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日常》是黃正建研究員關于唐代社會生活的論文集結，共分三大部分：一、唐代衣食住行的分類研究；二、唐人日常生活的綜合研究及對社會生活史研究的一些思考；三、其他與社會生活史相關的話題。在第一部分分類研究中，黃正建先生分別按衣、食、住、行四大門類討論了唐人的社會生活。不僅對具有鮮明唐代風格的諸多物質史個案，如唐代的戒指、耳環、冬春衣、胡服、宴會、胡食、住房、繩床等有較為深入的討論，還著重對唐代車服、賜宴、常貢制度等的變遷進行了細致的考察。在第二部分唐人日常生活的綜合研究中，黃正建先生充分發揮其綜合研究的能力，對唐代小說，如《游仙窟》中的衣食住行生活，以及唐代典型文人官員，如韓愈、張說、元稹的日常生活進行了細膩而精當的勾繪和比較，通過文學作品和人物的個案，真實而生動地展現了唐代士大夫日常生活的面貌。其次，黃正建先生結合前兩部分的內容，著重從宏觀層面討論了中國中古時期社會生活的大致面貌，衣食住行的發展演進軌跡，社會生活與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關系，以及如何綜合運用傳世文獻、敦煌文獻、法律文獻、圖像資料等研究中國古代的社會生活史。最后，在“附錄”部分還探討了唐人行文中非常重要的“平闕”制度、“別宅婦”現象等其他生活史問題。
適讀人群 ：歷史研究者
《走進日常》是近年來古代史領域中關注日常、關注生活研究視角下的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它不僅展現了黃正建先生長期浸淫于社會生活史研究、熟稔運用各類文獻（包括作者擅長的敦煌文獻、法律文書）進行相關研究的特點，而且是一部展示作者對唐代政治、生活、文化心態等有全面認識、并且能進行細膩生動解讀的真正走向日常、代表生活在其中之“人”的社會生活史論著。而后者，呼應著微觀史學的潮流，代表著社會生活史未來發展的方向。
自序
社會生活史是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中國大陸相關研究的重新興起，大約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籌備撰寫多卷本的《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開始于1987年前后，就是對當時這一史學思潮的呼應。
我當時正處于研究方向的選擇期。雖然對職官制度（曾先后撰寫了有關散官、齋郎挽郎、吏部科目選等文章）和社會生活都有興趣，但因參加編寫《中國歷史文物圖譜》，梳理了隋唐五代歷史文物的緣故，更傾向于研究社會生活。這時正好所里上馬《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項目，室里布置我撰寫隋唐五代社會生活中的物質生活部分，這就客觀上幫我選擇了今后若干年的研究方向。
社會生活史特別是其中的物質生活史在當時還是個比較新的領域，如何研究，心中無數。于是我一方面努力尋找前人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從資料入手，通讀相關史籍和出土文獻。恰好這時有個機會去日本，到那里發現有關社會生活史的研究成果眾多。其中既有關于歷史社會學、社會生活史、民俗史的理論探討，也有對具體事物以及各類風俗的詳盡研究。這些研究給了我很大啟發。
就這樣，在掌握傳世史籍資料、出土文物資料以及域外資料的基礎上，我開始了對唐代社會生活史的研究。這一研究以物質生活為主，兼及其他。在研究過程中，注意考證具體事物，同時將研究重點放在“人”的活動上，關注“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如何進行衣食住行活動的，即將衣食住行與階層、制度、風俗、文化等聯系起來，在交流與變化的背景下予以探討，試圖在個案研究的基礎上綜合研究唐朝官員與民眾的日常生活，并由此撰寫了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主要發表于20世紀90年代直至21世紀初，個別文章發表于2011年。這也就是說，我的社會生活史研究斷斷續續持續了近20年。現在看來，這些文章在唐代社會生活史研究領域有一點開拓之功，至今仍有些學術價值，其中涉及的一些問題迄今仍乏人問津。
