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真正的新海洋學著作
繼布羅代爾之后，地中海研究的又一扛鼎之作
全面梳理3000年古代和中世紀地中海世界社會經濟史，重塑前現代歐洲
重構地中海歷史發展新范式，引領地中海研究的新風向
地中海是世界古代文明的重要發祥地，而在古希臘，海洋一度被柏拉圖等哲學家視為“又咸又苦的鄰居”、滋生罪惡的“墮落”之地。本書作者霍登和珀塞爾反其義而用之，在書中強調海上聯系對于構建地中海社會至關重要的作用。
《墮落之海》力圖從微觀生態（microecologies）視角講述地中海及其沿岸地區3000余年的人類生活史，重新梳理和評價地中海世界社會史和經濟史的各個層面，其結論顛覆了人類學、農學和地理學中人們長期秉承的許多習以為常的觀念。兩位作者從人與自然環境互動的角度重構了地中海的形象，修正了布羅代爾將地理狀況視為歷史發展決定性因素的觀點，并闡明地中海歷史發展的流動性（mobility）、連通性（connectivity）和非中心化（decentring）特征。
《墮落之海》是繼布羅代爾之后再度將該地中海作為一個整體并采取長時段分析的扛鼎之作。它視野更為廣闊，涵蓋從史前時代到近代早期地中海的歷史，基于豐富的文獻詳盡論述了我們所能想到的任何主題。
-------------
全球史譯叢（見識城邦出品）：
01：全球史是什么[德]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著
02：墮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英]佩里格林·霍登（Peregrine Horden）[英]尼古拉斯·珀塞爾（Nicholas Purcell）著
03：19世紀大轉型[德]安德烈·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著
04：萬國一邦：美國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美]托馬斯·本德(Thomas Bender) 著
05：公司與將軍：荷蘭人與幕府時代日本的相遇[英]亞當·克盧洛（Adam Clulow）著
06：近代早期世界的全球互動（1400—1800年）[美]查理斯·帕克（Charles Parker）著
07：蚊子帝國：1620—1914年間加勒比地區的生態戰爭[美]J. R. 麥克尼爾（J. R. McNeill）著
08：中間地帶：大湖區的印第安人、帝國和共和國（1650—1815年）[美]理查德?懷特（Richard White）著
09：美國憲法的全球史（1776—1989年）[美]喬治·A．比利亞斯（George Athan Billias）著
10：現代世界的誕生（1780—1914年）[英]C. A. 貝利（C. A. Bayly）著
11：交換之物：荷蘭黃金時代的商業、醫學與科學[美]柯浩德（Harold J. Cook）著
12：鳥糞與太平洋世界的開啟：全球生態史[美]格里高利·庫什曼（Gregory T. Cushman）著
13：氣候變化與全球史[美]約翰·L. 布魯克（John L. Brooke）著
14：大轉型：中世紀晚期世界的氣候、疾病與社會[英]布魯斯·M. S. 坎貝爾（Bruce M. S. Campbell）著
一、“全球史譯叢”總序
全球史（global history）也稱“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20世紀下半葉興起于美國，起初只是在歷史教育改革中出現的一門從新角度講述世界史的課程，之后演變為一種編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論，近年來已發展成為一個新的史學流派。
一般認為，1963 年麥克尼爾出版《西方的興起》一書是全球史誕生的標志。40 多年來，全球史在西方史學界蓬勃發展。在美國，2000年全美已有59％的公立大學開設了全球史課程，5 年后又提高了10個百分點；加利福尼亞州政府甚至以法律形式要求所有中學講授全球史。在加拿大，全國26 所研究型大學中已有14 所開設了名為“全球史導論”的研究生課程；2005年有些大學把全球史列入了本科生教學計劃；在不列顛哥倫比亞和魁北克兩省，75％以上的中小學校開設了全球史課程。在德國，世界史教育已有上百年歷史，但近來出現了有關如何講授世界史問題的熱烈討論，不少教師和學者主張用“全球史觀”改造乃至取代傳統的世界史教育體系；2005年在德國召開的“ 歐洲全球史學大會”更把這一討論推向高潮，年輕一代史學家多數是全球史的積極擁護者。在意大利，2001年全球史課程進入中學；在2002年意大利歷史學家大會上，雖然仍有許多史學家堅持認為世界歷史只能是國別史和地區史的總和，不可能存在全球一體的歷史，但同時他們也承認，進行國別史和地區史研究也應該具有全球視野。在哥倫比亞，雖然全球史尚未列入正式課程，但全球史的理念和方法已被史學界廣泛接受；許多歷史學家主張，由于拉丁美洲的歷史與印第安人的歷史，
