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羅馬有圣彼得大教堂、波波洛廣場、羅馬斗獸場等的文化古跡，更有但丁、卡瓦爾、坎蒂（Cavalcanti）、彼特拉克（Petrarch）、塔索（Tasso）、阿里奧斯托（Ariosto）、萊奧帕爾迪（Leopardi）、曼佐尼（Manzoni）、蒙塔萊（Montale）等文學大家的文藝風景。
2、由著名文學批評家美國哈羅德?布魯姆主編。（耶魯大學人文講座教授，1973年出版《影響的焦慮》，被喻為“用一本小書敲了一下所有人的神經”；1994年出版《西方正典》，在世界上也引起巨大反響。）
3、既是一本城市旅行手冊，又是一部意大利文學史。
第五章 人才薈萃：文藝復興早期及全盛時期的羅馬
弗拉維奧?比昂多（Flavio Biondo）在自己的考古學著作《重建羅馬》（Rome Restored ，1446）中贊揚教皇尤金尼烏斯四世（Eugenius Ⅳ）修復了羅馬城中心一座現已為人所熟知的標志性紀念建筑物：
哦，尤金尼烏斯教皇，通過您的協調，由您出資修復的萬神殿拱頂已完工。這個構造華麗的拱頂原本在古代地震中撕裂，面臨塌陷的危險……萬神殿氣勢宏偉，其壯觀的程度遠在所有其他廟宇之上。許多個世紀以來，那些高聳的圓柱支撐起整座神殿，但神殿四周令人厭惡的小商店卻遮去了它們的光芒。現在，這些小店已被完全清除，圓柱的柱底和柱頂顯露了出來，這座建筑的神奇之美得以展現。（3.65—66）
比昂多稱贊翻修歷史遺跡這一獨特的方法標志著一種嶄新的時代精神。身為教皇秘書，比昂多也是一場新人文主義運動中的一個核心人物。這場運動向社會呼吁，讓長期深埋在地下的古典羅馬世界恢復原貌，重見天日。在清理那些遮擋萬神殿圓柱的“令人厭惡的小商店”過程中，我們能夠聽到意大利文藝復興早期，似乎一句話就猶如一陣疾風，將中世紀羅馬一千年來的堆積之物統統卷走。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見證了羅馬城恢復昔日輝煌的過程，那種景象自帝國時代以來就從未出現過。這一時期，教皇的權力達到了嶄新的高度。在歷史劇變的過程中涌現出一大批天才，包括學者、建筑師、畫家、詩人，還有作家。他們中的許多人將與你在本章見面。文藝復興時期的羅馬也不缺乏觀察敏銳、善于表達的居民和游客。他們用文字記錄下這座城市存在的問題，同時也描繪出它的希望所在。所有這些都集中體現在了城內的許多建筑身上，以及那一本本名著之中。
當時，就在幾年以前，羅馬還掙扎在自己漫長歷史時期中最為低迷的階段。公元14 世紀，羅馬教皇的權力已經轉移到法國人手中。隨后，法國和意大利相互競爭，各自指定人選擔任教皇。這導致了教會大分裂（Great Schism）。一段短暫而又動蕩的歲月之后，教會會議推舉出了第三位教皇。1420 年，在康斯坦茨會議上，這些分歧得以解決，并推選馬丁五世（Martin Ⅴ）任新教皇。從時間上計算，這位羅馬教皇早于尤金尼烏斯。他首先對這座荒涼的城市進行了適當的改造，因為1413 年那不勒斯國王才剛剛將它洗劫一空。尤金尼烏斯四世在放棄羅馬十年之后，于1443 年入主該城。這標志著重新統一的教會又回到了自己真正的家園，從此再沒有離開。尤金尼烏斯四世是第一位認識到新時代到來的教皇。他在積極推動其發展的同時，也著手塑造一座嶄新的羅馬城——他整修城墻和橋梁；清理街道、拆除亂建的木質小屋；禁止哄搶羅馬橢圓形競技場及其他紀念碑上的大理石；邀請佛羅倫薩的藝術家菲拉雷特（Filarete）為圣彼得大教堂筑起青銅大門。研究羅馬文藝復興時期的權威人士查爾斯?L.史丁格將羅馬這種“獨具特色的文化世界”的發展歸功于多種因素：教皇權力的復興、不斷“羅馬化的”天主教會，以及文藝復興本身的廣泛影響。文藝復興承載著帝國的諸多理想，重新燃起了對羅馬的現實和歷史的興趣。人文主義運動成為傳播這種影響力的媒介，其代表人物是比昂多以及其他一些人。他們都受到尤金尼烏斯四世及繼任教皇的扶持與資助。這些羅馬人文主義者應該好好感謝先前一位熱愛羅馬的人，即偉大的詩人——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
