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教材致力于適合課堂教學又能夠加強學術引導的新體系的建設。它既注意廣義修辭內容的廣泛性, 又在狹義修辭, 即本體修辭上面加強科學的描寫, 力爭讓這一學科增強其學術學理的內涵, 并能夠對語言的運用有真正的指導作用。
《修辭學講義》出版于2012年，得到了語言學界眾多學者，包括用書師生的肯定，并被增補為“十二”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國家級規劃教材。本書編寫的目中，旨在建立起迄今為止為清晰系統的一個修辭學新體系。故所選例證為作者數十年積累而篩選出來之精華，非常能夠說明問題；論證說明的方法上至宏觀之語言哲學，下至微觀之語法描寫，都能夠做到深入精細，言之有理，持之有據。因為涉及面廣且與語言的實際應用相結合，所以，非常有利于學生思考，并為學術論文的選題和論證提供范例。
修訂版在保持原書特色的基礎上，重點做了這樣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理論闡發的周詳嚴密。比如第三章“修辭和修辭學”，思辨的東西多，但原作無論是例證還是闡發都顯得單薄了一些。事實上這涉及到修辭特征的定位問題，關系到整個體系的建構是否堅實。再一是語言文字的準確規范。修訂版對全書例證和引文做了認真的甄別和查證，質量進一步提高。
“修辭現象的確要比語法現象復雜得多，這給修辭研究帶來很大困難，因而增加了修辭學的科學化與精密化的難度。這是本學科長期陷入困境，難以同語法學及其他人文學科并駕齊驅的根本原因。陳望道試圖用‘適應題旨情景’這個可稱為‘第一義’的原則來統率一切，但因為沒有找到解決‘適應’的突破口，只好把‘隨機應變’這句絕對保險、絕對正確但無助于科學操作的箴言留給后人。”這是劉煥輝先生寫入他的專著《修辭學綱要》中的一段話。文字不多卻有著巨大的分量，里邊這樣兩層含義是不難體會到的：一是修辭學的學術品位亟待提高；二是陳望道用“適應題旨情景”的原則來統率一切，試圖以綱舉目形成嚴密的體系，可惜的是沒有找尋到具體“適應”的方法，致使學科的科學含量大受影響。劉煥輝先生對于像我這樣的一茬兒的人來說，應該屬于前輩。二十世紀的八九十年代，他與宗廷虎、李熙宗、王希杰、鄭遠漢、黎運漢等先生一道，為漢語修辭學的振興吶喊著、探索著，以卓有成效的理論建樹描繪了特定時段學科發展的亮麗光彩。在那樣的大背景下，劉先生能以冷靜的態度寫下這樣理性的文字，足以顯示出老一代學者的學術風范：不因自己的投身而失去對所從事學科在整個人文科學中地位的準確評判，低調的筆觸中透現的是對該學科的真誠熱愛和對它未來健康發展的厚重期望。
是的，盡管同屬語言學這個領域，修辭學與它的近鄰語法學相比，在現代濃重的科學主義的氛圍下，盡管所關注和從事研究的人員絕對是一支數量喜人的隊伍，其成果也皇皇可觀，然其影響力不可否認卻落在了他人后邊。單純將這種現象的原因歸于行政決策的力量，似乎有點兒搞偏了。關鍵還是要積蓄內在的學術涵養，如此，學科即可達到不扶自直的效果。說老實話，20世紀80年代有句很響亮的口號：漢語修辭學要“科學化、現代化”；21世紀初，又有一個非常振奮人心的提法：漢語修辭學應當成為“顯學”。它們都與上述劉先生的評價能夠形成互補的效應，其預期非常激勵人。然而讓人有點兒哭笑不得的事實是，學科內部有關什么是“科學化”，怎樣才能成為一門“顯學”的討論卻始終沒有進行過。如果連決定方向的概念的內涵大家都搞不清楚，又怎么能指望這些概念起到引領作用呢？歷史的經驗教訓值得注意，并需要會總結，才能從中汲取真正有益的東西。鄭奠先生先前曾編過兩本書，一本是《古漢語語法學資料匯編》，一本是《古漢語修辭學資料匯編》，前者共282萬字，后者有552萬字。即便是這樣，前者還有很多屬于修辭學的內容。由此不難看出，修辭學絕對是傳統語文學的一塊兒內容繁富的領域，而語法學相比之下卻非常薄弱。為什么到了當代前者卻能驟然一躍居上？不容否認，這跟索緒爾所開創的結構主義語言學思想方法有關。當然，這種影響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強調語言和言語的區分當然沒錯，甚至其積極意義至今還產生著重大作用；問題在于他過多地強調了語言研究的價值，將言語置于備受冷落的地位。