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選取了胡適著作中關于讀書、治學、教育等方面的篇章，既有輕松的讀書趣味，也有科學的治學方法，同時也包括對經典名著的點評，考注等，對青年人讀書做學問有很好的引導作用。胡適的名言“你的最大責任是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器”在這里得到充分闡釋；他的“學問便是鑄器的工具，拋棄了學問便是毀了你們自己”，在今天依然振聾發聵。
中國第一位享有35個博士學位的學者。 中國現代思想史承前啟后第一人。 20世紀中國影響力最大的思想家。 中國第一位真正的自由主義大師。 中國現代普世價值的倡導者。 獲得1939年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民國人氣最高的“偶像派明星”。
胡適：中國現代學者、思想家。字適之，安徽績溪人。1910年留學美國，曾師從杜威，后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17年起任北京大學教授。1928年后，發起人權運動，反對獨裁和文化專制。抗戰時期任中國駐美國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58年任臺灣地區“中央研究院”院長。
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代表人物，胡適著述宏富，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開創性的貢獻，是現代中國文化的開拓者之一。著有《中國哲學史大綱》、《嘗試集》、《胡適文存》、《白話文學史》等。
第一輯 讀書的習慣重于方法
怎樣讀書
為什么讀書
讀書的習慣重于方法
找書的快樂
知識的準備
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
談字典的功用
論短篇小說（節選）
論讀別字
第二輯 勤謹和緩談治學
治學方法（一）
治學方法（二）
史學與證據
學術救國
第一輯 讀書的習慣重于方法
怎樣讀書
為什么讀書
讀書的習慣重于方法
找書的快樂
知識的準備
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
談字典的功用
論短篇小說（節選）
論讀別字
第二輯 勤謹和緩談治學
治學方法（一）
治學方法（二）
史學與證據
學術救國
搜集史料重于修史
格致與科學
從歷史上看哲學是什么？
我們對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
當前中國文化問題
中國哲學的線索
中國問題的一個診察
第三輯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九百年前范仲淹爭自由的名言
林肯一百五十年的生日紀念
新生活
道德教育
慈幼的問題
杜威論思想
杜威之道德教育
新思潮的意義
格致與科學
從歷史上看哲學是什么？
我們對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
當前中國文化問題
中國哲學的線索
中國問題的一個診察
第三輯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九百年前范仲淹爭自由的名言
林肯一百五十年的生日紀念
新生活
道德教育
慈幼的問題
杜威論思想
杜威之道德教育
新思潮的意義
人生有何意義（節選）
積少成多
第四輯 敏而好學，琢玉成器
提高與普及
教師的模范
《師門五年記》序
中學生的修養與擇業
大學的生活—學生選擇科系的標準
給“求真學社”同學的臨別贈言
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同學歡迎會上的講話
給北大哲學系畢業生紀念贈言
在同樂會上的演說
當前中國文化問題