與歐洲史、非洲史以及其他許多民族和地區的歷史都有密切關系，因此應當將拉美各國、各個地區的歷史放在全球史的宏觀背景之下重新進行審視和描述。全球史的魅力在于其學術取向，也即“把全球化歷史化，把歷史學全球化”。
所謂“把全球化歷史化”，是要追溯全球化的發展歷程。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使得人們，首先是西方人，越來越熱切地想要了解世界一體化的起源與過程，這種熱切的要求促使史學家從一體化的角度對世界歷史進行新的觀察與思考。西方國家的學校課程設置一向注重適應和滿足社會需求，因此全球史首先被當作“ 教學內容”，然后才逐漸發展為一個學術研究領域。這個過程就表明，全球史是時代和社會需求的產物。
所謂“把歷史學全球化”，體現了全球史的學術立場。如果說歷史學家追溯全球化的發展歷程是由于時代的使命和社會的要求，那么怎樣追溯這一歷程則是當代學術思潮決定的。后現代主義思潮構成了全球史產生的*重要的學術背景。后現代主義從批判現代社會的弊端出發，顛覆了現代主義“神話”，進而對以解釋“ 現代主義神話”為己任的西方人文社會學科進行反思。深受后現代主義影響的全球史學者指出，當前學術的任務不是“解釋”，而是“重新理解和認識”人類歷史；因為“ 解釋”是從既定的理論框架出發，戴著有色眼鏡來看歷史，而“ 重新理解和認識”則意味著突破舊框架，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西方人類學家對文化因素的高度重視和平等對待異質文化的主張對全球史學者也有重要影響。近半個世紀以來，東西方之間學術交流擴大，西方學者對非西方世界歷史文化的認識明顯加深，這為他們破除成見、將非西方歷史文化納入研究視野提供了條件。基于以上背景，全球史學者將自己的學術任務確定為：在闡述全球史的同時，建立“全球普適性的歷史話語系統”，“使歷史學本身全球化”。
經過40 余年努力，全球史在以下四個方面獲得了令人矚目的突破和進展。
第一，否定了“ 國家本位”，以“ 社會空間”而不是“ 國家”作為審視歷史的基本單元。現代人文社會學科形成于19 世紀的德國，當時的德國內憂外患，內部四分五裂，外部強敵環伺，在這種形勢下，增進民族認同、促進國家統一就成為包括歷史學在內的人文社會學科的使命之一。同時，當時德國盛行科學崇拜，歷史學也追求“ 絕對客觀”，主張“ 讓史料自己說話”，檔案特別是國家檔案成為描述歷史的唯一可靠依據。這樣的結果就是，歷史學剛一問世即成為以國家為本位的政治史學。后來先后出現的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國際關系史等歷史學分支學科，同樣都以國家作為基本分析單元。
在西方史學中，*早突破“ 國家本位”的是20 世紀七八十年代興起于意大利的“微觀史學”。“微觀派”認為，人們的日常生活是*值得關注的研究對象，而與日常生活關系*密切的并非國家，而是一個個具有內聚力的生活圈子，這個生活圈子就是“ 社會空間”。全球史接受了“ 社會空間”概念，但將其從微觀放大到宏觀。全球史學者認為，在描述人類歷史進程時，以國家為單元存在兩個明顯缺陷：一是物種（包括農作物、動物等等）傳播、疾病蔓延、氣候變化等等“ 超越國家”的現象被忽略，而這些現象對全球歷史發展曾經產生過重要影響；二是每個社會都是全球的組成部分，但每個社會都不是孤立存在，社會與社會之間互為發展條件，相互之間的競爭、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對比關系都是推動全球發展的重要動力，但是由于這些動力不發生在國家政治框架之內，因而長期被忽視。全球史學者認為，世界歷史的基本敘述單元應該是具有相互依存關系的“社會空間”，這個“社會空間”可能覆蓋一個局部地區，也可能覆蓋整塊大陸、整個大洋、半球，乃至全球。
第二，關注大范圍、長時段的整體運動，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全球史學者認為，社會空間是因不同原因、以不同方式、不斷進行重組的統一體；決定其統一性的因素既可能是自然地理環境，也可能是人類自身的組織行為；無論由哪種因素決定，“社會空間”的不斷重組都使世界日益成為一個彼此密切關聯的人類生存空間。基于這一認識，全球史學者的視野空前開闊，他們所關注的不僅是跨越國家和種族的經濟互動、技術轉移和帝國擴張，而且包括影響各個文明之間互動的自然環境變化、移民潮流、疾病傳播、觀念和信仰的演變等等，許多被傳統史學研究所忽略的重要現象因而被揭示出來。在公元600 年以后的上千年時間里將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印度尼西亞甚至東非等文明區連為一體的“環印度洋網絡”，以及從生態變化和物種交流角度重估地理大發現意義的“哥倫布交流說”，就是由全球史學者提出并震動世界史壇的“新發現”和新見解。