作為一種思想體系，作為單一的著作，我們不能苛求它面面俱到。但這樣一來，似乎使后來的人們形成了錯覺：言語是動態的，不能像對語言那樣采取形式描寫的方法來總結規律。有的修辭學家就公開宣稱，修辭研究不能采用原子主義的觀念給予結構上的深入分析。很有意思的是，有些以科學方法作為特色的著作對待前人的學說主張恰恰實施的是“將孩子連臟水一起倒掉”的做法。有些學者在方法上面也頗下了些工夫，然而折過來倒過去仍是在有限的例證列舉式上打轉轉，僅滿足于表象上的分類，或是效果上的泛泛表述。真正落實在應用上面的，也多是貼標簽式的認定：喏，這是倒裝，這是雙重否定，于是完事大吉，得勝回朝。就這還是不錯的了，最可怕的是類似“她像她媽媽一樣漂亮”、“她像西施一樣漂亮”，哪個是比喻哪個不是比喻的爭論，大家不是向深處追溯，并將它們放在整個認知系統中發掘它們所依據的不同思維形態，從而給予不同類屬的分析和論證，而是僅僅憑借感覺進行硬性認定。至于為什么，就很少給予深入的分析論辯；即便是作點思考，作些探究，也很少觸及其實質。這樣的所謂研究，怎能給人提供可以遵循的尺度和準繩？其科學含量自然也難以贏得人們的肯定。〖〗〖〗修辭學講義(第二版)前言
漢語修辭學的命運還是比較好的。國外修辭學雖然發軔也早，起點也高，然因其定位不明確，甚至還在特定歷史時期內遭致過徹底衰敗的結局。書中已有介紹，恕不贅述。當然，自20世紀初始，修辭學似乎出現了一種新崛起的態勢：各種思想主張異彩紛呈，其成果也是蔚為大觀。有些流派秉承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觀念，將修辭學的效用功能擴展至社會公共事務應對決策的領域，氣魄宏大，很能吸引人的眼球。不過話又說回來了，無所不包也就等于什么都管不了，實際上也就取消了學科的內涵屬性。可以熱鬧一時，恐怕很難堅持永久。隱喻研究也是如此，沒有好的突破口，亞氏的這一概念似乎有了重新被發現的意義，大家都來分一杯羹：哲學關注，文學也有興趣，修辭學就更甭說了，自然是當仁不讓。然而反映出的共性是，大家都不描寫。理論思辨還好一些，最怕的就是僅就現象作一般化的表述，接著就下斷語：它是一種最為省勁兒的認知方式，不苛刻要求人們便會自覺不自覺地采用。偏偏是索緒爾的學生巴利用結構主義的描寫方法切入修辭學研究最不受人待見。如果這種情況不能夠得到改變，新修辭學的“新”，其前途也未必光明。
問題出在什么地方？恐怕關鍵還在于人們面對自己所處的紛紜復雜的言語世界失去了科學思想方法的良好把握。大家在分析具體現象時也能條分縷析，一旦到了宏觀世界，則顯得張皇失措，連最起碼的邏輯規則都難以遵守了。其實自然科學已經為人們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古人都能從動態現象中作出“飛矢不動”的判斷，數學即能將瞬息即逝的物體投擲軌跡描摹成點的連續移動，怎么一旦面臨整體動態的社會言語現象，人文學科便顯得無所措置、無所適從、困窘不堪？哲學理論上的建構也不例外。面對紛紜復雜的主客觀存在，面對多種因素綜合起作用而產生的運動，居然都敢將其組成簡單地抽象為兩個方面的對立，進而將兩者之間的關系解釋成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在此基礎上，便開始籠統地辯證折繞了，至于條件是什么全憑主觀判斷。表現在修辭學上，是要么這也舍不得，那也丟不掉，生怕割裂了整體的圓潤渾沌性。于是在此領域內很少或者避免提及“規律”二字，至于形式規則問題就更少觸及。國外20世紀語言哲學的興起有一個很好的氣象，那就是用數理邏輯的方法介入語言學的研究。可惜的是，該方法還沒有很好地轉用到修辭上面來。國內則表現為學術方法的政治化，時時禁錮著人們的思想。其實形而上學的方法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里邊并非采取排斥的態度，如列寧指出：“如果不把不間斷的東西割斷，不使活生生的東西簡單化、粗糙化，不加以割碎，不使之僵化，那么我們就不能想象、表達、測量、描述運動。”