在彼特拉克一生相當多的時間里，教皇并不在羅馬行使職權，而是在阿維尼翁。實際上，彼特拉克年輕時就為阿維尼翁城著名的科隆納家族效勞。他熱愛拉丁文學，對古文物研究的興趣不斷增強，在文學領域也雄心勃勃。所有這些都促使他對羅馬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寫給后世子孫的信》（Letter to Posterity ）中，他回憶道：“自幼年時代，羅馬就是我渴望游歷的地方。”彼特拉克第一次到羅馬是在1337 年。盡管有朋友提醒他，這座當時殘破不堪的城市會令其倍感失望，但彼特拉克寫道，在羅馬的經歷“增進了自己對羅馬各個方面的了解”。“羅馬比我想象的要大，它的那些歷史遺跡亦是如此。”不久之后，彼特拉克又和上面提到的那位友人喬萬尼?科隆納（Giovanni Colonna）一起實地考察了羅馬城的標志性建筑。后來，他又給這位朋友寫了一封有名的信件，信中再現了他們的那次旅行經歷：“這兒是伊萬德城堡，那兒是卡門塔神廟（temple to Carmenta）； ……這兒是朱庇特神殿……，愷撒在這里獲得勝利，在這里死亡…… ；在這兒，基督曾向正在逃跑的牧師現身；在這兒，彼得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在那兒，保羅被砍頭……”彼特拉克引導人們從歷史角度重新仔細審視了羅馬的遺址。他一度成功糾正他朋友的錯誤判斷，即七節樓[1] （Septizonium） （彼特拉克曾證實過）是太陽神廟。盡管在給科隆納的信中彼特拉克重點強調了地理位置（“這兒……這兒……”），但實際上，他的旅行是按照遺址年代的先后順序展開的。這反映出維吉爾、李維以及其他古代作家留下的文字記載對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彼特拉克也提到一些基督教遺址，認識到這一點也非常重要。他很可能參觀了多米內?庫奧?巴蒂斯教堂（Domine Quo Vadis）。傳說，基督在這座教堂里向他“正在逃跑的使徒”彼得現身。彼特拉克對這個地方的好奇不亞于那些位于阿庇亞大道的古典遺址。隨著年齡的增長，彼特拉克越來越欣賞羅馬基督教留下的遺產。他在寫給同伴、作家薄伽丘的一封感人信件中就表現出這個傾向。這封信寫于1350 年，頗為神圣的一年：
此時，我正第五次游歷羅馬；誰知道這不會是最后一次？這一次應該比其他幾次更加神圣，因為關懷人的靈魂比關心他的身體更為高尚，永世的救贖比凡塵的榮譽更受追捧。
（Epistolae Familiares 11.1）
然而，彼特拉克留下的最大遺產就是他對羅馬的古典成就及其正繼續創造的——可能暫時會被忽視的——榮耀與輝煌有了全新的理解。這種認識建立在他深厚的人文主義的思想基礎之上。
他說道：“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比在羅馬對羅馬了解得更多。” 評論家雷納德?巴肯（Leonard Barkan）在《發掘逝去的歲月》（Unearthing the Past）一書中解釋了上面這句前后矛盾的話：“他說，羅馬城的居民根本不了解羅馬，想必是因為只有以歷史的眼光，并且通過喻義豐富的聯想才能勾勒出羅馬的形象。單靠幾件破碎的東西則不可能體會到羅馬的魅力。”14 世紀70 年代，當彼特拉克懇求神圣羅馬帝國的皇帝和法國的幾位教皇重新行使他們該有的職權時，他向他們闡述了自己這一觀點。如果羅馬重獲一位“真正的領袖”，它將會再次成為“世界帝國”。即便她現在破敗不堪，她的“名字卻因昔日的榮耀而流芳百世”。他在詩歌《崇高的精神》（Spirto gentil... ）中表現了羅馬潛在、朦朧的英雄氣質，值得我們記憶：