當前中國文化問題，講起來很難令人滿意，實在是問題太大了，今天只就平時想到的幾點，提出來談談。
一 文化與文明
文化兩字蘊義甚廣，“文化”“文明”有時可解釋為兩個意思，也有時可看作一件事。解釋為兩個意思時，“文明”比較具體，看得見的東西如文明發明，屬于物質的。“文化”比較抽象，看不見不易捉摸。
“文化”與“文明”雖可分為兩件事，但有聯系。某一民族為應付環境而創造發明的是文明。發明火，便不再茹毛飲血，晚上有燈點；沒有火，許多要應付的環境便無法應付。火的發明，也許是無意中的；一經發明，不僅可以燒飯，可以點燈，還可以將金屬由硬化為軟，制造種種應用的東西。人類之異于一切動物，即是會靠一顆腦袋兩只手制造東西，發明火可以制造更多的東西。這是“文明”。在某種文明中所過的生活形態、生活方式，這是“文化”。所以“文化”和“文明”有聯系。
—般的解釋，“文化”是包括了“文化”與“文明”，范圍較廣。今天講的屬于后者，不采[取]嚴格解釋。
二 文化的世界性
從前交通阻塞時，某種民族的生活，都有民族性、國家性、地方性，各不相雜。交通發達以后，此種生活的民族性、國家性、地方性漸漸地削弱，而世界性日漸加強。我們看到這禮堂里的電燈、椅子、磁磚一切東西，和各位所穿衣服，很少還能找出保持著純粹地方性的，這便是交通發達、文化交流的結果。
文化的溝通不過是近幾百年的事，最初靠輪船、火車、電報傳遞，近來靠飛機、無線電。利用無線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的事，戰爭初期尚未充分利用。現在要是沒有無線電，一定有人說“怎么可以打仗呢？”諸君都看過《曾文正公日記》，他在江西建昌時，早上起身先要卜一個卦問問前方戰事好不好。早上卜的是“中上”，中午卜的是“中中”，就很擔心。實際上他離前線不過百余里，只因交通不便，沒有飛機、無線電偵察通消息，只好卜卦問吉兇。曾文正公距今不過數十年，相差就是這么遠。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已有電報、電話，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就充分利用了無線電；現在上海、紐約間隨時可以通電話，整個世界的距離已經縮得很短了。到了最近更有進步，電視發明了。美國大選，人民坐在家里看，坐在家里聽；賽球不必去球場看勝負，只須將電視一開就得了。
記得小時候看《封神榜》、《西游記》，見到講順風耳、千里眼十分奇怪，想不到這些理想現在都成事實，非但成事實，而且方便與普遍，遠勝書中的理想。現代消息傳布之迅速，往來交通之方便，決不是幾百年幾十年前想像得到[的]，因此，現代人類由于交通發達吸收交流的文化也就難于估計了。這時候要在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件東西上分辨何者從美國來、何者從英國來，簡直不可能。我到美國去，見春天四處都是黃色的花，非常美麗，那是我國的迎春花；中國女子賞識的梔子花，美國女子也歡迎，但美國很少有人能說這是中國去的。即將開放的菊花，冬天結實的橘子，世界每一角落都見得到，這兩種東西統是中國去的，一經介紹，被人歡迎，就成為世界一部分，不再知道這是中國的產品了。又如絲綢、茶葉、桐油、大豆，都是中國去的，絲綢已成為世界穿著不可少的東西，桐油是工業重要原料，大豆更是世界公認了不起的植物，這些早成了世界性的東西。再看我們自己，用的方方面面少不了鐘和表，那是十六世紀發明[的]用機器計時的東西。從前我們用滴水計時，鐘表來到中國，不到幾十年就遍滿全國。現在到故宮博物院去，還可以見到各式各樣的鐘，有的一個人出來打鐘，有的一只鳥出來叫幾聲，有的是一個人出來寫“天下太平”四個字。這些千奇百怪的鐘，都是剛發明時所造，也成了世界上稀有的東西。到今日，不但有西洋來的鐘表，也有上海、北平、廣東自造的鐘表，已經成了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了。再說吃的，玉蜀黍大家都誤為四川來的，殊不知它卻是從美國來的，在極短時期中不僅傳遍中國，且已傳遍全球，成了重要食糧之一。