（《哲學筆記》，第285頁，人民出版社，1956）如果碰到復雜的事物現象即產生畏懼感，放棄執著的深入的探索精神；甚至放棄努力強調特色而拒絕科學的分析描寫，那么學科只能是保持著一如既往的淺層次狀態，即便有著極好的愿望，就像一個人拔著自己的頭發想升離地面一樣，終究是不可能將其學術品位提上去的。而形式的明晰性，過程的可操作性，結論的可驗證性，始終是科學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即便眼下達不到預想的目標，只要追求了，便有希望。還是列寧的話：“人完全可以認識這個世界和這些規律，但是永遠不能夠徹底地認識它們。”（《列寧選集》，第191頁，人民出版社，1974）這，就足以讓人欣慰。
美好的愿望畢竟是愿望，真正的深入分析描寫談何容易！拙作想在這方面下些工夫，一是內容對象非單一課題的考察探究，再一是學識谫陋，很難達到預想的目的。若能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也就實現了初衷。因此，殷切期望學界同仁批評指正。
著者2011年10月8日
崔應賢，河南師范大學教授，天津師范大學兼職博導；河南省語言學會副會長，中國文章學研究會會長。從事高等師范教育36年，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等出版著作10部，發表學術論文100余篇；承擔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3項，教育部項目1項，主持國家*精品視頻公開課1項，主持國家十二五規劃教材1項。
第一講 修辭簡史(一)
要對特定的課題進行認識和研討，首先需要對前人有關該問題的思考做一個比較全面的考察，這樣才能為進一步的探索奠定良好的基礎。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修辭對于任何一個民族來講都是其語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與其歷史相始終。中外修辭學的研究歷史走的是不同的途徑，各有特點。因為內容都比較厚重，需要分立篇章來進行展示。這一講里，重點就國外的修辭學研究給予歸總梳理；從總的側重情況看，可以“辯論期—寫作期—言語期”作為基本線索來概括。一、 辯論期對修辭現象關注相對較早且有著清晰而系統認識的，仍要數古希臘。以此為源頭，相當程度上構成了西方修辭學研究消長沉浮的基本流向。 早在公元前500年前后，正是古希臘文明的一個大轉型時期。政治上由貴族統治向民主制度過渡，科學藝術方面則由對自然客體的執著探索和對史詩、戲劇、雕塑的崇拜熱情，開始更多地轉向主體化思考，理性思考，社會倫理的思考，一個哲學批評和系統建設的散文時代開始誕生。秉承著畢達哥拉斯神秘主義的傳統，由蘇格拉底開創，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師徒薪火相傳，標志著古希臘文化最高理念的哲學與藝術理論由此奠定。古希臘人所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為各種形式的演講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公民聚會、禮儀場合，以及法庭辯論等，都需要進行口頭陳述和爭辯，言辭應用的效果直接決定著事情的成敗。正是這種現實的需要，人們開始了對話語論辯術的探索。一些被稱作“智者”派的人，表現出相當的演講才藝與論辯能力，有些就是出色的演講家和雄辯家。與此同時，指導人們提高言語技藝的教育有了廣闊的市場。這些人于是積極撰寫有關著作并開課授業。像科拉克斯、高爾吉亞等，都名噪一時，頗受推崇，不乏大批的追隨者。一條銘文足以顯示當時希臘人對言語效用的重視程度：“不學習修辭的人將會成為修辭的犧牲品。”現在英語中的Rhetoric（修辭學），即源于古希臘的Rhetor，指在公眾面前公開發表演說的人。由此可以看到該學科的淵源及其對后世的影響力。〖〗〖〗修辭學講義(第二版)第一講修辭簡史（一）同古希臘其他具體學科建立時的基本狀貌一樣，修辭學最初的形式也是對對象本體進行詳細的描寫說明。由殘卷本以及其他人著作的記述中，都能看到這種特征的展示。