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走近彼此，走進歷史
來香港攻讀碩士學位一年，對大多數人來說，這一晃而過的經歷不過是一個新鮮體驗。內地來的同學，各自帶著他們自己或者父母的期待，希望迎來人生路上的拐點。
2011年至2017年間，近100位香港及內地的年輕人，考入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碩士班，遇上一位姐姐般和藹可親又魅力十足的年輕導師，跟隨她走進奇妙的紀錄片攝制領域。同學們第一次拿起攝像機，自編自導，寫文案、查資料、拍攝、剪輯、配音、配字幕。9個月內，每人完成了15分鐘左右的短片。導師李宇宏也沒料到，同學們如此投入，初試啼聲，居然就有幾部獲得紀錄片節及相關活動的獎項。
短片主題為族印·家庭相冊。功課將離家的學子再帶回各自的家庭，不只當下的家，也使他們走進源遠流長的家族歷史。紀錄片不足以表達他們短暫而豐盛的這段人生經歷，于是有了這本書。
本書收錄了29篇文章，大多講述家人的故事。雖然拍攝對象、題材各不相同，但不少都圍繞代際關系。兩代人之間的距離與時代變化的速度成正比。這兩三代人趕上人類日新月異的科技飛躍，同時，中國內地的社會變遷快得令人目眩。可想而知，90后和父母不容易融洽相處，但這些年輕人的真實告白依然令人驚詫：
今天是2016年10月2日，距離我上一次認真地和我爸說話，已經有407天了。在這期間，我給他發過四次短信，他回了一次。我給他打過一次電話，他沒接。我們坐在一起吃飯的次數不過十次，面對面說過的句子不過十句，我好像不在乎……（莎漫，《富二代》）
當他給我選好了研究生的專業才通知我的時候，我用沉默代替所有吶喊。很多時候，我的感覺就是，我只想要一個蘋果，結果他給了我一車的榴蓮。為什么呢？因為榴蓮是水果之王，因為榴蓮最貴。（曾心竹，《蘋果與榴蓮》）
拍攝和訪談，無形中讓你從第三者的客觀角度去了解長輩的經歷，觀察他們的舉止為人。你的父母、祖父母往往有過令你尷尬的時候，做過令你不贊同的事情，你或許非常不滿他們對你的要求或過度的愛。你通常沒有耐心傾聽他們行為背后的理由。但當你手握攝像機時，視角和態度就變了。你得不斷地追問為什么，于是掀開塵封往事，你漸漸了解他們的委屈、偏見和大環境的局限。拍攝紀錄片的功課給了你耐心，讓你學會理解別人，學會換位思考，變得寬容，從而讓你和家人彼此真正地接近。
我要講的是信仰這個主題，關于爺爺、爸爸和我的故事。拍攝枟我們的信仰枠這部紀錄片是一個契機，讓我重新理解和認識我的家人。（劉茜，《我們的信仰》）
6歲時父親離家的周紅豆，通過拍攝，和爸爸之間的距離不知不覺縮短了。曾以為橫在彼此中間的矛盾一輩子都解不開，結果云開日出，父女和解。記錄家史家事，當然并非是彌合家庭關系的萬靈藥。幾位同學的影片沒有 大團圓的結局，但他們坦誠的態度值得贊許。紀錄片最重要的真實，同學們對此把握得很好。導師李宇宏功不可沒，大概也因為90后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一代人。
自小就熟悉的祖母可能是個絮絮叨叨的老太太，祖父則是沉默寡言的老頭。你也許未曾多想，他們也曾是孩子，是少男少女。在鏡頭前聽他們講述一生如何走過來，不僅讓你重新認識自己的親人，也讓長輩牽著你的手，踏入歷史的長河，感受歷史的溫度。
生于1924年的奶奶，歷經了軍閥割據、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十年動亂、改革開放。生過九個孩子，養大七個。從大小姐變為小販，60歲后找到信仰。（周鳳婷，《東堰橋頭》）
余婷的兩位姑媽分別住在大陸鄉下和臺北，分離30年后才第一次見面。歷史書上有一節叫作內戰，這些生離死別的故事讓你對歷史有一點真實的感受。
這些20世紀初中期出生的長輩，無論地位如何，幾乎都有過不凡的經歷。那一代人無論身處何方，都躲不過動蕩時期深重的苦難。民族患難之中的個人經歷，情節往往超乎小說家的想象。等這一代人離開，這些精彩的故事也將消失。人在社會動亂中掙扎、受傷，記下種種悲歡離合、世態炎涼，而使我們更了解文化、制度與人性，這是難逢難遇的。最大的收獲，莫過于學會獨立思考。
俄羅斯歷史學家潘佐夫談到對蘇聯歷史的研究時說：19171952年這35年的歷史是極其悲劇性的，研究這段歷史讓人撕心裂肺。所以許多人寧愿佯裝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與先輩產生共鳴，那么先輩的痛苦經歷就毫無意義了。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的這個口述史紀錄片項目，永源基金會發起的大學生家族故事影像記錄