它能迅速傳遍全世界，即是因為可以生長在平原，也可以生長在高山，用不到多施肥料，便到處被歡迎。玉蜀黍因為普遍，就很少人知道從那里來的。穿的方面，機器織造的布匹、呢絨來到中國不過一百多年，現在我們樣樣可以自造。又如裝飾，小姐太太們的頭發是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后剪去的。那時我從美國回來，見剪短的黑發小姐很美麗。二十年后的今天，不但已經剪短，還要燙發，再也分不出怎樣的頭發是西洋的，怎樣的[頭發]是中國的；再往下去，恐怕燙發是從西洋來的也無人知道了。
日用品、風俗習慣、裝飾，都是文化，由于吸收外來文化的結果，打破了地方性，減少了民族性，減少了國家性。所以，這個時代講到文化就是世界文化，很難找出一件純粹的本國文化。我曾想，用毛筆寫中國字該是中國文化了，可是除了民國以前留下來的墨還用中國膠制造以外，現在制墨用的膠都是外國廠用剩下來的，常常聽到人說現在的墨寫字膠筆不如從前，原因就是在此。寫出來的文章，更不知不覺地受了外國文化影響，無形中吸收了不少西洋文法，標點更全盤接受了西洋文化。我又想，吃中國飯用筷子總是中國文化吧！前天到最標準的中國式飯店馬祥興去，他們先將筷子用開水燙燙消毒，也受了西洋文化影響了。交通這樣發達，坐在家里開無線電就可以聽到舊金山的新聞報告，也可以聽到王[世杰]外長在巴黎說話的情形下，生活方式要不受外國文化影響，要分析那些還是純粹本國文化，那些是受世界文化影響，幾乎不可能。我記得小時候上海報上登載一篇法國小說，講八十天環游地球，大家都說這件事了不得，也懷疑是不是事實；豈知四十年后，一百小時便可以環游地球，以后也許還可以減少到八十小時、七十小時環游地球。一百小時不過四天。交通發達到這個階段，談到文化，便只有世界性文化，如何還能有純粹的地方性、民族性、國家性文化呢？
三 文化的接受與選擇
文化的接受與選擇，具有“自然”、“自由”的條件，某些東西一經介紹便被采用，某些東西雖經介紹不為接受。迎春花、梔子花用不著推廣，人人歡迎，因為這種花你說好，你的女朋友也說好，自然采用了。鐘表來到中國，銅壺滴漏即被棄置，現在僅能在博物館中看到。從前男人穿雙涼鞋不分左右足，我起初穿這種鞋子生雞眼，很痛苦。幸而后來一位無名英雄造福人群，仿照皮鞋制成左右足不同的鞋子，我們穿了無限舒服，立刻就風行全國。這雖是小事，但解放男子的足，決不下于解放女子纏足，并沒有什么力量強制我們接受，只是大家覺得比較好，就自然采用。自由選擇不同文化，接觸不同文化，接受或拒絕，也有其必然的道理，簡單說，不外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人家有的，我沒有，我采用；人家有，我也有，我的比人家好，人家就采用。所以有無優劣可說是自由選擇、自然選擇的條件，但這種限于物質的。
三百多年前西洋人到中國來傳教，那時他們勢力已經達到澳門一帶，知道中國文化很高，便研究應從那一方面入手。后來認為到中國傳教，應選學問最好的人帶來中國所沒有的東西及比中國更好的學問。所以派利瑪竇(Matteo Ricci)帶了三件東西：第一件是剛發明不久、用機械計時的鐘，并選制造[得]最好最講究的送給中國，這是代表物質；第二件是西方已經很進步的天文學，他們知道中國在講改革歷法，利瑪竇天文學學得很好，也帶到了中國，這是代表科學；第三件是宗教，才是他們最大的目的。
三件東西同時來到中國，可是吸收的程序不同。第一件鐘，毫無抵抗接受了；銅壺滴漏不如機械制造的鐘，銅壺滴漏自然被打倒。第二件天文學，經過一個時期才接受。那時候中國有兩種天文學，一種是原有的，一種是回教的，兩種天文學各不相讓。中國素來遇到兩方相爭，便各給一個天文臺，你們去算月蝕、日蝕某月某日幾時幾分幾秒開始，何時復圓，誰算得準確，就采用誰的歷法，利瑪竇也設了天文臺，不但算[出]北京的月蝕日蝕時間，也算出南京、成都、廣州許多地方的[日蝕、月蝕]時間。北京下雨，別處不一定下雨，仍可以測驗是否準確。比較結果，教會天文臺成績最好，一分一秒也不差，顯然中國歷法不如他。經過十多年后，大家都說西洋歷法了不得。