這種情況是不難理解的。因為正是在這個時段里邊，古希臘文明正經歷著由本體論向認識論的巨大轉變。前者側重于就客觀存在本身進行探索描述，而后者則開始執著于對認識主體思想意識的考問。這一現象當然反映了人們將認識當作一個整體系統并反躬自識的精神。單純就語言研究來說也是這樣，正如呂叔湘指出的那樣：“語言是什么？說是‘工具’，什么工具？說是‘人們交流思想的工具’。可是打開任何一本講語言的書來看，都是只看見‘工具’，‘人們’沒有了，語言啊，語法啊，詞匯呀，條分縷析，講得挺多，可都講的是這種工具的部件和結構，沒有講怎么使喚這種工具。”呂叔湘：《語言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載《讀書》，1980年第4期。科學，通俗地說，就是分科之學。但，如果將其有機聯系的主體舍卻干凈，恐怕這些所謂的本體規律也是很難準確反映出工具的本質特征的。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人的努力則反映了這種主體認識論的興起，將人們認知的內涵進行了向更高層次的提升，其歷史功績是巨大的。當然，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他們也有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的傾向，后面有關的介紹里邊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但總的來講，對后世的影響難以估量。比如“柏拉圖主義”的流傳，“文藝復興時期，柏拉圖主義的發展在尋求其形而上學的性質時與個人主義攜起手來”莫運平：《羅密歐與朱麗葉——現代愛情悲劇的價值論釋義》，載《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希臘輝煌的早期文明，是與一大批做出了非凡成就的科學家、思想家的名字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而柏拉圖和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即是其中的最卓越者。恩格斯曾經說過:“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6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他們所作出的貢獻也正體現在這上面。下面有關古希臘修辭學特點的簡述也主要是就柏拉圖及其學生亞里士多德的修辭思想給予評點。（一） 柏拉圖的修辭觀在柏拉圖的學說理論中，最鮮明的一個特征就是與過去本體修辭學堅決決裂的態度。亞里士多德指出：“哲學在務求真知時，辯證法專務批評。”［希］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第60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有必要提醒的是：古希臘時期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所說的“辯證法”，或譯“辯證術”，與當今人們通常所認定的“辯證法”并不完全相同。下邊有關內容的介紹可供參考。在柏拉圖的眾多著作里邊，除了《高爾吉亞篇》、《智者篇》和《斐德若篇》是直接體現這方面的內容外，其他的篇章，如《政治家篇》、《斐萊布篇》等，只要一接觸這樣的話題，柏拉圖都要情不自禁地表現出對以高爾吉亞等為代表的修辭學家們致力于修辭技藝描寫的鄙夷與否定。他毫不隱諱地將他們痛斥為詭辯論者；針對修辭學就各種各樣規則格式的歸納總結，他嘲諷說不是背了幾劑藥方就可以掛牌行醫了。他認為，單純就言語本體的修辭方法進行傳授和學習，并不能真正解決言語交際的效用問題。這里邊的關鍵有一個真理性問題、內容問題。他指出，那班談修辭的先生們說，在這類事情上用不著那樣鄭重其事，也用不著兜大圈子找出原原本本。只管注意怎樣把話說得動聽、逼真或自圓其說即可，這就是整個修辭術的大要。