家·春秋 項目，都有搶救歷史、傳承文化的意義。
希望更多年輕人拿起攝像機、錄音機，記錄下長輩的故事。你會發現，在跟隨他們走進歷史的同時，你們也接近了彼此。
熊景明
2017.12.11
【后記】
混沌的世界
李宇宏
一
2010年，我們從美國學成歸來落腳香港。那會兒，我的手里有20多個對美國頂級專家學者的專訪，就想著把這些內容編輯在一起然后出本書。這書最后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并起了一個特別高大上的名字：《讀懂中國》。
這本書可以很不夸張地概括我很長時間以來的狀態：憂國憂民。懷揣的都是特別宏大的理想，滿腦子國家、民族、世界。我是很感激這一部分的積累，關注宏觀問題，探索一個可能對中國更好的大未來。
然后陰差陽錯，我在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找到了一個很不起眼的崗位，偏離了職業記者的生涯。不過，那會兒自媒體已經開始潮涌而來，最有參與度的是新浪微博。于是我樂此不疲地參與到對每一樁公共事件的熱烈討論中，一樁接一樁，一樁接一樁，然后再來一茬兒。
那會兒如果和周圍的學生聊天，我往往會因為他們對某事件沒有表現出足夠的關切而恨恨地抱怨：這些事情你都不關注，為什么要學媒體啊你？！
完全是站在道德高地上的責備。但遺憾的是，我慢慢地發現，幾乎所有這些大事件，最后都稀里糊涂地不了了之了。而我對這些公共話題的參與熱情，終被一個好朋友一盆涼水澆過來：這些和你有什么關系啊？！
沒錯。還是回到現實中吧！生活中讓人操心的事情還是太多了。要買房子嗎？孩子去哪一家幼兒園？哎喲喂大家都在淘寶過
雙十一 了，我還沒個賬號呢！大部分做媒體的朋友都辭職了，好朋友也下海經商了。好不容易約上見個面，人家恨不得半個小時都在發微信討論業務。偶爾在微信朋友圈發個感想吧，恨不得八百年沒有聯絡過的朋友都會跳出來語重心長地告訴你：
要學會保護自己啊。
最安全的話題，那就只有減肥健身了。哦，對了，新浪微博，早已淪為收藏迅速瘦手臂、瘦肚子、7天減掉5公斤等健身視頻的資料庫了。
這就是這些年的變化。
但還好，在香港城大教書的這7年中，我還是做了一件在我看來很酷而且有意義的事情。這也是這本書的由來。
二
做一件事情很用心用力的時候，我一定會問自己很多遍：為什么要這么辛苦地做這件事情？只有想清楚了其中的意義之后，才可以全力以赴。族印·家庭相冊口述史紀錄片系列，正是讓我覺得特別有意義的事情。
我從2011年開始帶領城大媒體與傳播系的研究生做紀錄片項目。2013年年初，原央視《東方之子》的同事周兵導演和城大媒體與傳播系合作，要成立一個視覺文獻研究中心。當時我給研究生和本科生講授紀錄片創作課程，就想和周兵導演一起合作一個由學生制作的紀錄片系列。周兵導演對歷史情有獨鐘，希望紀錄片是有歷史感的內容。我在這個時候，也開始放下了對
宏大 故事的執念，想看一下歷史在普通人身上到底發生了什么。那些鄉野巷道間平凡無奇的中國人，他們的生命到底為他們無力逆轉的大歷史，做了怎樣的注腳。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一段時間，美國作家、《紐約客》記者 Peter Hessler（何偉）寫的《江城》《甲骨文》以及《尋路中國》三本書，帶給我極大的震撼。他筆下的中國故事，講的正是在我以往的關注中被莫名其妙地忽略了的人群。我想，這一次也許我們能用紀錄片的形式，記錄中國普通家庭的故事。
我給這個項目起了個英文名字 Family Album，我先生給翻譯了一個特別棒的中文名字族印。我把這一紀錄片系列定位為口述史紀錄片，心里有個小小的愿望，希望能夠做成中國普通家庭的影像故事檔案。
到2017年，我們完成了近100部中國故事短紀錄片。近100名學生參與了這些紀錄片制作。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學生們從選題開始到制作完成，往往在經歷初期的高度興奮、高度發散后，進入第二階段的茫然與無助，再到幾近絕望后醒悟的一刻，最后在公開放映前趕制完成。既有打了勝仗的亢奮，又多少帶了幾多遺憾的起起伏伏。在這個飽含興奮、煎熬、失落、頓悟、無助，再重拾信心的過程中，很多學生對家人、自己和社會展開了新的審視、思考與認識。參與制作這些紀錄片創作的孩子們，如今都已畢業分散在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但是我相信，無論他們現在做什么，以后做什么，他們一定不會忘記，我們曾一起認真走過的這一段旅程。