這些文章發表在不同刊物上（有的刊物還不屬于歷史類刊物），查閱不易。特別是發表在一些會議論文集或祝壽集，以及發表在國外出版物上的文章，常常有讀者因看不到而向我索要。比較典型的例子是那篇研究“平闕”制度的文章。這篇文章發表在韓國的一本祝壽集上，雖然已經發表了近20年，但仍未有其他文章可以代替，因此常為人提及并索要。鑒于以上原因，即鑒于這些已發表的文章或許對今后的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的研究還能起一點作用，還能為后來的研究者提供一些幫助，因此就想將其中還有些學術價值的文章輯在一處，以節省讀者搜尋翻檢的時間和精力。這就是我起意編輯這本論文集的初衷所在。
收在本書中的文章大概可以分成以下幾類：一、衣食住行的分類研究，按衣、食、住、行歸類。二、衣食住行的綜合研究，包括對日常生活史較為宏觀的一些思考。三、其他與社會生活史相關的文章。
需要說明的是，書中所收文章從90年代初到2011年，跨度達20年。早期文章在學術規范方面不夠嚴謹，雖然這次收入本書時盡量補充了許多諸如版本信息等內容，但仍有一些缺憾。此外，從本書一些文章可以看到我對某些問題的研究是逐步推進，或曰是逐步加深的。在這一過程中，也許同一問題在不同文章中都有涉及，雖有深淺疏密之別，但也有個別重復現象。最后，個別文章的個別論斷因新資料的出現而或可商榷，但因文章本身是個整體，不能因某段話的存在而刪節，因此只能加注予以說明。凡此種種，都請讀者鑒諒。
收入本書的文章基本保持了發表時的原貌，僅改正了一些錯訛之處。個別重要改動，主要見于《韓愈日常生活研究》和《唐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現狀斷想》。《唐代衣食住行研究與日本資料》也比發表時的日文稿內容要多。此外一些文章增配了圖片，以便于文章內容的理解。凡此種種，都是為了使本書所收文章的錯誤能更少一些，內容能更加吸引人一些。
社會生活史特別是日常生活史是我持續有興趣的一個領域，今后只要可能，我還會在這一領域繼續耕耘。本書只是我在這方面研究的一個小小總結，真心歡迎讀者諸君對書中的錯誤和缺點予以批評指正。
黃正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主要為唐史和敦煌學。出版有專著《唐代衣食住行研究》和《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參與撰寫的《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獲歷史所優秀科研成果獎。主持整理的《天一閣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證》獲首屆中國政府出版獎、第四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三等獎。主編的《天圣令與唐宋制度研究》2010年入選首批“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1998年被選為中國唐史學會理事，2005年為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2010年為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常務理事。
唐代的戒指
唐代的耳環
敦煌文書與唐代軍隊衣裝
英藏S.964V文書與唐代兵士的春冬衣
唐代戎服“櫜鞬服”與地方行政長官的軍事色彩
唐后期車服制度的變化——以文宗朝王涯奏文為中心
敦煌文書與唐五代北方地區的飲食生活（主食部分）
唐代官員宴會的類型及其社會職能
唐代前后期皇帝賜宴的比較研究
唐代的“胡食”
唐朝人住房面積小考
敦煌文書所見唐宋之際敦煌民眾住房面積考略
唐代的椅子與繩床
唐代的“傳”與“遞”
從小說《游仙窟》看唐人生活中的衣、食、住
唐代衣食住行研究與日本資料
試論唐代前期皇帝消費的某些側面——以《通典》卷六所記常貢為中心
韓愈日常生活研究——唐貞元長慶間文人型官員日常生活研究之一
官員日常生活的個案比較——張說與元稹的場合
社會史中的日常生活史研究
唐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現狀斷想
平闕與唐代社會政治
“宇文士及割肉”及其他
隋朝銅鏡與前蜀亡國
唐代“別宅婦”現象小考
關于唐宋時期崔府君信仰的若干問題
從墓志看唐代縣級老年官員問題
后記