第三，重估人類活動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在西方史學史上，20世紀是科學化的世紀，強調客觀社會結構對社會發展的決定性作用，認為人類主觀行為在社會結構的“鐵律”面前無能為力。布羅代爾高度宏觀的“大結構、大過程、大比較”敘事是結構主義史學的代表，而后現代主義總體而言是反對結構主義的，認為所有結構框架都是啟蒙運動以來理性主義話語系統編織的神話，是約束人類行動、剝奪人類選擇權的欺人之談。全球史學者雖然深受后現代主義影響，但他們并未徹底否定“結構說”，而是對這一理論進行豐富和補充。比如關于地理大發現，全球史學者指出，由于歐洲殖民者帶來的病毒造成印第安人大量死亡，而殖民者從非洲販來充當勞動力的黑人奴隸具有適應熱帶氣候的天然優勢，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歐洲殖民者對美洲的征服獲得了成功，而由于歐洲殖民者成功地征服了美洲，玉米、馬鈴薯等美洲作物品種才能在世界各地廣泛種植，從而造成全球的糧食產量和人口數量顯著增加；由此可見，地理大發現之后的全球巨變并不是社會經濟結構運動的必然結果。但是全球史學者也提出，社會經濟結構運動也并非對這一歷史巨變毫無影響，因為地理大發現畢竟始于哥倫布等人的冒險遠航，而這些人之所以冒險遠航，也是由于各種利益和愿望驅動，是當時歐洲的社會經濟條件決定的。由此全球史學者得出結論：人類活動雖然具有多向性，雖然有著選擇的余地，但選擇并非憑空進行，也不是絕對自由的，而是由既定條件決定的；因此，既不能認為社會經濟結構決定一切，也不能忽視社會經濟條件的決定作用，而應當把自然生態變化、人類主觀活動以及自由選擇余地等等因素與社會經濟結構放在一起，綜合考慮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從而避免片面性。
第四，從學理上破除“歐洲中心論”。對“歐洲中心論”的批評由來已久，既包括意識形態層面的批判，也包括在學術實踐層面上對非西方世界給予更多關注。但這樣是否就意味著擺脫了“ 歐洲中心論”呢? 自20 世紀末以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對此表示懷疑。他們認為，僅僅宣稱抵制西方立場，或僅僅在歷史著述中增加非西方世界的比重，并不能真正超越“ 歐洲中心論”；因為“ 歐洲中心論”本質上是學術話語權的問題，是現代話語系統的一種表現形式；只要無法改變歐洲國家在當代世界的強勢地位，只要資本、市場、帝國等等一系列與現代性相關的概念依然是歐洲乃至全世界知識界感知、解釋和評價世界的基本出發點，那么就不可能徹底擺脫“ 歐洲中心論”。所以美國學者迪佩什· 查克拉巴蒂悲觀地預言，既然整個現代知識體系都是歐洲人確定的，并且已經被全世界所接受，那么徹底改造歷史學中的歐洲中心主義就是無法想象的。
全球史學者卻不像查克拉巴蒂那樣悲觀。作為西方學者，他們承認跳出自身的局限是很困難的，但他們并不愿意因此而無所作為。在學術實踐中，全球史學者為從學理上顛覆“ 歐洲中心論”的確做出了很多努力，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他們自覺地抵制“ 從現實反推歷史”的思辨邏輯，即反對從歐美國家處于強勢地位的現實出發，苦心孤詣地在歐洲國家內部尋找其“ 興起”原因，圍繞“ 西方有什么而東方沒有什么”的問題兜圈子，不遺余力地挖掘“ 歐洲文化的優秀傳統”，為其貼上理性、科學、民主、進取精神、宗教倫理等等光彩的標簽，直至將歐洲樹立為全球的榜樣。全球史學者通過宏觀綜合分析指出，所謂“ 歐洲興起”，只是人類歷史上特定時期的特定產物，從中挖掘“ 普世性”的“ 文化特質”只能是制造神話。二是他們自覺地突破強調社會特殊性、文化排他性、經驗地方性的史學傳統，轉而強調各社會之間發展的相關性和互動性，突出影響各個社會的共同因素，將每個地區的發展都視為更為宏大的自然與社會結構運動的一部分，淡化單一地區或國家的個性和特殊性，這樣也就淡化了歐洲國家的榜樣作用。