三
我在給學生講紀錄片創作時，經常說我們可以用一些動詞來描述紀錄片是做什么的。比如說，可以說這部紀錄片努力去記錄、觀察、探索、發現故事背后的故事。但是，我們這樣努力記錄、觀察、探索、發現社會和我們周邊的世界，就一定能為創作者心靈深處的困惑找到一個明確的答案嗎？
那么，我們為什么還要做紀錄片呢？
幾乎每一年，我都會請曾連獲兩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的導演周浩先生來給我的學生們做講座。有一年，一個學生就很真誠地向周浩老師提出了一個問題，她說：我在拍紀錄片之前，是希望能夠通過拍攝對某些困惑找到一個答案的。但是，拍攝了之后就發現，對一些問題的看法，為什么比拍攝之前更糊涂了呢？周浩老師，一位紀錄片界的哲學家，對這個問題給了一個特別好的答案。他說，這個世界本來就是混沌的，不是非黑即白的。你想通過紀錄片拍攝找到一個非黑即白的答案，本身的出發點就是不對的。
我們所有的家庭故事，最感動我的那部分，永遠都是學生們通過紀錄片的拍攝，和家人從誤會走向和解，從不解找到理解，從無知走到認知，拋棄固有的對人或者對事情的執念，看到世界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正如周浩老師點撥的那樣，一個看似混沌的世界，其實好過非黑即白的世界。
我們每個人在人生的某個階段，都會思考三個基本的哲學問題：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我一直覺得，口述史紀錄片的創作，可能是學校素質教育最完美的形式之一。特別是在中國，這個創作過程能幫助青年人在快速發展的社會洪流中，運用批判性思維，了解過去，認識自我，思索未來。學生們在拍攝過程中，從一開始打開攝像機簡單地記錄歷史的心理，逐步認識到誰的事實，為誰的事實，誰來定的事實的立體與多維，逐漸明白記錄歷史絕非拍攝表面的事實那么簡單。我看到太多年輕人在拍攝后的成長和成熟，他們經歷了從初期對外部問題的探索，逐步開始對自己內心的思索和探究，由外及里、由他及己地觸及自己靈魂的反思過程。拍攝紀錄片的過程，很多時候遠遠比完成一部作品更重要。
幾年的時間里，我的學生從80后變成90后。他們的關注點從爺爺奶奶的故事，到父母和子女的故事，再到他們自己的故事。
有的學生為了記錄一場民事糾紛跟拍大半年；有的學生在短短的假期里往返臺灣和大陸進行追訪；有的學生為了解開多年的困惑勇敢地回望原生家庭；有的學生在拍完自己的親人后，紀錄片還沒有編輯完成，親人就已離世；也有的學生，替已經年邁的長輩回到東南亞，圓他們回鄉的夢。特別感動的是很多學生的家長們，他們親自帶著子女走回自己以前念書的地方、插隊的地方、戰斗過的地方，傾心講述他們曾經的過往。
每一年秋季開學，我都會面對一些新的面孔。他們懷著對紀錄片極大的熱情加入我們的項目，他們從來沒有讓我失望過。每一年的四月底，我們都會有一個很隆重的放映會。我們有特別設計的海報，放映會對全校和公眾開放。每一年都會制作出15~20部片子，放映的時間通常要5~6個小時。我在這大半天的時間里，和學生們一起為已經看了無數遍的他們的故事再一次感動到流淚、開心到大笑。那是我每一年中，最隆重、最有儀式感和最幸福的時刻之一。
四
紀錄片是靠視覺語言講故事。我一直和學生們強調，在紀錄片中，一個有意義的畫面勝過千言萬語。但是，紀錄片的呈現也有很多的局限性，比如一些歷史背景的交代，故事的講述也會受時間的限制、情節和節奏的限制以及能夠拍攝到的畫面及其質量的限制等等。文字在這方面似乎有更大的優勢以展示更多的細節。所以，我們每次拍攝結束，都會要求學生寫采訪后記來補充拍攝的內容。
這本書，就是學生們在他們的采訪后記的基礎上，重新撰寫的家庭故事。學生們都已經畢業，他們還是非常配合地根據紀錄片的內容撰寫文字作品，并認真地加入了更多的細節。我最后從中選出了30多篇文章，但還是有若干篇文章因為內容敏感或者其他原因最終不能入選，最后只有29個故事得以成書。
書名費盡周折。大概起了20多個名字 別人滿意的我不滿意，我滿意的，出版社不滿意。恰巧詩人余秀華和范儉導演來香港中文大學做講座，我們一頓飯的時間都在討論這本書的名字。詩人給了我很多啟發，我趕緊回去又看了幾本詩集。在哄孩子睡覺的時候，忽然愛與哀愁這四個字闖進我的腦海，真的是靈光一現的感受。
