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下走狗
選王傳，請認準防偽（房偉）！
留過洋，下過鄉，做技術，寫小說，特定的時代造就了特殊的文學天才
豐富多彩而又英年早逝的一生留給后人持續不斷的熱潮。
本書是目前市場上更新、更全、更深刻的王小波傳記，
也是書本更厚的、照片更多、制作更精美的王小波傳記。
序言 王小波是如何煉成的？
吳義勤
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小說《樹上的男爵》有一個精靈古怪的柯西莫男爵。少年時期，柯西莫為逃避父親的苛責，追求自由，逃到了樹上，并在此生活直至終老。無獨有偶，作家王小波在《革命時期的愛情》里也寫到了一個爬在樹上觀看武斗的少年王二。革命名義下的野蠻拼殺，在王二眼中，仿佛成了興高采烈的游戲。他給武斗雙方運送過彈藥，設計過投石器，但他的態度始終戲謔而冷靜，甚至有點殘忍。他拒絕將武斗的行為與革命的話語威權聯系起來。這個反諷意味的情節深刻消解了文革的符號魅力那些青春無悔的誓言、為革命獻身的激情，還有酷烈的肉身獻祭，不是神圣而崇高的悲劇，而只不過是歷史的詭計，是孩子眼中荒誕滑稽的狂歡。而它的另一層含義還在于，那個藏身樹上的少年，似乎擁有新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那就是拒絕宏大概念的束縛，追求個體生命的意義和詩意的自我實現。這個樹上的壞孩子，在王小波的其他作品中又化身為綠毛水怪的苦命情人、云南熱風霧瘴里的狂野少年、黎明荒島吶喊求生的巨人、隋末洛陽城的數學流氓、唐朝鳳凰寨的裸體節度使薛嵩，等等，從而形成了新時期文學中一個獨特的人物形象譜系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些壞孩子們，是獨立于新時期文學審美規范之外的另一種可能性。
然而，壞孩子藏身濃密的樹葉間，觀察人世百態，將沉重的反思化為輕逸的狂想，也留下了很多神秘之處。王小波是如何煉成的？這些奇怪的小說和雜文，與中國新時期文學、中國當代文學，乃至廣義的中國現代文學，又有怎樣的聯系和區別？有的學者將王小波的小說創作歸納為知青文學；有的認為王小波是王朔式反諷的繼承和深化者；有的則認為王小波開啟了中國新自由主義浪潮；還有的則將王小波與卡夫卡、海子甚至福柯等文學和思想資源相聯系。而對王小波的文學史評價，至今爭議仍很大，有的批評家認為，王小波是當代文壇墮落的反思之鏡。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王小波根本不算大作家，對中國文壇也沒什么影響，充其量不過是寫性愛而聞名，后因非正常死亡而引發反響的作家。而知識青年和媒體的持續關注，與主流文壇的冷淡，形成了情緒化的對峙。媒體對自由主義資源的話語塑造，尋找權力對抗譜系的大眾焦慮，都不斷放大了王小波的影響，也使真實的王小波，仿佛樹葉間隱藏得越來越深的孩子，更難以被我們真正認知。用李銀河的話說，是否喜歡王小波，已經成為接頭暗號。這個說法乍一聽有趣，仔細想想，卻有點黑話的嫌疑。王小波不是文學超女，也不是文壇余則成，而這些將文壇與王小波簡單對立的說法，雖滿足了某些憤世嫉俗者的自我想象，卻缺乏學理性的說服力。
如今，這個羞澀邋遢的壞孩子，已經離開人間十幾年了，而有關他的爭議和誤讀卻從沒有停止過。王小波仿佛成了無邊的王小波：既被崇拜著，也被消費著；既被壟斷著，也被娛樂著；既被神化著，也被曲解著。如何把王小波還給王小波已經成了一個頗為復雜的命題。房偉的《王小波傳》，給我們提供了理解王小波的一條不同路徑。這本傳記通過大量采訪、回憶、論述等資料，加上作者的獨特心得，描述了當代最有爭議性、最富才情的作家王小波的一生。該書有文化傳記的宏觀視野，以革命北京到后革命北京的時空過渡為背景，以飽滿的激情、豐富的資料和別致的視角，全面展示了王小波的生命細節、文學特異性、精神成長歷程，及他與中國當代文化史的隱秘聯系。作者以極具眼光的敘事角度，呈現了王小波特立獨行的養成史。傳記對王小波的不同生長環境進行了精彩分析，指出王小波之所以形成其特殊的文學價值觀和表述方式，就其背景而言，是革命北京向后革命北京文化轉型的產物。