作為時代的產物，全球史反射出當今世界的七色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純粹學術現象透射出的明顯的政治色彩。在意大利，在21 世紀初中左派政府當政期間，全球史教育在中學和大學全面啟動，而中右派在大選中獲勝以后，全球史教育普及的趨勢戛然而止。在美國，全球史的積極鼓吹者和推動者大多屬于左翼知識分子。由于全球史試圖糾正西方人在認識人類文明史，特別是世界近代史方面存在的傲慢和偏見，帶有消解西方傳統價值觀的傾向，所以它在西方的影響力超出了史學界，乃至學術界，逐漸變成一種政治態度，以至出現“ 全球史信仰”之說。全球史略顯激進的政治傾向也導致了學術上的得與失，這是我們在評價全球史時需要注意的。作為一種建構世界歷史的新方法和新理論，全球史觀目前還不能說完全成熟，還存在明顯的理論缺陷，舉其要者，至少有兩點。其一，忽略社會內部發展的作用。雖然全球史學者承認，無論是對社會自身的發展而言，還是從推動全球發展的角度來看，各社會內部的發展即內因的作用都是重要的，但也許是考慮到前人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的緣故，他們對這一方面的關注顯然還很不夠。其二，作為深受后現代主義思潮影響的史學流派，全球史學者從解構現代主義出發，否認“ 終極真理”的存在，但是與此同時，他們又對探討自然與社會相結合的整體結構影響人類歷史的規律孜孜以求；兩者之間，豈非矛盾?
如何構建世界歷史體系，是我國史學界一個歷久不衰的話題。20世紀80 年代吳于廑先生曾經指出，對世界各地之間橫向聯系的研究不足，是我國世界史學科的薄弱環節。吳先生此說在史學界同人中得到廣泛的認同。但是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對橫向聯系的研究仍然沒有明顯起色。由此可見，借鑒全球史觀，在全球整體視野下著重審視各個地區、各個社會、各個民族和各個國家之間的橫向互動關系，這對于我國世界歷史學科的發展來說，的確是很有意義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全盤照搬全球史觀，中國學者對于人類歷史進程應該有自己獨特的理解和表達。目前世界各國的全球史學者正在共同努力搭建世界史學科平等對話的平臺，我們應當利用這種有利條件，發出我們自己的聲音。
劉新成
2006 年5 月
佩里格林·霍登（Peregrine Horden），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中世紀史教授，中世紀醫學、疾病學和慈善史研究專家。主要作品有《墮落之海》（與尼古拉斯·珀塞爾合著）、《液態大陸》（The Liquid Continent，與尼古拉斯·珀塞爾合著，2018）、《地中海史研究指南》（A Companion to Mediterranean History，與Sharon Kinoshita合著，2014）等。
尼古拉斯·珀塞爾（Nicholas Purcell），牛津大學卡姆登古代史講席教授，曾師從著名羅馬史大家布蘭特（Peter Brunt）和謝林—懷特（Nicholas Sherwin-White），長期從事羅馬社會、經濟、文化史以及羅馬城市史研究。主要作品有《墮落之海》（與佩里格林·霍登合著）、《液態大陸》（The Liquid Continent，與佩里格林·霍登合著，2018）、《都市王國》（The Kingdom of the Capitol, 2013）等。
------
譯者簡介：
呂厚量，英國愛丁堡大學古典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紀史研究室副研究員，主要從事古希臘羅馬史學領域的研究工作。代表成果有英文專著Xenophon’s Theory of Moral Education（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5），中文譯著《墮落之海》《羅馬革命》《變革與習俗》等。
“全球史譯叢”總序
致 謝
注釋說明
導言
第1 部分 “圍著一個池塘的群蛙”：關于地中海的種種觀念
第1 章 地理學的表述
第2 章 歷史學家眼中的地中海036
第2 部分 “短途運輸與確定場所”：地中海的微觀生態學
第3 章 四個范圍明確的場所
第4 章 生態環境與較大范圍的定居場所
第5 章 連通性
第3 部分 劇變與災難
第6 章 生存法則：多樣性、貯藏與再分配
第7 章 技術與農業的演變
第8 章 地中海世界中的災難
第9 章 商品與人口的流動性
第4 部分 宗教的地理特征
第10 章“ 神恩的疆域”
第5 部分 “人的博物館”？社會人類學的應用
第11 章 “時間迷霧”：人類學與延續性
第12 章 “我也留著八字胡”：人類學與地中海世界的整體性
參考文獻
索 引
新書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