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將40 年前的，我有幸受理查德·尼克松統委托訪問北京，與這個家重新建立聯系。中在亞洲歷史上居于核心地位，而20 多年來美與其一直沒有層接觸。美打開中大門的動機是為了走出越南戰爭的陣痛和冷戰的不祥陰影，給美人民展現一個和前景。時的中雖然在嚴格意義上仍是蘇聯的盟，但為了抵御來自莫斯科的攻威脅，北京也在尋求回旋空間。
此后我先后訪問中達50 多次。如同幾百年來前往中的眾多訪客一樣，我益欽佩中人民，欽佩他們的堅韌不拔、含蓄縝密、家庭意識和他們展現出的中華文化。與此同時，我終生都在從一個美人的視角反思如何締造和。我很幸運，能夠同時以官員、信
使和學者的身份探尋這兩條思路。
本書部分內容依據與中人的談話，試圖解釋中人對戰爭與和、際秩序等問題的理性思考，以及這種思考與美人更為實用的、就事論事的思維方式的關系。兩由于在歷史和文化上的差異，有時會得出迥異的結論。我并非是認同中人的觀點，讀者亦然。但我們有必要了解這些觀點，因為中將在21 世紀的世界中發揮重大作用。
自從我訪華之后，中已經成為一個經濟大和塑造政治秩序的重要力量。美贏得了冷戰，中美關系成為爭取世界和與福祉的核心要素。
盡管兩的出發點迥異，八位美統和四代中人在處理微妙的雙邊關系時卻顯示了驚人的連貫性。雙方始終盡力維護這一實質性的合作關系，使之不受歷史糾葛和各自內考慮的干擾。
這是一段復雜的歷程，因為中和美都認為自己代表獨特的價值觀。美的例外主義是傳經布道式的，認為美有義務向世界的每個角落傳播其價值觀。中的例外主義是文化性的，中不試圖改變他的信仰，不對海外推行本的現行體制。但它是中央帝的傳承者，根據其他家與中文化和政治形態的親疏程度將它們劃分為不同層次的“貢”。換言之，這是一種文化上的普世觀。
本書主要講述了自從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成立后中美兩人之間的相互交往。無論是在政府任職期間還是在離開政府之后，我一直保存著與四代中人的談話記錄，這是我寫作本書的手資料。
如果不仰賴同事和朋友的辛勤努力和大力協助，我不可能寫出這
本書。
斯凱勒·斯考滕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助手。 8 年前，耶魯大學教授約翰·加迪斯把他這位得意門生給我，我與斯凱勒就此相識。開始這個項目時，我讓他請兩個月假，暫時放下他的律師事務所工作。他答應了，并在整個過程中付出了大量精力和時間，直到一年后善始善終地完成這件事。斯凱勒承擔了大量的基礎研究工作，幫助我翻譯了中文文獻，深入揣摩了一些微妙語句的含義，還不知疲倦地幫我編輯和校對。我從未遇到過如此的研究助手，也很少有人能出其右。在我10 年來的所有活動中，斯特凡妮·榮格– 莫特都與我并肩工作，實在是我的大幸。她是棒球比賽中被稱為選手的人，既做研究，又從事編輯工作，還是我與出版商之間的主要聯系人。她幫助協調錄入工作，并在交稿期限臨時毫無保留地鼎力相助。她的魅力和外交技巧使她的貢獻更顯重要。
我的老友哈里·埃文斯30 年前編輯了《白宮歲月》，這次又不負重托，審閱了本書的全部書稿，就全書的文字和結構提出了許多極好的建議。
特里莎·阿曼泰亞和喬迪·威廉斯一遍又一遍地錄入文稿，犧牲了許多夜晚和，在后時限之前完成了任務。他們的激情、效和慧眼至關重要。
前駐華大使、中問題學者芮效儉，打開中大門時的同事、后來的駐華大使溫斯頓· 洛德和我的遺囑保管人迪克·菲茨閱讀過部分章節，并做出了睿智的評論。喬恩·范登·霍伊維爾對書中幾章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幫助。
與企鵝出版社合作是一段令人愉快的經歷。安·戈多夫隨叫隨到，眼光獨到，從不添亂，讓人樂于與之相處。布魯斯·吉福德、諾伊琳·盧卡斯和托里·克洛斯熟練地指導了本書的編輯加工。弗雷德·蔡斯后對書稿行了細致效的文字校對，以交付排版。勞拉·斯蒂克尼是本書的責任編輯，她年輕得簡直可以做我的孫女，但絲毫不畏懼我這個作者。她毫無保留地對我的政治觀點發表看法，我甚至有些盼望看到頁邊空白處她一貫銳利，偶爾甚至是尖刻的評論。
她孜孜不倦，感覺敏銳，給我幫了大忙。
對所有這些人，我深為感激。
我所引用的政府文件都已經解密一段時間了。我尤其感謝伍德羅·威爾遜際學者中心“冷戰際史項目”允許我使用俄羅斯和中文件解密檔案的大量章節�？ㄌ貓D書館慷慨地讓我使用卡特統時期美中人的許多談話記錄，里根圖書館也從他們的檔案中為我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文件。
毋庸諱言，本書的瑕疵都應歸咎于我本人。
半個世紀以來，我的妻子南希為寫作時孤獨的作者（至少本作者是這樣）提供了堅定的精神支持和智力支持。她閱讀了多數章節，并提供了無數重要的建議。
謹將《論中》獻給安妮特與奧斯卡·德拉倫塔。在他們位于蓬塔卡納的家中，我開始撰寫本書，并在那里收筆。他們的熱情好客是我們友誼的體現，這份友誼為我的生活增添了快樂與內涵。
亨利·A. 基辛格
2011 年1 月于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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