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民融合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推動國防科技創新與軍民融合發展是歷史上大國博弈、大國崛起的共同選擇和成功經驗，是我國當前應對國內外風險挑戰，兼顧國家安全與發展、實現富國與強軍相統一的基本方略，也是新形勢下建設世界一流軍隊的現實呼喚，深刻反映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這一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和辯證發展的內在要求。本系列叢書圍繞國防科技創新與軍民融合發展主題，收錄了國防科技大學國防經濟學科成立以來的部分論文，主要涉及國防研發投資、國防工業發展、國防科技創新、裝備采辦改革、軍事人力資源、國民經濟動員等內容，對推動我國軍民深度融合發展具有一定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國防工業發展》作為國防科技創新與軍民融合發展系列叢書之一，收錄了從1994年到2015年國防科技大學國防經濟學科發表的有關國防工業發展方面的部分論文。包括國防工業發展的基本理論、軍民融合與戰略性新興產業、“軍轉民”和“民參軍”、軍民融合產業集群競爭力等內容，豐富了國防工業發展方面的理論與實踐。
國防科技大學是一所直屬中央軍委領導的軍隊綜合性大學，是首批進入國家“211工程”建設計劃的院校，是軍隊唯一進入國家“985工程”和唯一被納入國家“雙一流”建設支持的院校。國防經濟學科是國防科技大學第一個人文社會科學類學科點，1995年獲得碩士學位授予權，2005年獲得博士學位授予權，2006年被評為湖南省“十一五”重點學科，2007年獲批湖南省“國防建設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研究基地”，2011年被評為湖南省“十二五”重點學科，2013年設立學校“軍民兩用技術知識產權運用研究中心”，2014年獲批“應用經濟學博士后科研流動站”。
多年來，國防科技大學國防經濟學科聚焦軍民融合發展，著眼破解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承擔了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軍民融合式國防建設資源配置與管理研究”為代表的一大批國家和軍隊重要科研課題；出版了《戰略性新興產業軍民融合式發展研究》《軍民融合武器裝備研發投資》等一批高水平學術專著；在《經濟研究》、Defence & Peace Economics等國內外權威期刊發表《軍民融合何以能富國強軍》等多篇論文；撰寫的《加快新常態下軍民融合科技創新體系建設的意見和建議》等一批研究報告受到了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辦公室、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工業和信息化部、軍委政治工作部、軍委裝備發展部、軍委戰略規劃辦公室等相關部門領導和機關的高度肯定；建成了“國防與財富”國家精品視頻公開課等多門重點課程，在軍民融合研究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
本叢書圍繞軍民融合發展主題，從學校國防經濟學科點多年的研究成果中遴選出350余篇優秀論文，分為《國防研發投資》《國防工業發展》《國防科技創新》《國防采購改革》《國防人力資源》和《國民經濟動員》六個專題，集中展示了學科點軍民融合領域的理論研究成果。希望這些研究成果能夠為軍民融合理論和實踐工作者提供一定的參考借鑒，對促進軍民融合發展戰略深入實施，推動我國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在更廣范圍、更高層次、更深程度上實現協調發展、平衡發展、兼容發展，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有所裨益。
