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序
《詩經詮釋》者，屈翼鵬先生遺著《詩經釋義》之增訂本也。《釋義》一書，辨名物，明訓詁，酌古準今，折中漢宋，探二《雅》三《頌》之史源，闡風人比興之微旨，既可供初學之誦習，又足備專家之參考。各大學講授葩經者，固多采用為課本；自修之士，亦皆人手一編，奉為圭臬。風行學府，久歷歲年。翼鵬壯歲窮經，白頭不輟，于其舊作，不自以為滿足。講學治事之余，仍復旁蒐廣涉，博覧覃思。每有新獲，輙據以修訂原書。或融貫眾說，或發抒己見，闕者補之，未安者正之，有疑者稽索而論述之。冊尾簡端，朱藍殆徧。而三適異邦，兼綜庶政，禮堂寫定，未竟全功。既逝之二年，夫人海瑾女士整理遺編，覩此書之批注，細字密行，旁午紛錯。深懼時日久淹，難于尋繹，苦心精詣，將遂湮沒而不彰。乃窮數月之力，排比之，編次之，親手謄鈔，鉅細靡遺，增添更易者凡六百四十余條。于是綱領枝節，備臻完美，豈惟著稱于一時，且當揚芬于后世。夫人整理既竣，易書名曰《詮釋》，以別于舊，持稿示予，諄囑為之序。凡才淺學，經苑未窺，焉足以序翼鵬之書。惟念臺員共事，垂三十年，翼鵬治羣經小學，予則從事于詞章，旁及諸史。
所學雖殊科，而好古不薄今，求新非立異，勉隨時彥，仰繼前修，操持趨向，大致相同，年齒亦相伯仲。契合若此，似未可竟無一言；爰綴短章，略陳始末，以諗世之讀此書者。讀者更須知，此雖偉構，實僅翼鵬著述之一端，全集方在纂輯，刊成問世，計日可待也。回憶三十年來，文酒追陪，屢同談噱，“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臨穎歔欷，蓋不勝黃壚感舊之思矣。
中華民國七十年盛夏，鄭騫謹序于臺北寓廬之永嘉室。
敘論五六義四始正變之說
《周禮·春官·太師》說：“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詩序》便把它們叫做六義。這六件事物，應該分作兩組，即：風、雅、頌是指詩的性質說，而興、賦、比則是指詩的體裁說。
風雅頌的分別，前面已經說過，這里不必再說。賦，是鋪陳直敘；比，是假桑喻槐，這都是人所易曉的。而問題最麻煩關系又最大的，就是興體。毛傳于賦、比兩體都不注明，而獨標興體。但是，毛傳、鄭箋，實際上都把興體講成了比體。那就是興體詩開頭的一二句，多半和詩人要詠的本事無關，而毛傳、鄭箋，卻一定要把這開頭的話和本事拉上關系，于是穿鑿附會，不一而足。鄭樵《六經奧論》說：“凡興者，所見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類推，不可以理義求也。”朱子《詩集傳》也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論語·子罕篇》引逸《詩》“唐棣之華”四句，朱子集注云：“此逸《詩》也，于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這都是明達之論。可是朱子《詩集傳》遇到興體詩時，也仍然“以事類推，以理義求”，講來講去，和比體簡直沒什么分別。
我們再鄭重地把朱子和鄭樵的話重述一遍，那就是“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不可以事類推，不可以理義求也”。試把現在流行的歌謡作例，就容易明白了這個道理。魯西有歌謡云：
搟面杖，兩頭尖。
俺娘送俺泰安山。
泰安山上鶯哥叫，
掩想娘，誰知道？
說著說著哥來叫。
問爹好，問娘安；
問問小侄歡不歡？
又一首云：
小草帽，戴紅纓。
娘說話，不中聽；
媳婦說話笑盈盈。
娘病了，要吃梨；
又沒有街道又沒有集，
又沒有閑錢買東西。
媳婦病了要吃梨，
又有街道又有集，
又有閑錢買東西。
打著傘，踏著泥，
買來了燒餅買來了梨；
打掉根蒂去了皮，
偷偷地放在媳婦手心里。
“別叫老娘看見了，
老娘看見不歡喜；
別叫老天看見了，
老天看見打雷劈。”
第一首是一個出嫁的女子思念母家之作，第二首是諷刺不孝之子之作。而“搟面杖”與“小草帽”和歌謡的本意都毫無關系，只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現在流傳的此類歌謡，固然比比皆是；而《詩經》一百六十篇《國風》之中，也大部分是類此的詩。明乎此，則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本來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無關；說《詩》的人，一定要說雎鳩“鷙而有別”“生有定偶”，用來比附君子淑女，既非事實，也不合詩人的本意。而許多活生生的詩歌，卻被這些郢書燕說弄得奄奄待斃，真是可惜。