那些古城墻，全世界依然敬畏，
愛戴、為之戰栗，
每一次它想回顧那些過去的歲月，
這些人不會就這樣毫無聲息，
在我們的宇宙消失之前，
以及包含在這一滅亡之中的所有一切，
通過你，他們希望彌補所有的過失。
哦，偉大的希皮奧尼（Scipioni），哦，忠誠的布魯特斯，
如果你聽到這一消息，現在一定會多么的欣喜
你在那下面，那里安排這個房間是多么的合適！
想一想法布里丘斯（Fabricius）該是多么歡喜
當他聽到這樣的消息；
他說：“我的羅馬，你將再次變得美麗可愛。”
（Mark Musa 29—42）
彼特拉克對羅馬的認識以及它已被修正的命運在新時代又重新顯現，深深影響著后面幾代人文主義者、藝術家和作家。
5.1 人文主義來到羅馬
拜占廷人文主義者曼紐爾?赫里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為了給君士坦丁堡尋求軍事幫助，在羅馬停留了兩年，但毫無結果。然而他卻在另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將意大利人文主義者介紹到了希臘語的文本當中。公元1441 年，他創作了一本極具影響力的書《新舊羅馬之比較》（Comparison of Old and New Rome ，即君士坦丁堡和羅馬城之間的對比）。書中描繪了羅馬這座城市，并且加入了一些文藝批評。在此階段，這位令人尊敬的學者還寫過一封信，信件從一開始就肯定會震驚收信人：“你能相信我漫步于羅馬城，像個鄉巴佬一般不停轉動眼珠四處打量，攀爬高高的宮殿圍墻，甚至趴在宮殿的窗戶外面以求看到里面的絕妙之物。”他很快主動揭開“謎底”來補救自己的名聲——他所探尋的“不是宮中的絕妙佳人，而是那些美麗的石頭、大理石雕刻品以及各種畫作”。另外兩位佛羅倫薩的藝術家——布魯內萊斯基（Brunelleschi）和多納泰羅（Donatello）——顯然對羅馬的歷史遺跡也做過類似深入的研究。有些歷史學家曾質疑菲利波?布魯內萊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早前的傳記作者安東尼奧?馬內蒂（Antonio Manetti）手中的資料是否可靠，但是，如果這兩位藝術家在現實中并沒有到過羅馬，那么就會引發另一個更加有趣的問題——為什么馬內蒂會如此煞費苦心編造他們游歷過羅馬？在羅馬的經歷又如何能證明他的論述準確無誤？不管怎么說，馬內蒂講了一個很不錯的故事。布魯內萊斯基對佛羅倫薩頗感失望。不久之后，他
來到羅馬。當時，在羅馬的公共場所可以欣賞到美妙的作品。其中一些作品仍擺放在原地，盡管數量不多；還有一些已被羅馬及其他國家的多個教皇和紅衣主教轉移、搶走，或運至海外。在觀察一尊雕像的過程中，他以一種眼光獨到、理解力強且留意每一個細節的方式研究了古代建筑的構造方法以及如何設計對稱結構。他好像能非常準確地識別身體上的一些部位及組織結構，就好像上帝曾在這方面點撥過他似的。由于創造這尊雕像所使用的手法與當時通用的做法截然不同，他對這件作品的印象極為深刻。……他在羅馬停留期間，雕塑家多納泰羅幾乎一直伴其左右。他們一同來到羅馬的最初原因是雙方對嚴謹的雕塑作品有著相似的看法，而他們也始終將自己的精力投入到這些方面。可多納泰羅對建筑風格卻絲毫不感興趣。菲利波也不告知其自己的想法。或許是因為他覺得多納泰羅不是一個合適的對象，或許他還沒有十足把握能夠戰勝每一分鐘都要面對的諸多困難。然而，他們一起繪制出許多草圖，幾乎囊括了羅馬所有的建筑，以及位于羅馬城墻以外許多地方的建筑，并且盡其所能精確地估算出這些物體的長寬高和其他方面的尺寸。他們在很多地方都開鑿了洞穴，以便看清建筑物各部分之間的銜接處，分辨它們的造型種類——到底是正方形、多邊形、圓形、橢圓形還是其他形狀。（50—52）
