、稱為冷戰、最后在一九八九年宣告結束的第三次大戰。除了這些關涉整個歐洲的重大日子，還有一些次等重要的日子決定了某些民族的命運：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戰；一九五六年俄國入侵匈牙利；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人反抗斯大林，一九九一年又開始自相殘殺。斯堪的納維亞人、荷蘭人和英國人在一九四五年以后幸運地沒有遭遇任何重大日子，他們得以生活了美妙而又虛空的半個世紀。
在這個世紀，捷克人的歷史由于“二十”這個數字的三次重復而具有了非凡的數學美。經歷了數個世紀的歲月之后，他們于一九一八年獲得國家獨立，而在一九三八年又喪失了。一九四八年，由莫斯科引入的革命開啟了第二個二十年的恐怖，后來在一九六八年，以俄國人氣不過該國放肆的解放，興兵五十萬入侵該國而告結束。
占領政權于一九六九年秋牢固地建立，但誰也沒有料到，又于一九八九年秋悄悄地、有禮有節地撤除了，與當時歐洲所有的共產黨政權一模一樣。這是第三個二十年。
只是在我們這個世紀，歷史上的重大日子才如此貪婪地主宰每一個人的生命。如若不首先對重大日子作一番分析，便不可能理解伊萊娜在法國的存在。在本世紀五六十年代，一個來自共產黨國家的流亡者在法國是很不讓人喜歡的；法國人當時把法西斯主義視為惟一真正的災禍：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的西班牙，拉丁美洲的獨裁。直到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他們才漸漸拿定主意，把共產主義設想為一種災禍，盡管是低一層次的災禍，我們姑且稱其為二號災禍。正是在這個時期，在一九六九年，伊萊娜和她丈夫流亡到法國。他們很快明白，與頭號災禍相比，落到他們祖國頭上的災難實在太沒有血腥味，無法觸動他們的新朋友。一次次解釋，他們養成了習慣，幾乎每次都這么說：
“不管有多可怕，法西斯專政總歸會隨著獨裁者的滅亡而倒臺，人們總算有點指望。可是，以無邊的俄羅斯文明為支撐的共產主義，對于波蘭，對于匈牙利（且不談愛沙尼亞）來說，則是沒有盡頭的黑洞。獨裁者是會滅亡的，但俄羅斯是永存的。我們逃離的國家所遇到的災難，是一點兒希望都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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