《史記·孔子世家》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袵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周道缺，詩人本之袵席，《關雎》作。”《周禮·天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袵席牀笫，凡褻器。”賈疏：“袵席者，燕寢中臥席。古人燕褻之地，或言袵席，或言牀笫，其義一也。”《魯詩》謂康王之后晏起，大臣刺之，而作關雎。《齊詩》謂畢公刺康王。】
這段話里，記敘《國風》《小雅》《大雅》《頌》四部分開頭第一篇的篇名，雖然說到了四個“始”，但并沒用“四始”這個名詞。四始之名，始見于《毛詩》的《詩序》。《詩序》于解說風、雅、頌之后，便說：“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假若沒有《史記·孔子世家》那段話，相互參證，則《詩序》的話，幾乎使人莫名其妙。《詩序》是不是衛宏所作，現在還不能絶對說定；因而其說是否襲自《魯詩》，也不能斷言（《史記》當本《魯詩》說）。
此外，《齊詩》也有“四始”之說，據翼奉、郎顗所述，知道《齊詩》以《大明》在亥為水始，《四牡》在寅為木始，《嘉魚》在巳為火始，《鴻雁》在申為金始。
《魯詩》及《毛詩》之說，對于《詩》雖然無關宏旨，但還不至貽誤后人；而《齊詩》則本乎五行為說，支離怪誕，就絶不是《詩經》應有之義了。
梁啟超把《詩經》分為《南》《風》《雅》《頌》四類，叫做四詩。他認為“南”是一種合唱的音樂，于樂終時歌之，當在《風》《雅》《頌》之外，另為一體（其說當本于宋人程大昌）。【《日知録》（卷三）則謂《南》《豳》《雅》《頌》為四詩。】按：“南”，固然是一種樂名，但也是方域之名。二《南》之詩，采于周南、召南之地，其聲則為南調；這和《鄭詩》采自鄭國，而其樂調則為鄭聲一樣。所以，二《南》仍當列在《國風》，不應另立門戶。隱公三年《左傳》說：“《風》有《采蘩》《采蘋》。”這是古代把《召南》列在《國風》之證；《召南》既在《國風》，《周南》也不應該獨異。假若說《左傳》此語，在“君子曰”之下，有劉歆竄入之嫌；而《韓詩外傳》（卷五）有云：“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史記·孔子世家》也說：“關雎之亂，以為風始。”可見西漢初年人，也都以二《南》為《國風》。梁啟超的說法，是不可信從的。此外，《國風》和大小《雅》，又都有正、變之說。《毛詩序》說：“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鄭氏《詩譜序》更詳細地說：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于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録之，謂之《詩》之正經。后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紀侯譖之】，夷身失禮之后，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故孔子録懿王、夷王時詩，訖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衛頃侯（貞伯子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為衛侯。身，親身也。】照鄭康成的說法，凡文、武、成王時詩，皆謂之正詩；懿王以后的詩（鄭氏詩譜所列，無康、昭、穆、共諸王時詩），皆謂之變詩。茲依鄭氏之說，列表如下（表略）。盛世之詩叫做正，衰世之詩叫做變，這種見解是否合理，我們姑且不論。即使承認毛鄭之說為合理，而他們所定的詩的時代，已多半靠不住———如周南召南，顯然有東周時詩，他們都認為是周初的作品；何況毛鄭認為豳風諸詩，皆作于成王之世，而鄭氏卻把它列入變風，這豈非自相矛盾嗎？總之，正變之說，本來沒有什么道理，只是詩學史上的陳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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