無論是純屬虛構，還是確有其事，這些人開創了14 世紀早期游歷羅馬的先河；當時大多數游客還是以朝圣者的身份來到羅馬，瞻仰基督教遺跡和那些神圣的地方。在一些同時期的英語作品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點。例如，《馬格麗?肯普之書》（The Book of Margery Kempe ）中記載了1414 年參觀圣使徒教堂（Santi Apostoli church）和圣布里奇特禮拜堂（St. Bridget’s chapel）的過程。而約翰?卡普格雷夫（John Capgrave）的《朝圣者的慰藉》（Solace of Pilgrims ）則完整記敘了1450 年大赦年期間羅馬城的情景，只是語言太過單調、乏味。就在同一年，一位名叫喬萬尼?魯徹萊（Giovanni Rucellai）的佛羅倫薩商人懷著兩個目的好奇地來到羅馬。早上去瞻仰教堂，下午則游覽經典的歷史標志性建筑。
5.2 波焦?布拉喬利尼
許多作家在彼特拉克的帶動下不僅參觀了羅馬，而且還在此地留居，這并不出人意料。這些人文主義者通常為羅馬教會效力。他們有的是侍臣、圖書管理員，或者是牧師，其中有一位甚至還成了教皇。波焦?布拉喬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熱衷于解讀古典碑文，并且收藏了不少雕塑作品和書籍。在1431 年至1448 年間，他創作了充滿傷感的作品《命運無常》
（Variability of Fortune）。書中，他通過對話的形式具體展現了大多數人文主義者面對羅馬支離破碎的過去和破舊不堪的現實所產生的失落感。他回想起如何與自己的朋友安東尼奧?勒斯科（Antonio Lusco）駐足于塔爾皮亞山（Tarpeian Mount）， “遙想那些殘損建筑昔日的輝煌，以及古城里大片廢墟那風光無限的原貌。同時，他們也驚訝于偉大帝國的滅亡，悲痛于財富的變幻無常”。從歷史的另一個角度看，波焦推翻了《埃涅阿斯紀》中關于“金羅馬”的預言。他說，羅馬“一度鑲滿黃金，而今荊棘叢生，石南遍地”。波焦還將古文物研究引向一個新的高度，即要求重視收集第一手資料。有時，他也會糾正彼特拉克認識上的錯誤。例如，他堅持認為新教徒公墓附近的大型金字塔是塞斯提伍斯的墳墓，而不是像傳說的那樣埋藏著羅慕洛斯的弟弟瑞摩斯。他解釋道，彼特拉克“順從了大眾的看法，認為查驗隱藏在灌木叢中的題字并不重要”。他很快又在后記中不無敬意地補充說：“那些尾隨其后來到這里的人們研讀題字。他們并非學識過人，只不過是更加勤奮用功罷了。”彼特拉克同樣也未注意到在圣天使大橋兩邊哈德良的名字，反而認為這座建筑由圖拉真建造。更早期的作家通過閱讀不同文稿來了解羅馬城。若想接觸到較晚些的標志性建筑，有時只能依賴于疑點重重的中世紀材料資源；因此，波焦將萬神殿與一座古老的西布莉神殿聯系在了一起，并且贊同一種由來已久的說法，即尤里烏斯?愷撒的骨灰當時安放在梵蒂岡南邊一座方尖塔頂端飾有十字架的寶球中。波焦的研究更加細致嚴謹，也更容易對一些現象產生質疑：他認為，從不同建筑的材料中可以更精確地鑒定出幾個城門的年代。他也從許多重新發現的資源中獲得益處，其中一些是他親自揭示出來的。波焦將自己的專著獻給教皇尼古拉五世（Nicolas Ⅴ）。這位教皇來自佛羅倫薩，于1447 年繼承了尤金尼烏斯四世的職位。在二十年間，尼古拉五世和他的幾位秘書一樣，都是虔誠地道的人文主義者。