明崇禎十六年采用新歷法，下一年明朝就亡了。清代沿用下去，民國后才整個接受世界一致的歷法。第三件宗教，接受程度最少。我們原來有佛教、道教、孔教，天主教來到中國后，要比較那一種最好，卻沒有比較算日蝕月蝕時間那般方便明顯，也不免有主觀感情成份。我見我爸爸、媽媽相信的，外祖母、外祖父相信的，我為什么不相信？所以家庭制度、社會制度、政治哲學、社會哲學以及宗教等等的吸收，不如物質科學那般容易，抵抗力大得多了。第一種是機械，不容易抵御。鐘比銅壺滴漏好，電燈比桐油燈好，無線電我們沒有，自然接受了——至于說最近政府要減少汽車、減少飛機班次，那是偶然的事，和拒絕接受不同。第二種科學，有抵抗，但抵抗有限度。醫學我們有，天文學我們也有，但新的醫學來了，舊的陰陽五行就被打倒，到今天雖還有人說陰陽五行比西醫好，這只是少數。第三種，社會制度、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宗教制度等文化的吸收不吸收，拒絕不拒絕，就不若前兩種可以比較，可以試驗，可以有絕對的選擇自由。當前中國文化問題就在這里。
四 當前文化的選擇與認識
當前中國文化問題，既然就是前面所說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宗教等吸收或拒絕，在交通工具如此發達之時，我們不能也不可能拒絕某種文化。問題是：這類文化的接受，牽涉到感情，牽涉到信仰，牽涉到思想，牽涉到宗教。具體說，當前有兩個東西在斗爭，這兩個東西放在我們前面，既不是物質，就不能像商品那樣，這是德國貨，這是英國貨、美國貨一般辨別誰好誰壞。現在放在面前的美國貨、俄國貨是無法比較的東西，既不能以品質來比優劣，又不能以價格來比高下。放在面前的是兩個世界或者說兩個文化，要我們去選擇去決定往東往西往左往右。
數百年來自由選擇自由拒絕世界文化的階段已經過去了，目前是必須要我們在兩個中間挑選一個，我們既無法列一公式來證明往左是生路往右是死路，或者往右是生路往左是死路；又無法說我們有我們自己的，你們的兩個都不要。所以問題就嚴重了，三十年前教科書里的東西用不著了。梁啟超先生早年介紹我們“自由”，許多人說“不自由，毋寧死”。那時看來是天經地義的，現在是變了，打倒資本主義也要打倒自由主義。要服從，要犧牲個人自由，爭取集體自由。從前對的話現在不對了。自由究竟要不要，是另一個問題。如從歷史上看，一切文化都向前進，而自由正是前進的原動力，有學術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才有不斷的新科學新文化出來。照辯證法說，有甲就有非甲，甲與非甲斗爭成為乙；有乙又有非乙，乙與非乙斗爭成為丙。共產黨他不同，有己沒有非己，辯證法失了作用，誰是誰非大家弄不清。
我今天說這一段話，不是“賣膏藥”，我沒有膏藥可賣。只是這個問題牽涉到感情，牽涉到信仰，牽涉到思想，除了思想有一點理智成份外，情感信仰就不同，受不了一點刺激。我今年五十八歲，一生相信自由主義。我是向來深信三百年來的歷史完全是科學的改造，以人類的聰明睿智改造物質，減少人類痛苦，增加人類幸福。這種成就完全靠了有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不怕天，不怕地。倘使失了自由，那里還有現在的物質文明。
我走過許多國家，我沒有見到一個國家犧牲經濟自由可以得到政治自由；也沒有見到一個國家犧牲政治自由可以得到經濟自由。俄國人民生活程度三十年來提高了多少？人民生活痛苦減輕了多少，經濟自由得到了沒有？犧牲政治自由而得到經濟自由的，歷史上未有先例。
我比較守舊，九月十一日還在北平天壇廣播“自由主義”，也許有人聽了罵胡適之落伍。他們說這不是不自由不民主，而是新民主主義新自由。是沒有自由的新民主，沒有民主的新民主，沒有自由的新自由，沒有民主的新自由。各位看過評劇里的《空城計》、《長坂坡》，沒有諸葛亮的《空城計》，沒有趙子龍的《長坂坡》，還成甚么戲？