李湘黔，1963年出生，湖南溆浦人，國防科技大學文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南省公共經濟學研究會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全軍軍事經濟研究中心常務理事。主持國家社科基金課題“軍民融合背景下軍費投向投量及優化研究”等國家、軍隊和省部級科研項目10余項，出版專著、教材10部，發表學術論文80余篇。先后被評為總參謀部優秀教員、軍隊院校育才獎銀獎、軍隊專業技術一類崗位津貼，主要教學科研成果曾獲湖南省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全軍政治理論優秀成果二等獎、三等獎等獎勵。
曠毓君，女。1968年生，湖南祁東人，國防科技大學文理學院副教授。主持國防預研課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子課題等軍隊和省部級課題4項，同時作為課題組主要成員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一般項目、軍事學項目及湖南省社科基金項目等省部級以上科研課題10余項，出版著作1部，參編著作教材8部，在CSSCI、軍事學等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30余篇。主要科研成果獲原總裝備部裝備理論課題二等獎。榮立三等功1次。
紀建強，男。1980年生，安徽泗縣人，經濟學博士，國防科技大學文理學院講師。主持湖南省社科基金課題“湖南省軍民融合技術轉化研究”等軍隊和省部級科研項目4項，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重點項目、一般項目及省部級項目10余項，出版專著1部，參編著作1部，發表學術論文30余篇。獲軍隊科技進步三等獎1項。
論軍轉民的約束關系
論美國軍轉民的市場經濟模式和計劃調節
論軍工企業無形資產管理
新軍事變革中的軍轉民與民轉軍及其相互融合
民營企業準入國防工業與國家安全研究
科學發展觀視域下國防科技工業的“寓軍于民”戰略
民營資本參與國防科技工業的風險及對策
非公經濟參與國防工業建設的政策保障機制研究
構建軍民融合武器裝備科研生產體系的必要性及政策建議
參與國防工業的民營企業最優規模探討
戰略性新興產業軍民融合發展研究
——開啟經濟發展“第五個長周期”的鑰匙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軍民融合式發展模式研究
軍民融合裝備制造業產業集群的識別研究
著眼富國與強軍的統一積極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軍民融合式發展
適應競爭性采購要求加快推進軍民融合式裝備工業基礎建設
民用科技力量參與武器裝備研制的委托代理分析及對策思考
戰略性新興產業軍民融合式發展研究
軍工企業進入民品市場時機與領域的選擇
軍民融合產業集群競爭力評估及實證研究
國家工業基礎軍民融合發展現狀與對策
軍民融合視角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問題研究
戰略性新興產業與軍民融合
突破重圍：“民參軍”的壁壘與對策
——湖南省長株潭地區民口企業參與軍工科研生產情況調研報告
合作視角下的武器裝備科研生產軍民融合式發展路徑研究
國防工業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模式研究
依托軍民結合產業示范基地推進湖南新型工業化發展
論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軍民融合發展
軍工企業國防知識產權轉民問題研究
軍民融合制度變遷與國防市場結構轉變
《國防工業發展》：
軍備消費規模不僅影響軍轉民的總規模，而且影響軍轉民開發的過程規模或微觀經營規模。一般而言，生產過程的規模要受生產要素供給和產品的市場需求的約束，而其中生產要素的供給顯然是基本的物質前提。在軍轉民領域，國家軍備消費的規模越大，某類淘汰資源形成批量供給的可能性越大，能形成批量供給的資源種類也越多，這對軍轉民開發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如果說，一般的民用經濟過程的規模經營，著眼點是怎樣獲取最大的規模效益，那么，大多數的軍轉民行為，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使其開發經營超過最低技術和經濟限度，達到起碼的規模，獲得生存必需的規模效益。在這里，問題的關鍵是資源供給。因為，國防資源的供給比一般生產資源的供給有更多的限制；同時，軍轉民企業需要克服種種困難，才能步入從民用市場尋找資源替代的道路。而在我國近10年的軍轉民實踐中，開發效益大但達不到最低限度的經營規模的國防資源無法進入軍轉民過程的現象是司空見慣的。可見，軍備消費規模在約束軍轉民過程規模的同時，也決定著軍轉民的經濟可行性。
