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教授曾于中國社科院跟隨錢鍾書先生治學與工作多年，二人雖無師生之名，而有師生之實，始終保持密切的來往。王水照對錢鍾書的學術、生活有深入的了解，他在宋代文學領域取得的卓越成果，亦曾受錢鍾書啟發。王水照認為錢鍾書手稿中尚有大量相關研究未及整理發表，實為學界之憾。而關于錢氏曾被誣告的經歷、學術究竟有無體系、錢鍾書與陳寅恪觀點碰撞等眾說紛紜的問題，亦以親身見聞，結合自己對學術的理解，給出了答案。本書共分四輯，涉及錢鍾書的生平曲折、為人處世、學術成就尤其是宋詩方面的成就、對錢鍾書手稿集的解讀與探討等多個領域，既有作為學界同仁對錢鍾書學術上的精辟解讀與探討，亦有作為朋友、學生角度的溫情緬懷，多有一手材料和見解，洵為研究、了解錢鍾書不可不讀的著作。
1. 相識相交三十八年，亦師亦友：王水照教授前期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跟隨錢鍾書先生治學與工作；后期分隔京滬兩地，仍不時請益，常得教言。與錢鍾書先生雖無師生之名，而有師生之實，對錢先生的學術、生活有深入的了解。
2. 以學者之心體悟“文化昆侖”，解讀“天書”般的手稿集：錢鍾書先生被譽為“文化昆侖”，他的學術成就大量保存于手稿中，博大精深，但難于著手，迄今尚未得到充分開掘，實為學界之憾。作為宋代文學領域的一流學者，王水照教授的治學之路深受錢先生啟發，也更能貼近體悟錢氏治學理路。他多年來致力錢鍾書手稿集的研究，本書即全面體現相關成果。關于錢氏學術究竟有無體系等眾說紛紜的問題，亦結合自己對學術的理解，予以闡釋。
3. 著重一手材料，多種珍貴文獻首次公開：本書共分四輯，涉及錢鍾書的生平曲折、為人處世、學術成就、手稿集的解讀與探討等多個領域，以往來書信和親身見聞、影印手稿、檔案文獻等為論述依據，對多種誤解做出有理有據的辯駁。其中如錢鍾書審稿意見原文、在日本講座內容的手稿等罕見資料照片，均系首次完整公開，當可推動進一步研究。
自序： 走進“錢學”——兼談錢鍾書與陳寅恪學術交集之意義
今年（2020年）是錢鍾書先生誕辰110周年。一位朋友在病中與我通電話，建議我把這些年來所寫的有關錢先生的文字匯輯成集，以作紀念。我十分猶豫。我和錢先生相識相交算來共有38年：前18年在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跟隨他治學和工作，承他耳提面命，不棄愚鈍，對我的成長花費不少心力，他是我學術道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后20年雖分隔京滬兩地，仍不時請益，常得教言。值此冥壽之際，理應奉上一瓣心香。然而，自審已經發表的文字，對錢先生的人生經歷了解不深，對他的學識涵養、格局眼界更尚未摸到門徑，好像一份不合格的作業，如何拿得出手？我曾經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錢鍾書與宋詩研究”，雖已結項卻未成書；打算撰作的《錢鍾書學術評傳》僅只完成第一章，真是愧對先生。但畢竟曾親炙于先生者，至今日已為數不多，我還是有向年輕學子述說自己感受的沖動，似乎也是一種責任。
本書內容大致包含錢先生其人、其事、其學三項，厘為四輯：第一輯涉及生平經歷和日常學者風范，第二輯記述與學術有關的事件，第三、四兩輯則關于“錢學”，又大致依《宋詩選注》《宋詩紀事補正》《錢鍾書手稿集》幾部著作為重點展開，尤傾力于《手稿集》的研讀，特立專輯，內容均集中在宋代文學，兼及唐代文學。為便于讀者閱讀，每篇均增設若干小標題，以醒眉目。這一設計希望能使原先零散無序的文章，略具條理性和系統性。各輯分類容有不當，錢先生的人生本來就是有學術的人生，他的學術又與生命息息相關，是不容截然分離的。
這次編集，除了文字的修訂外，我新寫了此篇《自序》《讀〈容安館札記〉拾零四則》及兩則附記，都是近年來縈繞腦際的問題。衰年作文，既力不從心，又不吐不快，只好期待讀者的“了解之同情”了。