唐代交通工具中有一類是使用人力“挽”或“扛”、“抬”的，其中有“肩輿”、“腰輿”、“籃輿”、“兜籠”、“擔子”、“步輦”等各種稱呼，形制都不甚明白。唯有一種人力交通工具有圖像作證，那就是“步輦”。因為存世有一幅傳為閻立本所畫的《步輦圖》。在這幅圖中，唐太宗盤坐在“步輦”上，周圍有六位宮女抬輦，兩位宮女持扇，一位宮女持華蓋，正在接見吐蕃為贊普求婚的使者祿東贊。從圖中看，這所謂的“步輦”只是一個方形的榻狀物，上無遮蔽（需宮女在后打華蓋遮蔽），下有四腿，左右兩根抬扛。但這真就是“步輦”的形制嗎？
我們知道，輦本是人挽之車。唐代皇帝乘坐的輦有七種，即大鳳輦、大芳輦、仙游輦、小輕輦、芳亭輦、大玉輦、小玉輦。這些輦都用于禮儀活動而其中并無“步輦”。史籍中記載的“步輦”可能只是當時的一種泛稱，后來才形成定制。由于輦實際上就是將車的輪子去掉，因此從形制上說，它的一大特點是有車屋。《杜陽雜編》卷下記9世紀中同昌公主出降，“乘七寶步輦，四面綴五色香囊”。從“四角綴香囊”看，此步輦就有車屋。又《十國春秋》卷四九《后蜀二后主本紀》云后主“出則乘步輦，蔽以重簾，環結珠香囊，垂于四角，香聞數里，人罕睹其面”。由于垂有簾子，更清楚地說明步輦是帶有車屋的。
但是《步輦圖》中唐太宗乘坐的交通工具卻不帶車屋，形制也很小，且并非由人扛在肩上，因此它顯然不是“步輦”。
那么《步輦圖》中畫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應該是“腰輿”。按“輿”本與“輦”相似而小，常與輦混稱，但二者仍有不同處。將《步輦圖》中的交通工具視為“腰輿”，有以下幾點根據：
一、輿在宮中使用時用于比較隨便的場合。《隋書》卷一〇《禮儀志五》記隋制：“今輿，制如輦而但小耳，宮苑宴私則御之。”這就是說“輿”比較小并一般用于宮苑中行走和赴宴。至唐制，《唐六典》卷一一《殿中省》“尚輦局”條更指出，皇帝除上述七種輦外，還有三種輿，其中“五色輿”和“常平輿”與輦一樣，只用在禮儀中，唯有“腰輿，則常御焉”。這就是說唐代皇帝常乘坐的多是腰輿。《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唐太宗貞觀二十年二月條記太宗“嘗乘腰輿”就是一個證據。《步輦圖》中的交通工具比較小，又是尋常使用的，因此當為腰輿。
二、腰輿不是扛在肩上而是由人抬至腰際的。上引《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唐太宗貞觀二十年二月條在太宗“嘗乘腰輿”后，胡三省注云：“腰輿，令人舉之，其高至腰。”《步輦圖》中的交通工具由六位宮女手抬，只抬到腰間（而不是扛在肩上），因此當為腰輿。
三、前面說過，步輦多車屋，而腰輿一般沒有車屋。關于這一點，即關于腰輿的具體形制，我們目前沒有直接根據，只能作一點推測，使用一個間接證據，而這個間接證據則來自日本資料。
我們知道“腰輿”和“小輿”很接近。唐代史籍沒有相關記載，但宋代史料則有，即《宋史》卷一四九《輿服志一》記：“腰輿，前后長竿各二，金銅螭頭，緋繡鳳裙襴，上施錦褥，別設小床，緋繡花龍衣。奉輿十六人。中興制，赤質，方形，四面曲闌，下結繡裙網，制如小輿。”雖然這是宋制，且北宋和南宋制度也有不同，但從上可知“腰輿”形制略同“小輿”，紅色，方形，兩根抬竿，四面有曲欄。
日本學者麻生磯次編有《古典圖鑒》一書，書中在“交通”一節中畫有“小輿”。從圖中看，這小輿為方形，兩根抬桿，上面四周有矮欄。并有說明曰：“小輿，無頂，四方圍以欄，欄涂朱……從者持蓋護其上。”拿這“小輿”與《宋史》所記腰輿比較，是很接近的。再看《步輦圖》所畫交通工具，乃方形，無頂，兩根抬竿，從者持蓋護其上，“制如小輿”，且又為宮女抬至腰間，因此當為腰輿。
綜上所述，我認為《步輦圖》中所畫交通工具第一比較小，第二用于日常行走，第三由多人抬行并抬至腰高，第四用長竿二，形制似小輿，無頂，有從者持蓋。因此雖與《宋史》所云腰輿稍有不同（例如沒有護欄），但從總體看，它不是步輦，應是唐代的腰輿。
在以上的論證中，日本資料中的“小輿”圖像起了很重要的佐證作用。因為正是把《步輦圖》中唐太宗坐的“腰輿”與《古典圖鑒》中的“小輿”放在一起比較，才使我們發現二者實在是太接近了。正是從這里出發，才有我們對《步輦圖》中所謂“步輦”的質疑。從這一點看，日本資料對我們研究唐代衣食住行的啟示作用也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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