是自由[與]非自由的選擇，也是容忍與不容忍的選擇。前年在美國時去看一位老師，他年已八十，一生努力研究自由歷史，見了我說：“我年紀愈大，我才感到容忍與自由一樣重要，也許比自由更重要。”不久他就死了。講自由要容忍，理由很簡單：從前的自由是皇帝允許我才有的，現在要多數人允許才能得到。主張左的容忍右的，主張右的容忍左的，相信上帝的要容忍不相信上帝的，不相信上帝的要容忍相信上帝的。不像從前，我相信神，你不相信神，就打死你。現在是社會允許我講無神論，講無神論也要容忍講有神論，因為社會一樣允許他。各位都看到報上說美國華萊士組織第三黨競選總統，比較左傾。反對他的人拿雞蛋蕃茄擲他。擲他的人給警察抓了送到法庭去，法官說這是不對的，華萊士有言論自由。要判他在監[獄]里坐，或罰他抄篇[……]寄紐約《前鋒論壇報》，或[抄]十年來作標語的一句名言一千遍。那個人想想，還是愿意抄一千遍。這一句話是：“你說的話我一個字也不相信，但我要拼命辯護你有權說這話。”這一句話多么偉大！假使這世界是自由與非自由之爭的世界，我雖是老朽，我愿意接受有自由的世界；如果一個是容忍一個是不容忍的世界，我要選擇容忍的世界。有人說恐怕不容忍的世界、極權的世界聲勢大些，胡適之準備做俘虜吧！大家只看到世界上兩個東西斗爭這邊失敗，政府打仗這邊也失敗，那邊聲勢很大，便以為這邊注定失敗了。我不贊成這種失敗主義。三百年的歷史是整個的反自由運動，目前的反動并不是大反動，只是小小的反動，看起來聲勢浩大，但他們自己就缺乏自信，不相信自己的人，用最專制的權力來壓迫自己人，經過三十一年長時間還不許人家進去，不許自己人出來，不敢和世界文化交流，這正表示他的膽怯。所以我說這只是一個小反動。依我的看法，民主自由一定得到最后勝利。固然歷史告訴我們，民主自由運動常會遭到包圍摧殘，法國革命幾經失敗，民主搖籃英國的成功受英倫海峽保護，美國民主成功靠兩大海洋保護；但每次民主自由斗爭無不得到最后勝利，最近兩次世界大戰亦是如此。
此次從北平到上海，一位朋友對我說，這個輸麻將還打么？我說，你是失敗主義的說法。真正輸麻將是十二年前的局面，那時我們和世界三海軍國之一、陸軍占世界第三位、工業占世界第三位的國家打仗，我們沒有一點基礎，飛機連教練機不過二百架，那才是必輸的，可是我們要打，而且打勝了。人家最悲觀的時候，我一點不悲觀，我總是想，他們沒有好裝備，沒有海軍，沒有空軍，我們只要稍稍好轉，就可以風雨皆釋了。這次斗爭既是文化選擇問題的斗爭，決不能說輸就算了，這不比選擇雙涼鞋、選擇剪頭發、選擇鐘表、選擇天文歷法那般容易，而得從感情、信仰、思想各方面去決定，我們的決定也即是國家民族的決定。
（這是1948年9月27日胡適在上海公余學校的演講詞，談龍濱記錄稿載1948年10月《自由與進步》第一卷第10期，居正修記錄稿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12冊(黃山書社1994年12月版)。因《自由與進步》難于覓得，故完全根據居正修記錄稿整理，未能與談龍濱記錄稿核對，難免會有出入）
中國哲學的線索
我平日喜歡做歷史的研究，所以今天講演的題目，是《中國哲學的線索》。這個線索可分兩層講。一時代政治社會狀態變遷之后，發生了種種弊端，則哲學思想也就自然發生，自然變遷，以求改良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弊端。所謂時勢生思潮，這是外的線索。外的線索是很不容易找出來的。內的線索，是一種方法——哲學方法，外國名叫邏輯Logic(吾國原把邏輯翻作論理學或名學。邏輯原意不是名學和論理學所能包含的，故不如直譯原字的音為邏輯)。外的線索只管變，而內的線索變來變去，終是逃不出一定的徑路的。今天要講的，就專在這內的方法。