軍備消費規模對軍轉民的影響，實際上表現為一種動態變化過程。受平戰交替律制約，社會的軍備消費規模表現出明顯的起伏波動。即便在相對穩定的和平時期，影響軍備消費的各種因素，也要通過擴充軍備、軍備控制或裁軍等方式，不斷改變軍備消費的規模。擴充軍備勢必導致軍轉民資源的暫時短缺，從而帶來軍轉民規模的緊縮，但同時又預示著軍轉民規模擴大的遠景。緊縮軍備則將造成可供軍轉民的資源的暫時過剩，從而為軍轉民擴大提供可能性，但同時預示著軍轉民規模緊縮的遠景。當然，在市場需求和其他替代資源供給等因素的作用下，軍轉民規模變化曲線，不可能與軍備消費規模變化曲線完全對應，但前者不可能不以后者為基礎。
第二，軍備消費結構的影響。按資源形式劃分，軍備消費結構表現為國防用品、軍事人員、國防工業、國防科技等各類資源的配置與組合。很明顯，軍備消費結構由來自國家防務方面的因素決定，它通常是一個國家軍備的技術構成、戰略要求以及國家防務投入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軍轉民并不能改變軍備消費結構，相反，軍轉民自身的結構，卻不能不受軍備消費結構的制約。軍備消費結構直接決定了軍備消費對軍轉民的資源供給結構，而軍轉民要以軍備消費的資源供給為基本前提，那么，軍備消費結構就是軍轉民系統的結構包括項目結構、產品結構乃至產業結構的基礎。無論剖析某個時期的橫斷面，或者考察較長時期的動態演變，均可從一個國家的軍轉民總體結構及其趨勢，透視該國軍備消費結構概貌。
另外，即便不考慮市場需求等因素的影響，我們也能發現軍轉民結構及其變化與軍備消費結構及其變化并非完全一致。首先，軍備消費結構與軍備消費對軍轉民的資源供給結構存在著差異。其次，軍備消費的供給結構與軍轉民現實結構也不可能完全相同。當某種資源不能形成軍轉民的規模開發時，當某種資源的開發技術尚不成熟而無法軍轉民時，諸如此類，就會使軍轉民結構偏離軍備消費結構。因此，這里能夠把握的是，在不考慮資源替代的前提下，軍轉民結構及其變化的彈性范圍不會超越軍備消費總體結構提供的可能性。
第三，軍備消費技術水平的影響。軍備消費的技術水平是一個含義廣泛的范疇。而在特定的意義上，它不過是一種標志。它標志著軍事武器裝備和其他軍用物資的質量、技術性能、品種檔次，軍事人員教育的科學文化水平、基本技能、知識結構，國防生產的技術水平，國防科學技術進步和應用程度，等等。
一般而言，軍備消費的總體技術水平較高，它提供給軍轉民的各類資源就會具較明顯的質量優勢和技術優勢，可能使軍轉民一開始就置于較高的技術基礎。對于將面臨完整而有序的民用市場以及堅挺的市場壁壘的軍轉民而言，技術優勢有著舉足輕重的特殊意義。技術優勢意味著軍轉民產品的較高質量、性能優勢和較低成本，也意味著較強的競爭能力。同時，在軍備消費領域，技術優勢通常是高新技術密集的代名詞。而在高新技術方面具有優勢的軍轉民在開拓市場時占據極為有利的地位。甚至可以斷定，借助于高新技術開拓新市場的方式，比已占明顯傳統優勢的民用企業展開殊死競爭的方式更適合軍轉民，也更有利于社會經濟系統的進步。
但是，倘若軍備資源的技術勢能不高，或者技術性能的軍用專門化程度太高，而軍民兼容程度太低，上述軍備消費技術水平的積極影響很快就會消失，隨之而來的是需極費力氣克服的技術屏障和市場屏障。
無論如何，上述軍備消費規模、結構、技術水平對軍轉民的影響或制約，都是基礎性的。因為我們至此還沒有考慮一個極為重要的中介因子的作用，事實上，只有通過這一中介，軍備消費與軍轉民才能真正融為一體。這一中介就是軍備消費更新。
軍備消費更新在這里顯然是指要素更新，即軍備消費過程中國防資源的實物更替和價值補償。軍事技術進步肯定是當代軍備消費更新的決定性因素，而國家的軍備投入則是其可靠的物質基礎，甚至可以說，一個國家的軍備消費更新態勢，是它的軍事經濟實力、軍事活力和戰略方針走向的重要標志。
處于軍備消費與軍轉民的中介的軍備消費更新，與軍轉民有著客觀的密切聯系。軍轉民本來是應現代軍備消費更新的要求而產生的，軍轉民存在的價值，首先就在于它能源源不斷地吸收、消化和轉換軍備消費的更新資源。軍轉民越是廣泛、徹底和富有效益地轉化軍備消費更新資源，軍備消費更新就越有可能獲得廣泛的自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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