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稿系陳尚君教授最新學術隨筆，共分三部分，一是關于他的導師朱東潤教授，共六篇，寫朱東潤先生文學批評、傳記文學等方面成就，二是復旦中文系老師，包括王水照、王運熙、劉大杰等諸位，三是復旦之外的一些文史大家，如唐文治、余嘉錫、錢鐘書、陳寅恪等等。這些文字或寫他與這些長輩的交往，或寫對他產生重大影響的著作，具有一定的價值。
這是典型的學者隨筆。作者陳尚君教授是卓有成就的學者，在古代文學特別是唐代文學方面具有全國性影響力。本書所寫都是陳先生師長，都是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佼佼者。特別是他的導師朱東潤先生，他在傳記文學領域的成就，本書討論甚為詳細。
復旦大學教授。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1997年任中文系主任。為教育部高校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上海市古代文學學會理事、中國杜甫研究會理事、唐研究基金會學術委員、《唐研究》編委等。
自序
◆師門摭憶
朱東潤先生的治學方法
——以《梅堯臣傳》為中心
朱東潤先生研治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歷程
——以先生自存講義為中心
朱東潤先生1939年的學術轉型
述朱東潤師文存的整理
《朱東潤文存》：一位特立獨行者的學術和文學
探索中國傳敘文學發展道路的珍貴記錄
——讀朱東潤先生的兩種遺著
朱東潤先生遺著整理題記
《八代傳敘文學述論序》附記
《八代傳敘文學述論》前二章附記
《王铚、謝伋之四六評論》附記
《楚辭探故》未刊稿兩篇附記
《越民族底滅亡》附記
《說歷代篆書》附記
附：《說歷代篆書》附圖有誤
《書法的境界》附記
《我在泰興求學》附記
《后西征賦》附記
《遺遠集敘錄》附記
《師友瑯琊館詩存》題記
《師友瑯琊館詩緝》題記
《<續高僧傳>所見隋代佛教與政治》附記
《史記及史家底傳敘》附記
《道宣<續高僧傳>之傳敘》、《全祖望<鮚埼亭集>碑銘傳狀》附記
《<晏子春秋>：中國傳敘文學寒傖的祖宗》、《唐代文人傳敘》附記
《朱東潤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文集》編后記
◆二十世紀最有才氣的中國文學史家
——記劉大杰教授及其所著《中國文學發展史》
劉季高先生《斗室詩集》整理說明
學問是天下最老實的事情
——哀悼王運熙老師
金針得度后的舉一反三
學術承傳的意義
——祝賀王水照先生八十誕辰
氣象恢宏的文話總匯
朱東潤先生的治學方法
——以《梅堯臣傳》為例
先師朱東潤先生學貫中西，兼通古今，其建樹涉及眾多方面，學術界早有定評。我于1978年到1981年間雖曾從學唐宋文學，并因此而走上學術道路，但于先師的學問至今難以盡窺其涯岸，更難以體會其治學的真髓及門徑。僅因當時做有關歐陽修的學位論文，得以仔細地研讀過梅堯臣三書，遇有疑問，又得以經常請教，因此于先生治學的追求和方法，得以稍聞一二。謹此寫出，希望對學者了解先生的學術成就有所幫助。
朱先生的梅堯臣三書，即《梅堯臣傳》、《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和《梅堯臣詩選》寫成于上世紀六十年代前期。三部書中，《梅堯臣集編年校注》是為《梅堯臣傳》的寫作所做資料準備工作，《梅堯臣詩選》則是梅詩的中型選本，因而三書的中心是《梅堯臣傳》。《梅堯臣傳》是朱先生所作傳記的第四部（前三部是《張居正大傳》、《王陽明大傳》和《陸游傳》，其中《王陽明大傳》未出版，手稿已遺失），是他一系列傳記文學寫作中，篇幅和影響都不算最大的一部。為寫作這篇傳記，他所付出的努力則非常巨大，在此傳中努力追求的目標則與他一生致力的目標完全一致。
朱先生1916年自英國留學歸來后，先后在廣西二中、南通師范和武漢大學教授英語。1931年接受聞一多先生安排始轉向中國文學的教學和研究。三十年代先后完成《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讀詩四論》（后改題《詩三百篇探故》）和《史記考索》，在古代文學和古史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績，但他并不滿足。他感到應該為中國文學的研究走出一條新的道路，在反復比較后，他選擇了傳記文學，或者說選擇了用英國傳記文學的路數來從事中國傳記文學的寫作，并以此作為一生致力的主要目標。他的這一努力開始于四十年代初，最初的工作從兩方面展開，一是系統總結中國古代傳記文學的歷史和特點，二是嘗試采用英國傳記文學的作法，寫作中國的傳記文學。后者于1943年完成了《張居正大傳》，出版后引起轟動，被譽為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開山之作；前者則寫成研究漢魏六朝傳記文學的專著《八代傳敘文學述論》，他在多篇自敘中對此書非常自信，但又始終深藏行篋而沒有出版。此書今年有望出版，筆者得緣先期通讀，體會到他對中國古代傳記的基本看法。
稍通文史的人們都知道，中國古代傳記及其發達，不僅二十四史中有無數人物傳記，隋唐以下的書志中都有傳記一類，收錄極其豐富。但朱先生用西方傳記文學的眼光來審視，雖然看到了秦漢的史傳、六朝的別傳僧傳、唐宋的碑狀、明清的年譜，以及梁啟超的幾部評傳，都各有成就，但也頗多遺憾。《史記》的傳記當然是很優秀的，但限于史書的體例，目標是寫史寫事，只能略存傳主一生的梗概，互見的史例也使傳記缺乏人物完整的記錄。他對魏晉六朝的別傳和唐代的僧傳評價很高，只是可惜前者大多已經亡佚了。他認為唐宋的傳記以碑志行狀為主，雖然產生過韓愈《張中丞傳后敘》、朱熹《張浚行狀》那樣的優秀之作，但總體來說成就不高，絕大部分都只是對死者抽象的歌頌，過于刻板虛假，缺乏生動的人物描寫。對于當時流行且得到學界很高評價的梁啟超《王荊公評傳》、《李鴻章評傳》一類作品，他也有不同看法。他認為這些傳記雖然對傳主生平和一生事功有詳細的敘述，但多是分類評述，看不出傳主一生的生命歷程和感情變化。他甚至認為，評傳的寫法，把傳主各方面的成就分開敘述，如同把人物“大卸八塊”，支離破碎，實在不足取。在中國傳統的傳記文學中看不到值得師仿發展的方向，他只能放眼世界，從留學期間特別喜愛的英國傳記文學中吸取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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