中國哲學到了老子和孔子時候，才可當得“哲學”兩個字。老子以前，不是沒有思想，沒有系統的思想；大概多是對于社會上不安寧的情形，發些牢騷語罷了。如《詩經》上說：“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這種語是表示對于時勢不滿意的意思。到了西歷前第六世紀時，思想家才對于社會上和政治上，求根本弊端所在。而他們的學說議論終是帶有破壞的、批評的、革命的性質。老子根本上不滿意當時的社會、政治、倫理、道德。原來人人多信“天”是仁的，而他偏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是沒有意思的，不為人類做好事的。他又主張廢棄仁義，入于“無為而無不為”的境界。這種極破壞的思想，自然要引起許多反抗。孔子是老子的門徒或是朋友。他雖不滿意于當時風俗制度以及事事物物，可是不取破壞的手段，不主張革命。他對于第一派是調和的、修正的、保守的。老子一派對于社會上無論什么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都不要了，都要推翻他，取消他。孔子一派和平一點，只求修正當時的制度。中國哲學的起點，有了這兩個系統出來之后，內的線索——就是方法——繼續變遷，卻逃不出這兩種。
老子的方法是無名的方法。《老子》第一句話就說：“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他知道“名”的重要，亦知道“名”的壞處，所以主張“無名”。名實二字在東西各國哲學史上都很重要。“名”是共相(Universal)，亦就是普通性。“實”是“自相”，亦就是個性。名實兩觀念代表兩大問題。從思想上研究社會的人，一定研究先從社會下手呢，還從個人下手？換句話講，是先決個性，還是先決普遍之間題？“名”的重要可舉例明之。譬如諸君現在聽講，忽然門房跑來說——張先生，你的哥哥來了。這些代表思想的語言文字就是“名”。——倘使沒有這些“名”，他不能傳達他的意思，諸君也無從領會他的意思，彼此就很覺困難了。簡單的知識，非“名”無從表他，復雜的格外要藉“名”來表示他。 “名”是知識上的問題，沒有“名”便沒有“共相”。而老子反對知識，便反對“名”，反對言語文字，都要一個個的毀滅他。毀滅之后，一切人都無知無識，沒有思想。沒有思想，則沒有欲望。沒欲望，則不“為非作惡”，返于太古時代渾樸狀態了。這第一派的思想，注重個性而毀棄普遍。所以他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美和不美都是相對的，有了這個，便有那個。這個那個都不要，都取消，便是最好。這叫做“無名”的方法。
孔子出世之后，亦看得“名”很重要。不過他以為與其“無名”，不如“正名”。《論語子路篇》說：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孔子以為“名”——語言文字——是不可少的，只要把一切文字、制度，都回復到他本來的理想標準，例如：“政者，正也。”“仁者，人也。”他的理想的社會，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父親的要做到父親的理想標準，做兒子的亦要做到兒子的理想標準。社會上事事物物，都要做到這一步境地。倘使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君、臣、父、子都失掉本來的意義了。怎樣說“名不正，則言不順”呢？“言”是“名”組成的，名字的意義，沒有正當的標準，便連話都說不通了。孔子說：“觚不觚，觚哉觚哉！”觚是有角 的形，故有角的酒器，叫做“觚”。后來把觚字用泛了，沒有角的酒器亦叫做“觚”。所以孔子說：“現在觚沒有角了，這不是觚嗎？這還是觚嗎？”不是觚的都叫做觚，這就是“言不順”。現在通用的小洋角子，明明是圓的，偏叫他“角”，也是同樣的道理。語言文字(名)是代表思想的符號。語言文字沒有正確的意義，便沒有公認的是非真假的標準。要建設一種公認的是非真假的標準，所以他主張“正名”。老子主“無名”，孔子主“正名”。此后思想，凡屬老子一派的，便要推翻一切制度，便要講究制度文物，壓抑個人。
第三派的墨子，見于前兩派太趨于極端了，一個注重“名”，一個不注重“名”，都在“名”上面用功夫。“名”是實用的，不是空虛的，口頭的。他說：
今瞽者曰：“鉅者，白也。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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