還有一點是，柏拉圖認為現有的修辭術往往將知識肢解得支離破碎，缺乏整體的有機聯系。正因為如此，他反復告誡人們，要真正組織好言語提高言語效果，得廣泛地學習，甚至還得向自然科學學習，從中汲取好的思路方法。再則需要以哲學的眼光、良好的操作手段深入地分析對象的本質，特別是對聽讀者的心靈能很好地洞察。真正到交際的時候，還得做到會適情適境，見風使舵，隨機應變。只有將這一切都做好了，才能輪得上學習點修辭術的問題。然而，一旦說到修辭術的具體方法特點及應用的時候，柏拉圖就立刻又顯示出一副不屑的神情，敷衍了事，匆促收兵。有一段話很能說明柏拉圖的真正心跡，他用修辭家的口吻假設道：“有一句話我卻敢大膽地說：一個人盡管知道了真理，若是沒有我修辭術，還是不能按照藝術去說服。”接著他回答說：“我承認它有道理，不過先要假定有論證可以出庭證明她確是一種藝術。因為我好象聽到一些反面論證的聲音，在責備她是一個騙子，說她并不是一種藝術，只是一種毫不藝術的蹈襲陳規的玩藝。”［希］柏拉圖：《文藝對話集》，朱光潛譯，第14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盡管如此，柏拉圖還是在批判中實現了自己對修辭學的再造。總其論述，他的修辭思想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1反對修辭是“說服的藝術”的提法，他認為修辭是“影響人心的”。對此他表述道：一般說來，修辭術是用文辭來影響人心的，不僅是在法庭和其他公共集會場所，而且在私人會談里也是如此，討論的問題或大或小，都是一樣；無論題材重要不重要，修辭術只要運用得正確，都是一樣可尊敬的。（《斐德若篇》）在他看來，“說服”有強加于人的意味，而“影響”卻是平等的交流。正是基于這種定位，柏拉圖相當看重修辭的心理效用問題。對此他申之又申，多處強調：“修辭術所窮究的是心靈，如果你不甘拘守經驗陳規而要根據科學……在修辭術方面命意遣辭，來使心靈得到所希冀的信念和美德。”柏拉圖甚至還認為，既然言語修辭、不同文體都在于感動心靈，那么想做修辭家的人就必須研究心靈和各種人等的性格，知道他們有哪些種類、哪些特點，將真善美的東西說給或寫進聽讀者的心靈中去，給人以教益，那樣才能真正實現清晰完美的價值。2修辭能力是綜合性的。他說：“在修辭方面若想能做到完美，也就像在其他方面要做到完美一樣，或許——無寧說，必然——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天生來就有語文的天才；其次是知識；第三是練習，你才可以成為出色的修辭家。”3比較多地注重從哲學的思想方法上面切入，著眼于宏觀，進行修辭學理論的闡發。對此柏拉圖體現得相當明朗。他非常推崇系統性認識事物對象的重要性，并把這種總體的方法思路概括成“辯證術”，指出其中包括兩個明顯的法則。頭一個是統觀全體，要把和題目有關的紛紜散亂的事項統攝于一個普遍的概念之下，接下來的第二個則是順自然的關節，把整體剖析成各個部分。他認為，這種分析和綜合，為的是會說話和會思想；真正體現的是一對多、抽象和具體間的關系，也是最能夠揭示對象本質的思路，同時也是使修辭效果真正能發揮作用的方法。4柏拉圖有關修辭本體內容的討論，主要體現在章法和辭格上面，重點肯定了章法修辭中結構的層次性和推證的邏輯性問題。前者，他對文章的整體結構安排進行了明確的梳理：開頭部分是“序論”，接下來有“陳述”—“證據”—“證明”—“近理”盡管在這兒柏拉圖是正面肯定性的，但話語間顯得是那么的勉強，冷嘲熱諷，譏刺貶抑，真真猶如戴著腳鐐跳舞，含著眼淚的苦笑一樣，人物情感的交織與復雜盡顯其中。；在中心部分，他還就“引證”和“佐證”，“附駁”和“正駁”，“暗諷”和“側褒”，還有“側貶”等方法給予了提醒。末了是結尾部分，需要“復述”或“總結”。關于這一部分，屬于他個人富有創意的地方是有機聯系的觀念，言辭字句前后有序的觀念。介紹后者時，他提及了簡要格、悲劇格、憤怒格、諧聲格、格言格、繪象格等，甚至還難得地表示說要注意“原先學過的一切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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