作為一名50后作家，王小波也是紅旗下的蛋。他的精神成長史，既是革命北京這一紅色帝都的產物，又是它的叛逆者。王小波是不同于王朔、姜文的另一種大院子弟。這個大院不是軍隊的大院，而是教育部、人民大學這樣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大院。他的文化傳承中，蘇俄文化的影響很少，而歐美經典文學，特別是馬克吐溫這類諷刺文學的影響卻很多。經歷過文革的荒誕、知青生活的磨礪，王小波在留學美國后其自由主義思想方才在文學創作中培養成型。王小波的深刻也在于，他在后革命北京的氛圍內，依然看到了文革荒誕邏輯的聯系性，并努力地以反抗體制的奧威爾式的執拗將批判進行到底。這本傳記豐富了我們對于王小波的認識，澄清了誤讀與誤區，努力為我們還原了一個真實的王小波。在當下的王小波形象建構中，他被刻意打造為一個文壇異端的神話：他窮困潦倒，文學成就得不到承認，被文壇排斥；他是天生神童，是受難的曹雪芹或卡夫卡。然而，通過大量資料考證，作者在這本傳記中告訴我們：王小波在《黃金時代》獲獎前，并未打算成為職業作家；他辭職的動機也很復雜，后來雖無固定收入，但也并非窮困潦倒；王小波甚至一度想涉足出版、電視劇編劇，甚至軟件設計等行業；王小波進入文學體制的努力以及他與文壇的恩怨也不是一句話能說清的，這里既有文壇對他的冷漠，也有文壇精英對他的幫助。
從文學史的角度對王小波進行重新梳理和定位，也是這本傳記的野心所在。早在王小波剛嶄露頭角的時候，他就有文壇外高手的稱呼，去世后，又有諸如浪漫騎士等定位。然而，盲目貶低或抬高王小波都不合適。房偉在傳記中為我們重建的王小波，是一個既與新啟蒙有關系，又與之有區別的形象。正如凌宇的《沈從文傳》，以遲來的追認改變了沈從文在現代文學史的地位，我們也期待著王小波的傳記通過對他作品的重讀、對其個人生活與當代歷史語境隱秘關系的考察，揭示其作為優秀作家的特異性。王小波秉承新啟蒙有關人性尊嚴的理想主義質素，又從歐美自由主義中汲取了營養，在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語境和個人主義大旗下，既表現了以對宏大敘事的懷疑為特征的解構精神，又表現出對個性自我的肯定。王小波對體制化權力關系的嚴峻批判，也使得這種建構與解構的雙重變奏，既有別于朱文等新生代作家的邊緣化姿態，又有別于80年代由政黨與知識分子共同發動的新啟蒙運動。王小波與自由主義的關系，既存在于其思想的實質，也存在于他死后的追認與再想象。王小波的存在，無疑對中國當代文學具有反思意義。王小波的自由主義，與90年代以來體制內知識界的自由主義思潮，顯然也存在差異性。王小波屬于20世紀90年代，又在文壇的時代審美規范之外，這一點有些類似殘雪。但真正的大作家就是這樣，他們深深地內在于時代，又時刻地警惕著這個時代庸俗的審美慣性，從而超越時代之上，形成真正的時代反思。王小波的成名與傳播，有賴于傳媒、文學市場和社會科學類知識分子，他不是傳統文學圈子和體制培養的產物，因而產生了新的思想和文學表現形式，僅就這一點而言，對當下雷同化與均質化盛行的文壇而言，就有重要啟示作用。
講到傳記，還要說說當代文學經典化問題。近些年來，我一直在思考當代文學的文學史建構與經典化問題。中國人的傳統文學觀念總有今不如昔的復古傾向，似乎老的東西就一定經典。與此相對立，則是五四以來的進化論思想，新的一定比舊的強。歷史早已證明，這兩種觀點都有各自的偏頗之處，當代文學的癥候性問題之一就在于，諸多批評家整日忙碌于追新逐后代際劃分思潮命名，在喧囂與熱鬧之中，既有真知灼見的好作品，也留下了大量意氣之爭與浮泛之作。這一方面強化了當代文學的現場感，也增加了當代文學自身經典化建設的難度，淡化了當代文學的經典化意識。有些學者因此指責當代文學不具備經典性。其實，文學的經典性，是由文學現場批評、文學史建構、文學理論歸納等幾方面組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使是那些意氣之爭與浮泛之作，也有著廣泛的文學史參考價值。當代文學已經歷了漫長的七十余年，但由于意識形態的復雜性和文學經典意識的不足，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進程一直很滯后。