有位年輕朋友當面對我說：“你寫的有關錢先生文章是‘仰視’，我們則認為應該用平視的視角�！蔽倚蕾p他的直率，更佩服其勇氣。我也聽懂他話外的意思：一是切勿隨意拔高，二是力求敘事真實。這確應引以為戒。我曾作過一次《記憶中的錢先生》的講座，題目是主辦方出的。這個題目，錢先生在世一定不能認可：他既反對別人研究他，又對“記憶”做過調侃：“而一到回憶時，不論是幾天還是幾十年前，是自己還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豐富得可驚可喜以至可怕�！保ā丁磳懺谌松吷稀岛汀慈�·獸·鬼〉重印本序》，《錢鍾書集》之《圍城人·獸·鬼》，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魯迅也寫過回憶性散文，就是《朝花夕拾》。他在《小引》中說：“這十篇就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與實際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現在只記得是這樣�！濒斞傅摹艾F在只記得是這樣”，不失為可以踐行的一條原則，也不算違背“修辭立其誠”的古訓吧。本書所記不少是我親見親聞，自信力求真實，即使是傳聞之事，也經過一些考查。至于“仰視”云云，則情形比較復雜。我不能花兩個星期溫一遍《十三經注疏》；不能看過宋人三百多家別集，一一做過筆記；不能讀遍明清人別集（錢基博《〈讀清人集別錄〉小序》中言：“余父子集部之學”可與錢大昕史學“后先照映”）；不能按照圖書館書架一整排一整排地海量閱讀；更不能留下多達四十幾卷的手稿集…… 僅此數端，“仰視”視角自然形成。裝作“平視”甚或“俯視”，不是太不自然了嗎？當然，不要因“仰視”而影響論析的客觀性、科學性，這是很好的提醒。
早在2006年白露節，一位研究宋代文學卓有成就的朋友給我來信，鄭重而認真地對錢先生學問提出全面質疑。信函多達四頁，暢所欲言，略無避諱，“自來與兄坦誠相見”，令我十分感動。他講了六點意見，概括起來是兩條：一是錢先生只是資料羅列，知識堆積；二是缺乏思想，更無體系，“縱觀全部著述，沒有系統”。這兩條實是互為表里、互證互釋的。我一時無力作答，延宕至今，有愧朋友切磋之道。但在我以后所寫有關錢先生的文字中，內心始終懸著這兩條，循此而與他進行討論和探索，只是沒有明言罷了。這次編集本書時，我躊躇再三，決意全文公布錢先生給我的一封論學書簡和兩份學術檔案，也是為了繼續討論和探索這兩個問題。
……
以上五例，觀點歧異，涇渭分明，都有錢先生的文字為依據（我不取耳食之言，甚至不取面談之語），表明陳、錢兩位論學旨趣的差別。錢先生也是主張“打通”的，他說過：“吾輩窮氣盡力，欲使小說、詩歌、戲劇，與哲學、歷史、社會學等為一家。參禪貴活，為學知止�！保ā墩勊囦洝返�352頁）所說五例，論韋莊、論楊貴妃入宮、論杜詩三例屬于“詩史互證”，論韓愈、論門第排斥進士科，則各與哲學、社會學有關，借用錢先生自己的話來概括其旨趣和方法，就是他在《宋詩選注·序》中的一段論述：
文學創作的真實不等于歷史考訂，因此不能機械地把考據來測驗文學作品的真實，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學作品來供給歷史的事實。歷史考據只扣住表面的跡象，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喪失了謹嚴，算不得考據，或者變成不安分、遇事生風的考據，所謂穿鑿附會；而文學創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隱藏的本質，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則它就沒有盡它的藝術的責任，拋棄了它的創造的職權�？加喼粩喽ㄒ讶唬囆g可以想象當然和測度所以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說詩歌、小說、戲劇比史書來得高明。
這是對文學研究與歷史考訂區別的說明，其精神也同樣適用于文學與哲學、文學與社會學研究。文學是“人學”，必然與各個學科發生關聯，因而，單純地從文學到文學的研究路線是不足取的，必須同時進行交叉學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須堅持文學的本位，文學始終是出發點和最終目標，堅持從文學—文化—文學的路線，不能讓其他學科代替文學研究本身，這是貫穿錢鍾書先生全部著述的一個“系統”，對當前我國古代文學研究界，更有著特別迫切的啟示作用。
序言末尾照例要表達感謝之意。除了前面所說的三位朋友外，還得提到我的學生們，費心勞力校核了全書，尤其是《錢鍾書手稿集》的校對難度頗大；他們都有“弟子服其勞”的精神，我就不一一列名了。承蒙中華書局接受本書出版，備加關注，責任編輯郭時羽女士為此書花費很多精力，克服新冠疫情期間的種種不便，一并在此表示言輕意重的謝忱。
王水照 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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