愛與哀愁，就是每個家庭的故事。每個家庭，都是愛與哀愁的交織。在哀愁中相親相愛；因為相愛相親而牽腸掛肚。這本書，講的就是愛與哀愁。
五
感謝。
感謝我的最可愛的學生們。不管你們的文章最后是否入選這本書，每個參與
族印紀錄片項目的年輕人，遇到你們，是我在城大教書７年最開心的事情。特別致謝文章因故沒能入選本書的羅穎鸞、張夢怡、張舒、吳幽云、林燕珊、葉玉菁等幾位同學。
感謝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提供這個舞臺讓族印項目得以誕生和開花結果。感謝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李金銓教授的支持和鼓勵，每次看到李教授帶著我們的青年學者和博士生們坐在我們的放映會看片，我都深感榮幸。感謝 Jan Servaes教授不遺余力地支持和推廣，即使在離開城大之后仍然努力把我們的紀錄片推薦給歐洲和美國的學界。感謝我的同事孫浩森，和我一道為
族印紀錄片努力了很多年，并在技術上給予全力的支持。也感謝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的馬騄、程度、張子鈺、孫奧云、林芬、梁勵敏、姚正宇、沈菲、Kitty Leung、Jessica Ho、林婉瑩、假芝云、蔣莉、馬宏偉、楊嘉欣、陳成禮、Lawrence Lau、Vicky Chan、Heidi Lam等同事的支持和鼓勵。
感謝我們強大的專家團。國內最優秀的紀錄片導演大都來給我們的學生做過講座。包括項目初始一起合作的周兵導演以及范立欣、周浩、范儉、徐歡、王沖霄、李倫、蔡崇達、黃海波、奚志農、趙一工、徐京、張經緯等等。這些在業界響當當的大人物，會連續五六個小時和我們的學生看片，不厭其煩地討論并給出醍醐灌頂的指導。承蒙你們的厚愛，讓我們走到今天。
感謝我的人生導師，耶魯大學的社會學家 Deborah Davis教授。每年在香港見到我，Davis教授的第一個問題都是
說說你在做什么？這個問題真的在推動我努力做有意義的事情，以期給 Davis教授一個滿意的答案。
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熊景明老師欣然為本書作序。熊景明老師是我們族印紀錄片的伯樂，專門為族印紀錄片系列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放映會，熊老師也是我進入口述史領域的引路人。也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高崎老師、陳韜文教授以及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的余國梁博士等一直以來的支持。
致敬北京永源公益基金會家·春秋口述史計劃的唐建光、渠馨一、向曉靜和中國傳媒大學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的林卉，你們努力為之奮斗的家·春秋口述史項目，是對每年站在那個小禮堂領獎的我最大的鼓舞，以及我在這個濁世感受到的存在的意義。
感謝前同事資深媒體人白巖松、經濟學家陳志武、耶魯大學社會學教授 Deborah Davis、香港城市大學李金銓教授以及知名作家蔡崇達在百忙之中閱讀此書并撰寫推薦語。感謝本書的編輯，浙江大學出版社的王雨吟和張一弛，是你們獨具慧眼讓這本書得以出版。
特別要感謝我的先生，是嚴師更是堅強后盾，成就今天的我。感謝我們的兒子，成為能讓你為之驕傲的媽媽，是我努力的原動力。感謝我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好朋友們。你們都在我人生的不同階段，給予我鼓勵和靈感，讓我鼓足勇氣，努力更努力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就在本文完成之前，紅黃藍幼兒園虐童事件以及北京的一場大火，再一次成為自媒體討論的大事件。雖然我們能做的，也就是轉發，轉發，再轉發，我仍然看到了這樣做的價值和意義。這也更讓我堅信，族印紀錄片系列記錄的個體命運，就是正在行進的歷史。
向真理走，就會自由。
2017年12月8日凌晨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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