當然，近些年來，很多學者已開始了這樣的努力，如當代文學編年史的編寫、當代文學資料匯編等資料建設都十分有益。但作為經典化的重要一環，當代作家傳記的寫作，卻顯得不足。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家仍然在世，他的創作還在發展，不好輕易定論，當然是重要原因，作家本人及其家屬顧及隱私而更愿意樹立完美形象的心態，也影響了當代作家的傳記寫作。很多當代作家傳記，都寫成了作家艱苦奮斗的勵志史和高大上的道德頌歌。即使已經去世的著名作家和詩人，如顧城、海子、路遙等，我們雖看到過一些不錯的評傳，但文學資料和文學史建構意識俱佳的傳記還是十分匱乏。當然，當代作家傳記，涉及意識形態、作家溝通、版權糾紛、取證困難、資料辨偽等諸多問題，難度頗大。同時，傳記寫作耗費金錢和時間巨大，出成果速度慢，容易遭受質疑，也導致很多學者將當代作家傳記寫作視為畏途。其實，當代文學和當代文化的深刻性、復雜性，一點也不遜色于現代文學。比如說，當代傳奇作家張賢亮逝世，其人其文，如果能有很好的傳記出版，將會對當代文學史建設有很好的作用。
房偉從學生時代開始，一直喜愛王小波。他的《王小波傳》在資料搜集上下了不少功夫，在廣泛收集各類媒體報道、親友文章和研究資料的基礎上，還到王小波下鄉插隊的山東牟平等地進行了實地采訪，奔波于濟南和北京之間，取得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如很多王小波的同學、親人、知青隊友、朋友、相關文化界人士的錄音和錄像采訪。他還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哈佛大學圖書館、臺灣大學等地尋找了很多旁證，如文革初期人民大學紅衛兵武斗與王小波作品的關系、王小波獲《聯合報》小說獎的具體評獎經過及內情等，這都豐富了該書的資料，增強了傳記的可讀性。應該說，就當代作家傳記寫作而言，房偉的嘗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當然，這本傳記也還有不少有待加強的地方，但一個70后青年批評家以這樣一種方式對其精神資源的隆重致敬，仍是可貴而真誠的。
不久前，特里克莫迪亞諾獲得了201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原因為喚起了對最不可捉摸的人類命運的記憶。王小波生前對莫迪亞諾也非常推崇，他甚至不惜在長篇小說《萬壽寺》開篇就引述莫蒂亞諾《暗店街》的話：我的過去一片朦朧。如同《暗店街》失憶的私家偵探對記憶的尋找，《萬壽寺》的王二也在唐傳奇和現實的雙重世界中迷失了自我。小說的結尾很傷感，也極具寓言性。記憶恢復的王二，重新被嵌入清醒的日常生活：當一切都無可挽回地淪為真實，我的故事就要結束了。可以說，如同莫迪亞諾的記憶迷思，王小波一生都試圖以有趣和美的朦朧狂想，對抗被控制的命運記憶，對抗無聊、無趣的現實。那么，王小波的文學世界有什么呢？在《我的精神家園》，他鼓勵讀者用童心來思考問題，追求智慧和美，擺脫世俗功利的困擾，脫離宏大概念的誘惑，才能看到生命的超然與文學的意義。他想象的人文之路是這樣的：在兩條竹籬笆之中，籬笆上開滿了紫色的牽牛花，在每個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藍蜻蜓。維特根斯坦說過：凡是能夠說的，都能說清楚；對于不能說的，我們保持沉默。王小波曾因話語的壓迫，沉郁地安于沉默的大多數，當他開口說話，卻以美和想象的樹上的世界，對抗無趣無聊的現實世界。而對王小波的世界，我們能說出的，也只是一部分，他的隱秘心靈與文學理想，需要更多的發掘與考證，也需要更多的領悟與思考。只有這樣，這個逍遙在樹上的叛逆少年，才會從文學疆土的心靈之樹上爬下，悄悄走入更多讀者的心靈。
（作者為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作家出版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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