5.3 尼古拉五世
尼古拉五世和波焦一樣，熱衷于收集新發現的古典文本及那些早期教會神父的作品。這位教皇曾為梵蒂岡圖書館舉行落成儀式，并向該館捐贈了他個人的藏書達一千多冊。梵蒂岡圖書館是梵蒂岡王宮改建后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將教皇官邸從拉特蘭的宮殿移至梵蒂岡；自從圣約翰?拉特蘭教堂成為羅馬的官方大教堂以來，王宮位置的這一變動確保了在正常情況下行人隊伍可以沿帕普利大道（Via Papale）穿越整座城市。王宮內部有尼古拉五世委托弗拉?安吉利科創作的作品，以濕壁畫法繪制在一座私人禮拜堂的墻壁上。附近還有拉斐爾著名的《施坦茨》（Stanze）也值得一看。尼古拉還修繕了另外幾座教堂，部分維修費用來自1450 年大赦年活動中的獲利。如今的讀者一旦了解近期約翰?保羅二世教皇去世之后的情景，可能會對羅馬的擁擠狀況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一位美聯社的撰稿人描述了成群結隊的民眾如何像洪水一般涌進羅馬城，只為觀看教皇的葬禮：
羅馬游客眾多，不堪重負的城市在游人的腳下百般呻吟。在往常固定的行人高峰期，街邊小巷里甚是擁擠，被困其中的多是身背書包的孩子。旅館爆滿，越來越多無處可居的人們只好在外面搭建帳篷作為臨時營地。街邊小販哄抬各類商品的價格，包括瓶裝礦泉水及各種與教皇相關的小飾品。
公元1450 年，類似的擁擠狀況甚至釀成了可怕的悲劇：朝圣者首先參觀了圣彼得大教堂。在那里，他們寄希望于瞻仰一處名叫韋羅妮卡（Veronica）的遺跡，或者見識一下基督面容的真實模樣。走出圣彼得大教堂，他們一窩蜂擁入店鋪林立的圣天使大橋及其兩邊的狹窄小道。恐慌突然爆發。最終，有近二百人或被踩踏致死，或是掉進下面的臺伯河溺水而亡。為了避免災難再次上演，尼古拉清理了橋上的商店，加寬其入口，并在臺伯河東岸建造了圣賽爾索廣場（Piazza San Celso）。廣場上佇立起一對小教堂，用于紀念慘遭不幸的人們。教皇尼古拉為了加強監管圣天使城堡，又在河對岸增添了一個警衛室、幾座棱堡、一套教皇專用房間，以及一尊青銅雕像，展現圣邁克爾（St.Michael）插劍入鞘時的模樣。這座雕塑代表了格里高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天使般的形象，是消除瘟疫的標志，同時也象征著教皇有權赦免信徒所犯下的罪行。1455 年，尼古拉五世臨死之前還發表講話，督促繼續開展市政工程。這進一步顯示他已敏銳地覺察到這些工程極具象征意義。朝圣者，特別是那些目不識丁的人，“被某種非同尋常的景象所觸動”。而教會自身也為人稱頌，因為“這些雄偉建筑，諸如永恒的紀念碑及其他不朽的證據似乎出自上帝之手”。由此可見，教皇主持修建的均是規模宏大、外形壯觀的建筑。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里，羅馬城內的建筑一直沿用這種風格。尼古拉的雄心壯志在他自己的任期內并沒有完全實現，但被后來的幾位教皇一一完成，包括拓寬位于梵蒂岡和教皇城堡之間的三條修建于中世紀的街道，將梵蒂岡的方尖塔移至圣彼得廣場，以及拆除破舊的圣彼得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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